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在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未来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失调，才是中国发展的大障碍。
他表示，第一是说从政策上讲，计划生育政策是个国策，但计划生育不等于一胎，我们事实上过去我们也不是一胎，按条件按政策只能生一胎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很大的一个，最大的一部分应该差不多一半的人，其实符合生育一胎半，还有甚至有两三个，甚至有特别小的是三胎，这是一个需要大家，第二就是说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必然的，社会发展有个阶段，他必然要下降，你别以为放开了他就一定要生，就是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的下降速度其实比我们还快。
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网：现在人口的问题，放开单独二胎您怎么看待？
蔡昉：这不是挺好的一步嘛，就是三中全会讲逐步调整，完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政策，就不是这一步我理解，但是这一步虽然小，总体效果不会特也大，但是也就恰好他比较稳，决策者会有一些信心，第二步就比较快。
凤凰网：下一步可能就会全面完善。
蔡昉：普遍二胎，我希望第一步当然稳是好事，就可以管一管，不像过去那么多年。
凤凰网：其实现在计划生育部门对这个还是不太想放开这个事情，因为有自己的利益在里边。
蔡昉：我倒不觉得，应该说这个利益其实不是特别厉害，还是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职能，因为这里不涉及大的机构变动，因为机构变动在先，和我调整政策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主要的问题还是有担心，现在不是说会生特别多，但是会担心就说会不会有一个集中，挤压在一块。
凤凰网：一个时间段。
蔡昉：对，这里头其实你问两个问题，就是说第一，集中到底有多少，这个可能又不能假设，因为你事先没法知道符合条件人的生育意愿到底多强，不知道这点，但是有各种各样，但是不是现实的，所以大家都只是估计而已，但是在最大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会造成什么难题，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有人担心公共服务跟不上，接生啊，妇幼保健什么，但是呢，我们总的来说，我也跟一些我们的同行讲，他觉得即使在生育最集中的情况下也不会有特别担心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医疗还是挺强的。
凤凰网：一直以来中国人就是一直认为人多是个坏事，把人当成一种负担。
蔡昉：这观念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做的还不够，未来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失调，才是中国发展的大障碍。
凤凰网：现在放开计划生育，大家马上人满为患，造成各种资源紧张之类的这些东西。
蔡昉：我觉得应该宣传两个，第一是说从政策上讲，计划生育政策是个国策，但计划生育不等于一胎，我们事实上过去我们也不是一胎，按条件按政策只能生一胎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很大的一个，最大的一部分应该差不多一半的人，其实符合生育一胎半，还有甚至有两三个，甚至有特别小的是三胎，这是一个需要大家，第二就是说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必然的，社会发展有个阶段，他必然要下降，你别以为放开了他就一定要生，就是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的下降速度其实比我们还快。
凤凰网：您是否觉得即使全面放开了，中国人可能生育率也往下走。
蔡昉：其实这很低，后来发现华人社会生育率一旦下降，其实比西方下降速度要快，而且生育率还低，因为像我们的台湾香港，都是意向，新加坡就华人社会，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华人社区生育率都很低，这个不可避免，就是说既不要担心会造成挤压式的大幅度的人口增长，但是反而要担心说你放了人家不生了，你想调整人口结构的意愿达不到。
第三个应该让大家就说未来其实未来的竞争其实是人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的竞争，人力资本竞争首先要有好的人口结构，不能都是老年人，那个时候哪个国家人口相对年轻一些，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比较高一些，竞争力高一些，就是你的发展教育，把人力把人口资源变成人力资本。
凤凰网：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其实人口人力资源本来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生产要素。
蔡昉：从配置上肯定是要让他市场决定性的来配置，生育意愿这个东西略有不同。
凤凰网：这是他自由的想法。
蔡昉：对。
凤凰网：中国人口多，如何让入口数量真正转到真正的人口资源。
蔡昉：我觉得主要还是教育，教育和培训两个，因为教育是指我们新增的劳动力，他们不断的在成长出来，到受教育阶段，你要保证教育，保证教育现在我们已经做到GDP4%的平均教育支出，但是这个比重第一并不高，第二他资源配置不均等，他的教育效率是不高的，如果所有钱都花在你身上，你是会递减的，但是我资源不足，我本来是有巨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教育，但是没有得到这样一种资源，这个现在我们就看，现在人力资本是一个叫终身就终身教育，也就是说是从孩子到老。
凤凰网：孩子到老。
蔡昉：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他就提倡第一个一千天，头一千天。
凤凰网：三年。
蔡昉：对，我们中国现在也开始了，也关注了这个，就是早期的教育，其中包括他们的基本教育，这个我们农村严重的不足，普遍对他们还是说智力测验，成绩的检验，都是大大的太低了，这是我们人力资源的损失，除此之外，你知道现在劳动力市场很繁荣，农民工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工资年年涨，造成一种叫我叫它劳动力市场失灵，就是给一个信号，这个劳动力市场不需要很高的。。
凤凰网：除了刚才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就说你在制度上来说，人力资源更好的流动也是发挥它这个时间上更好资源配置的一个前提条件。
蔡昉：流动才能配置，你不流动就是一个僵硬的配置，你就没有改进消费的机会，同时你不流动不知道人力资本是有回报的，觉得首先要户籍制度改革才可能人们愿意接受教育，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该以政府的行为来补充，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我现在直接认为就是说你要有一点硬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学前教育也提到了，高中普及也提到，但是这都不过硬，真正是说你要让人们受教育不要有太高的直接费用支出，我们家庭的支出在义务教育上的比重太高。
凤凰网：其实这也是不是一种教育资源比较紧缺的一种造成，这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蔡昉：对中国来说第一不是绝对的紧缺，我们中国有钱，为什么不能够在教育上做好，第二是你在越是有限的资源，你越应该最有效的来配置，所以最有效的配置就是说把差别消除就是最有效的，就大的都提高配置效率，所以我觉得现在重要的是第一步，其实主要针对是农村，贫困家庭，也就是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这样至少没有直接费用支出的，第二，把学前教育有一段，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把它也变成义务教育，这样的话就让那些收入低一些的，我们中国人还是愿意教育的，他只不过硬约束的没有这种资源。
凤凰网：但是给人感觉义务教育阶段往往就是说如果免费教育的话，可能效率会低
蔡昉：没有，义务教育是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家都公认了，随着你教育阶段的变化，从学前到义务教育，到一般的教育，到高等教育，它的社会收益率是下降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受教育有两种社会效益，一种你自己得到了，学历帮你挣得多，你才能在工资里体现，但是你给社会带来的效益，你没有得到它，但是社会得到了，全社会得到了，生产力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提高，犯罪率降低，这个东西是国家得到了，这个叫外部性，外部性谁掏钱，公众掏钱，得出来的结论是学前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是最高的，所以就应该是让社会来买单，让政府买单，所以我觉得延长义务教育阶段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
凤凰网：就是从资源配置上，现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是不是户籍制度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改进，就从人力资源配置上，户籍制度是不是也需要改进？
蔡昉：对，因为你没有让农民工预期我是一个终身的劳动时间，我从20岁，受完了教育20来岁我可以干到至少60岁，但是你只是说你最终不会在城市待下去，你享受不了基本生活，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终身劳动时间节压缩的，压缩的结果就希望尽可能的早一点到劳动力市场，市场信号很好，然后感到40岁就完了，所以我觉得给他们均等的公共服务，良好的预期，长期的稳定的预期，然后咱们可以愿意在人生早期阶段做一些基本支出，再一个你稳定了以后他就不要天天跳槽了，因为我们劳动力的存量重要，人力资本存量还是不足的，这些也不会再，中国也没有回炉，所以要通过培训，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些培训，企业也不用培训，因为我培训完了农民工跳槽率非常高，今天在你这，明天就跑到另一个地方了，所以他愿意接受培训，企业愿意提供培训也是一个重要的，这就要求劳动力是稳定的，人是预期是成为市民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户籍制度对于人力资本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未来中国靠就是人力资本，想要生产力提高，科技创新，这都是制度的创新，靠人力资本，而且不光是最高的，人家普通工人他能够把你新的科技变成实实在在工艺上的进步、设计。
凤凰网：每个人其实代表着一种可能。
蔡昉：说穿了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未来是靠，或者有的时间是技术进步、科技创新，什么赶上第几次科技，但是所有东西都体现在人力资本。
凤凰网：就是人的创造力，人的自由，谢谢蔡教授。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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