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微妙，处于动态中的不均衡状态，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既有外患又有内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国内改革的深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运行处在寻求内部改革发展与外部环境平衡，短期和长期新平衡的过程中。基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在世界经济新变局中稳住阵脚，积极防御，择机突破，为最终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目标采取主动对策，防止外部风险减缓甚至打断前行的步伐。
我国将同时处于国内改革攻坚期和国际经济变局调整期，经济下行风险仍将存在
国内深化改革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带来短期阵痛，国际形势复杂微妙，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仍将存在。
2014年，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外贸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难有大的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继续面临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干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动荡，通胀通缩压力同时存在；全球流动性泛滥下的货币政策更是面临两难的选择，所有这些使得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换挡期、转型期、创造期、拓展期、调整期、跨越期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攻坚期，存在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等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对我国经济短期会有一定不利影响。综合考虑国际国内环境，国内深化改革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带来短期阵痛，国际形势复杂微妙，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仍将存在。
宏观政策应更加具有主动性和战略性，注重在深化改革和防御外部风险、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战略之间求得平衡
宏观政策的取向，对内要注重激发改革体制机制产生新的“红利”，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期新动力，对外应注重在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政策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战略中寻求平衡。
2014年，世界经济仍将处在危机后的调整期，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刺激政策下实现恢复性增长，但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经济增速可能出现进一步放缓的趋势，但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而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急需做出调整。因此，我国宏观政策的取向，对内要注重激发改革体制机制产生新的“红利”，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期新动力，对外应注重在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政策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战略中寻求平衡，形成整体性的战略和前瞻性战略。
1。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精神，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发展红利，提升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宏观经济总体战略应以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波、拉长战略机遇期和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为主，注重激发改革体制机制产生新的“红利”，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使得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工业化、健康的城市化，综合国力迈上新的台阶。当然，这不仅仅表现在GDP的速度上，还表现在经济发展质量上。应摈弃“唯GDP论”，必要的增长速度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力度和方向的底线，但需要逐步淡化“唯GDP论”这一指标，而突出反应经济发展质量的生态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等，经济方面则突出通胀率和失业率指标。实际上，美日欧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把GDP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不需要政府做GDP计划，也不会以此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重要内容，这个指标由第三方机构发布，主要是对经济运行状况进行预测或分析。应引导媒体舆论导向和社会心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和变量，适应中国迈向经济强国需要作出的种种调整。中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当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时，增速适度下行是一种普遍规律。
总之，我们要把着眼点放在脚踏实地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上，在经济放缓时更要始终把改革创新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要抓大事议大事干大事。只有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推动国家繁荣富强，只有形成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性动力，才能使中国不致被外部环境打乱前行的步伐。
2。站在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把握国际经济变局，形成整体性战略设计和前瞻性战略选择。
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必须清醒地认识当前的经济变局仅仅是序幕，更大的、更多的、更有震撼力的变动极有可能将在近二三年内发生，如果我国战略选择失误，将导致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发展周期同时缩短。
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应从以国内为主制定战略和政策转向以争取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更大权益为重。例如货币政策，美日欧都在注水“发飙”，杠杆率比我们高得多，而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再去挤泡沫、“去杠杆”，很可能对中国不利。在全球性宽松货币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必为全球货币体系过度约束自己，为他们“买单”而付出太大代价，甚至局部发生“钱荒”。可考虑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前提下，适当采取结构性宽松和定向宽松的微调措施，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贷款的基准利率、降低存贷款差率；对中小企业、有潜在市场需求的企业和对中国长远发展起支撑作用的重大项目适当放宽贷款等，提高适应企业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
还应抓紧研究并果断采取一揽子国家战略，多方位寻求战略突破。建议当前主打5张牌：一是打贸易牌。2014年或今后更长的一个时期内，应同步推进“双边+三边+多边+重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战略，特别注重中美、中日韩、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重点发展与最大贸易伙伴的自贸区谈判，同时高举WTO的旗帜，打破美国“一体两翼”战略布局。二是打外汇储备牌，目前使用美元的外汇储备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占美元外汇储备总量的70%以上，应与美元储备占比高的国家联手，呼吁遏制美元贬值以维护共同利益。三是打黄金牌。在黄金价格降到一定地位时，中国可大批量购入黄金替代货币储备。四是打产能转移牌。特别要把加大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特别是先进的过剩产能，在适度转移中获取新的经济利益。五是打全球价值链牌。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达到世界总值的1/5以上，不仅形成了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而且形成若干配套能力强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这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一大优势，也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石，要进一步在价值链高端获得核心竞争力，然后加快在全球更为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与治理，努力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2014年世界经济格局继续调整深化，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积极参与和推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形成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加紧密的经济同盟关系，以整体力量应对当前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风险。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但却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嫉妒和种种打压。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紊乱、国际市场萎缩、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要通过加强合作，比肩而立，要形成命运共同体，以整体力量来规避传统与非传统风险，破解发展困局，促进增长。
2。与发达经济体既加强合作，又要加强战略防御，做大胆维护自身权益、性格鲜明的新型大国。
大国经济利益格局是新时期把握国际格局整体演变态势的关键，处理好与主要大国经济关系是我国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坚持竞争性共存、包容性共存、合作性共存，准确把握与主要大国的战略共同点、利益交汇点和潜在需求点，因国施策，力争实现非对称性均衡。另一方面，我们对发达国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指望美日欧发慈悲心，不再遏制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加速发展，不再实施围追堵截，不再继续那些诸如“货币注水”等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战略和策略。
3。积极推进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加强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能力。
要通过多层次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合理反映中国、亚洲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声音和诉求，提升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为中国乃至地区经济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区域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也是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面。尤其要深化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集体发声，提升话语权，缩小南北差距。另一方面，我们要更积极参与到世界银行、IMF、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建设中，积极推动在WTO框架下建立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要积极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建立健康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要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组织机构，构建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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