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新兴市场经济体股市大幅下跌、货币持续贬值，引起广泛关注。国际金融协会(IIF)监测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股市已平均下跌7.5%，其中俄罗斯、巴西股市的跌幅都接近10%，另有数据显示1月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基金净流出122亿美元。同时新兴国家本币大幅贬值，阿根廷比索月贬值22%，土耳其里拉贬值超过9%，乌克兰里夫尼亚贬值6.1%，印尼盾、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贬值幅度也都超过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股市春节后首个交易日实现开门红，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
一些分析将这次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动荡归因于美国退出QE3，显然这在时间和逻辑上具有一定因果关系。事实上，任何国家经济政策都是自利的，而且越是经济困难时刻越无法顾及他国。美国经济低迷、失业高企的2009年3月，推出QE1如此，如今退出QE也是一样。不仅美国这样，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根据自身经济实际不断调整政策。在美国经济规模全球第一、美元为世界货币、经济结构合理、竞争能力较强的背景下，其国内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这是目前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的给定外部环境。
QE3退出将从金融和实体两个层面影响新兴经济体。一是经济向好增强市场对美国经济信心，QE3的退出使美元升值和美债收益率提高，给海外美元提供了金融市场获利空间；二是美国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智能制造业发展、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发展等可持续因素，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增多将在中长期内带动新兴国家资金流动。弄清这个机理后，埋怨美国政策的当期影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如果新兴经济体不加快内部结构调整，增强经济竞争能力，不排除陷入中长期被动的可能。
同为新兴经济体，我国表现相对淡定，原因在于各国脆弱程度、经济规模和政策选择的差异。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往往导致经常账户赤字、外汇储备有限，不够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加剧国内通胀，不恰当的政策管制限制金融发展，这些都是新兴经济体脆弱的原因。此外，一国经济规模大小与其受外部政策影响大小反向相关。按照IMF估计，2013年巴西、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印尼、乌克兰七国GDP仅为中国的94%，其中土耳其经济总量不足中国的10%，经常项目逆差总额却超过600亿美元，其1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远远无法偿还1250亿美元的短期外债。显然，同样规模的资本外流对不同国家影响不同，这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表现差异的原因之一。金融开放程度与本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目前中国没有完全放开资本管制，受美联储政策和海外资本流动的影响较小，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过早地放开了资本管制，无法隔离资本流动的冲击。
相比而言，我国虽有诸多优势，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前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廉价资本，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结构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在既有发展模式亟待转变情况下，当资金外逃、流动性趋紧时，经济增长面临困难。要避免我国出现流动性趋紧、资金撤出等问题，既要加强对QE退出短期影响的跟踪和应对，又要加快政策调整，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部署落到实处，用投资机会和利润空间引导国际资本走向，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根据资本流出情况适时通过多种工具实施流动性管理，特别要应对好季末等关键时点的流动性紧张，化解外部因素冲击。在管理好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货币投向的结构管控，防止资金进一步向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集中，加剧泡沫风险。继续实施有限度的资本管制，防止投机资本大规模炒作。
二是加快资本市场改革，营造公平开放的金融环境，扩大证券业对内对外开放，支持保险资金、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进入证券行业，形成国有和民营、内资与外资并存的多元化公平竞争格局和优胜劣汰机制，增加我国金融领域的投资机会，防止资本短期内大幅波动。
三是加快商谈双边自贸协议，适时加入TPP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改善投资贸易环境，降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成本，从贸易投资角度为国际资本创造稳定预期，防止资金大规模流出。
四是发挥价格机制配置生产要素的作用，用市场力量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重大基础科技研发，建立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严格限定政府定价范围，让价格真正反映要素稀缺程度，改善出口商品结构。
五是加快本币互换和人民币贸易结算，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扩大QFII规模。QE政策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使美元信任度有所降低，人民币应及时补位，增加新兴经济体对人民币的了解、使用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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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群 用投资机会和利润空间引导国际资本走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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