自底特律“破产”以来，城市之间为何会贫富殊途，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这其中既有着产业布局变迁的影响，又受城市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更由城市自身的政经架构所决定，其间的起伏兴衰，足以折射世界政经大势的潮起潮落。可以说，读懂了穷城市和富城市，人们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史的理解会深刻许多。
城市类型的变化来源于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劳动力和资本各自拥有的权力的变化，以及政府的规模和角色的改变。在凯恩斯主义城市出现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可以被视为原始积累型城市，即整个城市的性质都定位于创造和维持利润，城市生活条件让位于谋利或积累的需要。这类城市当然不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
凯恩斯主义的城市指的是那些资本和劳动力关系有所改变的城市。由于劳动力的组织程度更高，也更有影响力，劳动力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有改善。在维持和改进生活水准，以及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消费的组织方面，政府都扮演着更有力的干预者的角色。凯恩斯主义城市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劳动者在此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并且该类城市能稳定地供给高品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当然这已经是过去式了。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减少了对于公共支出的承诺，给予资本的权力比给予劳动的更多，而且政府支持和维系城市的公共特征的能力被削弱了。
这一方面是由西方国家产业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所决定的。随着硅谷的兴起，福特主义时代巨无霸型的大型制造业公司逐渐式微。在后福特主义城市，相对于由少数大型生产单位构成的市场，劳动力市场更像是由许多小厂商组成，劳动力打断生产进程的影响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在这些小型生产单位中，大规模的生产线技术被更加灵活的生产系统所取代，有组织的劳动力的权力也就相应地减小，其中还存在着向低工资水平或更高强度劳动的转变。劳资关系的转变也是“新自由主义”城市政府出现的背景，他们减少福利供给，对公共服务的投资也不足，且变化方向被各种形式的私有化所主导。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新技术的进步让工业变得更加自由，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动力来源，也不再依赖于熟练工。对于资本来说，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就是廉价的、便于控制和管理的劳动力。在许多老工业中心，劳动力组织非常强势，使得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也限制引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这对于资本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它们流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在美国，锈蚀带的衰落和阳光地带的兴起就是由于资本从东北部城市撤走而投向西部和南部城市。
此外，新一轮全球化所引致的产业转移也加剧了类似底特律这样老工业中心城市的衰落。在新一轮全球化之前世界有明确的分工：制造产品的工业中心和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外围地区。到了20世纪中后期，这一布局被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彻底颠覆。随着生产技术的标准化、运输方式的进步和国际资本投资环境的相对宽松，世界成为了众多现代公司而非单一国家的决策舞台。
位于老工业中心的劳动力越来越贵，而且对引进会增加劳动强度或者会减少劳动需求量的新技术更加抗拒；再加上工业生产可移动性增强，其直接后果就是工业从中心到外围的全球性转移。而净效应就是部分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和中心地区的产业空洞化。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常规制造业的生产和就业都在第三世界的城市中完成，而旧的工业中心却经历着就业的减少和经济基础的收缩。这种下降在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伯明翰等汽车城表现得十分显著，并给当地经济带来了负面的乘数效应。
与制造业中心衰落相映成趣的新一轮商业地产开发的热潮，这是由资本回报率的此消彼长所决定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跌，原因包括：劳动力短缺及由此造成的劳工阶层斗志昂扬，原材料成本上涨，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当然，各原因的具体组合形式在各国略有不同。
与此同时，流动资本的供给量却保持增长。流动资本储备量的增长则明显地体现在诸如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上。从国际层面上看，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国际金融市场化诞生，这意味着资本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转移。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欧洲赚得的美元可以经由伦敦投资到亚洲的商品生产或者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开发中去。
资本要求更高回报率，自然会投给城市商业地产，这是因为随着制造业的萎缩，服务业和金融部门要扩张，对于写字楼的需求越来越热，在国际大都市中尤其如此。商业地产之所以成为热捧的投资对象，其原因在于：它能吸收大量的资本(这一点对于需要找地方投放巨额资金的大型投资基金很有吸引力)；对它的需求旺盛；由于空间具有绝对性，其产品的稀缺价值可以得到保证，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控制更是强化了这一点。
在世界城市对政治权力和社会意义的竞争中，新城市秩序逐渐成形。中心地段商业竞争激烈，投资方式影响力越来越大，新社会群体出现。与此同时，逆工业化进程给穷人造成巨大压力，出现被经济变化边缘化的下层阶级。
那些衰落中的制造业城市也想分一杯羹。对大多数此类城市而言，中心城区的新投资就是酒店、体育场馆和其他旅游景点，市政府希望借此找到可以替代制造业的由消费导向为中心产生的税收。
但这些市区的振兴项目，如新体育场馆和酒店，并不总是成功的。对于老工业城市来说，改造废弃的中心地区一直是一项重大挑战。底特律中心的废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之一。一个新的体育娱乐区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但歌剧院、棒球场和足球场对周边的街道几乎没有影响，而且，极少有其他商业，更不用说居民，被吸引回失去发展。确实有些城市新居民被吸引回市区，但20世纪90年代多数大城市的大部分居住增长仍是发生在外围的街区、城郊附近的街区，城市中心几乎没有增长。
底特律的没落标志着上一轮工业化进程中勃兴的凯恩斯主义的、福特主义的制造业中心的没落和转型乏力。但在中国等东亚国家，似乎也有一些制造业城市经过商业资本的“置换”迎来了新的生机，这其中的奥秘又在哪里呢？
(责任编辑：DF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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