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因素，并度量它们的作用，以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与方法。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复杂，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的研究，形成了很多理论体系与学派。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Romer)，正是表彰他们对探索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贡献。
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这些关键要素积累作用的结果。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列茨与西奥多·舒尔茨试图用人力资本(技术、培训和教育)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难题。198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则通过模型证明，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斯提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与其说是技术创新导致了经济效益革命，不如说是制度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进而促成了经济增长。还有经济学家将贸易视作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亚洲奇迹”报告就将经济对贸易的开放程度作为解释东亚经济腾飞的关键变量。
自然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知识和技术则决定我们如何解决这些约束。许多经济学家强调了自然要素(水、大气、生物、阳光、土壤、矿物等)、人力资本(技术、培训和教育)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没有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尤其没有研究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将如何决定新技术的创造。诺德豪斯和罗默的贡献便在于，以市场经济与自然和知识的互相联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拓宽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
作为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创建者，罗默以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知识和技术如何驱动经济长期增长。他发表于1986年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引入知识变量，提出了第一个完全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下以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强调特殊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进而保证了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
为避免完全竞争假设模型在解释力、实用性、描述技术商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属性的局限性，罗默在1990年发表的《内生技术进步》中又提出垄断竞争下的四要素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四要素”即有形资本、非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三部门”指研究部门、中间品部门和最终品部门。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而经济增长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人力资本决定增长率，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
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在经济落后国家，投资教育和提高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促进技术进步尤其重要。政府还可采取向研究者、中间产品购买者、最终产品生产者提供补贴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进入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诺德豪斯开始从能源、环境角度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为了定量考察经济和气候变化的关系，诺德豪斯带领耶鲁大学的一个团队，运用大量资料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集成多地区经济系统、气候和地球物理系统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模型(RICE模型)和单一地区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全面综合模型(DICE Model)。这两个模型可用来分析碳排放对气候变暖的影响，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实证依据。这也使他更坚定了以渐进式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观点。因为经济和气候变化应对具有某种耦合性，所以须特别注重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诺德豪斯尤其强调利用市场经济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比如给碳排放定价。
值得一提的还有，诺德豪斯和198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46年前就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他们主张把环境污染、国防开支和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休闲、家政、社会义务劳动等经济活动。这对切实保障国民的福利，减少环境污染和城市交通堵塞，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正因为增长源泉始终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研究领域之一，经济增长理论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古老而又时髦的论题。尽管罗默和诺德豪斯无法给出确凿答案，但他们拓宽了经济增长研究的范围，为研究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我们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新的依据。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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