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耳 令
编辑 | 珏 珏
这两年，在手机芯片供应商里，或许没有哪家比联发科更爱提“市占率”。
在2021年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厂商中，联发科一举跃升至第八。2022年一季度联发科在中国智能手机SoC市场中，份额更是达到四成。
根据CINNO Research的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市场智能手机SoC(系统级芯片)出货量约为7439万颗，较去年同期下滑14.4%，较去年第四季度微增0.7%。
其中，联发科市场份额约为41.2%，同比增加约7%，位居第一；高通市场份额约为35.9%，同比增加约4%，位于第二。
无论是江湖名声还是技术，联发科与高通相比都差出一大截。可是从数据上来看，联发科似乎正在找回往日风采，要开始称霸国内市场了。
如何去理解联发科的当下，势必要回溯这家企业的过往。
在“联发科”这三个字背后，牵系的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模式，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原罪。
被嫌弃的山寨精神
“你介意被称为‘山寨机之父’吗？”
2009年8月的一天下午，蔡明介走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慕名而来的学生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坐在教室的过道上听完了他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
对于这些大学生而言，“联发科”和“蔡明介”是两个陌生的字眼。吸引他们前来的，是大名鼎鼎的“山寨机”。
一年前，中国手机市场被山寨机横扫千军。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似乎是一个契机，当国际巨头开始感受到金融危机的阵阵寒意时，山寨机却在逆势崛起。
当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手机市场逛一圈，总能发现一些若干外形似曾相识的“大牌”手机，比如“NOKLA”“三新”“Motrola”或者“Song Ericsson”。
也有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品牌，什么“野马、“中华”，他们用“N卡N待”“30天超长待机”以及震耳欲聋的喇叭、夸张的外形吸引着大量购买人群。
在这些绚烂山的寨手机外表之中，藏着一个几乎共有的内核：大部分都是联发科的芯片套上的外壳。
业内当时流传的说法是，早在2007年中国内地有1亿台左右的国产手机，都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解决方案。
而当时整个国产手机的整体出货量也不过1.8亿台。
与后来惨烈的金融危机状况对比，联发科的业绩呈现出一道逆势上扬的风景线。仅2009年上半年联发科就实现了营收520.55亿新台，毛利率高达57.7%，净利润更是比去年同期暴增了77.1%。
拜联发科所赐，手机这个高门槛行业，演变成一个只要几百万元资金外加三个人(分别负责采购联发科方案、找代工工厂、销售和回款)就可以运营上路的作坊模式。
联发科带来的“Turn Key(交钥匙)”方案，更是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在技术上大大地降低了手机生产门槛。
蔡明介也因此被封上了“山寨机之父”的称号。
在他的诠释中，“山寨机之父”似乎与“计算机之父”“芯片之父”这类名号一样，蕴含着革故鼎新、改朝换代的巨大能量。
他认为“山寨”并非贬义词，尽管这个词有点Under Value(掉价)，但如果给山寨赋于一种精神，他认为是对权威的挑战和对传统观念的破除。
这套论调在中国手机制造业萌芽的早期，在那些供给严重不足的年月，也确有其站得住脚的地方。
早年中国本土手机生产商，基本以给海外巨头代工为主，外资品牌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权。即使是国产品牌手机的龙头，出货量规模与也与巨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联发科开启了“山寨时代”，珠三角地区迅速搭建起一个完整的山寨机产业链：联发科出芯片及解决方案。
方案公司或者设计公司做优化方案，做ID和结构设计电子厂则提供整合供应链生产组装，再从国包到省包到地包，层层渠道分销到消费终端。
就像永不停歇的蜂群，只要联发科这个“母体”持续充满活力，山寨产业就会勇往直前.
有相关报道曾经指出，2009年，山寨机产业链解决了珠三角100万人的就业问题，以每人背后的家庭有3名成员计算，影响面超过300万人。
这些令中外手机制造商挠头不已的山寨作坊运营商，对联发科是感激涕零。
可是在更多人眼中，“山寨机之父”和山寨产业一样，很难让人产生一种“货真价实”的认同感。
山寨手机在核心技术上难以做出创新，只能以低廉的价格蚕食正规国产品牌手机市场份额。而所谓的降低门槛，说穿了不过是“让客户失能”的一种手段。
在很多人看来，山寨机将“中国制造”的印象锁死在了“低端”上，是中国手机产业的一个污点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2009年8月那个盛夏的下午，那位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生，眼角眉梢不经意露出的鄙夷。
也可以想象，蔡明介是怎样尴尬地笑着说出：“只要公司的经营有成果，名字好不好听都无所谓。”
“联发科式”原罪
尽管多年来争议不断，但游走在舆论的漩涡中，联发科却也能一直保持屹立不倒。
在国产手机发展的前十年里，联发科稳稳地站在了巅峰。而更大的危机，恰好就酝酿在这个十年里。
2007年，乔布斯带着一部iPhone横空出世，一种崭新的全屏触控交互方式和后续出现的APP商店开启了智能手机的时代。
到了2009年以后，触控开始成为主流。敏锐的山寨手机厂商们并不打算放过这个商机，可是当他们准备开始着手研发山寨智能手机时，才发现，已经没有了技术支持。
联发科的停滞不前让山寨手机的更新速度慢了下来，再加上大品牌和小米这类新生品牌渗入低端市场，将智能手机的价格降到了等同于山寨机的成本价。
山寨机仅有的价格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缺乏研发能力的山寨机作坊，一时间被杀得措手不及。
而他们所依仗的“母体”，此时也正在计划着逃出这座山寨的围城。
2011年，联发科推出了自己智能手机芯片。性价比依然是“联发科出品”的核心标志。许多千元机、百元机都将联发科芯片当成了主流选择，比如799元的红米便。
一些不愿交“高通税”的品牌厂商，比如vivo、OPPO、魅族用的也都是联发科芯片。
联发科并不满足于低端机市场，矢志冲击高端领域，并且时刻盘算着要跟高通掰掰手腕。不仅陆续推出四核八核处理器，在2016年还发布了全球第一款十核处理器X20。
但这款十核全开就会严重发热的处理器，也留下了“一核有难，九核观看”的业界佳话。
联发科奋力挤进了全球拥有独立研发或制造芯片能力的厂商TOP5，和高通、苹果、三星、海思齐聚一堂。
可是在接下来的市场竞争中，联发科的mtk处理器在与其他的品牌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高通骁龙的芯片，苹果的独立芯片、华为的自主麒麟芯片依然是当时大多数人的选择。
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蔡明介开始为联发科的发展和业绩感到头疼：这一年，联发科营收大涨，但毛利率大衰退，创下新低。
进入4G时代，联发科芯片因为不支持4G的LTE Cat．7技术被国内高端手机品牌抛弃，市值惨遭腰斩。
春节后，芯片又遇到了库存压力问题，大量高端芯片HelioX20 囤积在库房里，金额高达1、2亿美元。
此前，蔡明介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时代即将翻篇，他想要做点什么，彻底改变在智能手机市场的被动局面。
蔡明介请来台湾省运营商中华电信的前执行长、有过5G部署经验的蔡力行，担任联席CEO。并且预判出中国会先使用Sub－6频段。
2017年夏天，蔡力行成为联发科CEO，从此开启了联发科的“双蔡时代” 。联发科全面暂停4G研发，将人力和资源全部押注于5G的Sub－6频段研究。
两年后，成果落地。赶在高通865旗舰芯片发布的前一周，联发科正式发布旗下首款5G芯片“天玑1000”。
联发科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真正的高端品牌，让用户为“MTK Inside”呐喊、骄傲，让所有人都冲着联发科的芯片去买高端手机，就像人们曾经为苹果和华为所疯狂的那样。
可是天玑1000系列的出现，本质上依靠的还是联发科赖以起家的“性价比优势”。
天玑1000系列让国产千元机实现了“5G自由”，并且成功帮助联发科拿下了31％的市场份额，超越了高通。
联发科给天玑9000列出了一大堆“世界第一”，可即便如此，也没人敢碰这份晦气。将其定义的高端芯片装到入门机上，反而成了更显正确的操作。
“联发科式原罪”就像伊甸园里的秘密，洗不清，道不明。
蔡明介或许比行业里任何人都想把“山寨”这两字洗掉，可对于联发科而言，失去了性价比就等于没了立足的根基。
一日山寨终生山寨，联发科并没有掉队。但过去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如今已经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围城内外
2008年，历史剧“风雨杏黄旗”在台湾首演时，蔡明介曾特意前去看了这场表演。戏中的梁山泊好汉令他颇有感慨。
他认为，108条好汉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扶弱济貧、除暴安良，但后来被收编，改挂朝廷“顺天护国”的旗子，这无疑丧失了原有的“创业精神”。
那时的联发科，凭借着“破坏式创新”，从边缘地带开始和深圳的山寨机厂商联手打造了一段草莽神话。
联发科把手机设计与制造，从高端制造业拉倒了贩夫走卒皆能为之的低门槛行业，而杂牌军们则利用联发科提供的武器，揭竿而起、攻城略地。
2000年之后的十年是台系整机厂商最后的辉煌，联发科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创造出山寨机大市场。
时移世易，联发科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作为旧时代的残党，如何洗去身上的低端原罪，反而成为联发科当前的首要任务。
这便意味着，联发科就像108条梁山泊好汉一样，需要接受招安，改变昔日的创业精神。
可是船头调转多年，风向依然未变。主流手机厂商，几乎无人敢用联发科的芯片去做高端机和旗舰机。
即便借助着华为被制裁的机会，联发科的手机主芯片市占率登顶，却仍然难以说已经挤进庙堂，成为高端。
天玑处理器与高通的中端处理器骁龙相比，就算性能上并不落下风，但优势仍是性价比。而这一切，也都是建立在5G研发上先行一步的基础上，没有这一步，一切更是无从谈起。
再加上去年以来，联发科不断提高手机芯片的价格，引发众怒。为此，中国手机企业纷纷掉头加码高通芯片，在去年四季度，联发科手机芯片下滑至33%，较高峰时期减少了10个百分点。
中国手机企业除了在联发科和高通两家手机芯片企业之间搞平衡之外，还进一步支持中国大陆芯片企业紫光展锐。
上下游的制衡是行业永不休止的旋律，没有哪家手机企业愿意重蹈当年山寨作坊的覆辙。
联发科所面临的还有海峡两岸的抉择。随着大陆芯片设计业迅速发展，手机整机市场重心向大陆转移，台系芯片设计公司陷入愈发两难的境地。
四下高墙已筑，未来，联发科还能继续在时代更迭时弄潮吗？
一马平川的旧时代已经逝去。而旧时代的“皇冠”，似乎已经嵌入了这个古早品牌的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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