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改革，伴随着企业家崛起的过程。历届三中全会都曾催生出许许多多的企业家，从买瓜子的年广久，到从一个教师变身为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缔造者的马云。不过，虽然道路总是光明的，但其间也充满各种曲折。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包括马云在内的多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在中南海座谈当前经济形势，面对马云“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的呼声，李克强直言，“今天把你请来座谈，就代表着我们的信任。对民营企业家，政府不仅信任，还要依靠！”
李克强的讲话，可以从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体现。其首先赋予了非公经济全新的地位，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但体现了信任与依靠，也为民营企业扫清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阿里巴巴的商业帝国已经深入每个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看，支付宝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为阿里巴巴而做，毫不夸张地说，它在中国商业信誉的荒芜之地上，开拓出整个中国电子商务的诚信空间。而且，这不但是一个支付体系，更是一个数据体系。在交易过程中，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但可以反映每一个人的诚信，也可以反映出每一个人的需求，对国家的经济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初有人称，支付宝就是金融行业，而金融就是政治。对此，马云的回应是：“如果我不做，将对国家有害，对行业有害。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我想都不会想，会在1秒钟内把支付宝全部送给国家。”其间纠结着的民营经济的生命力，企业家的创造力，与无处不在的各种玻璃天花板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新气象，马云预期可获的空间也变得更大。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意味着，未来将会出现更多家民营银行，而阿里金融也很可能依托支付宝占有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但是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则，也是金融市场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唯一可行的路径。过去，我们的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不是配置，而是分配，是按照“系统位置”、“行政地位”进行轻重缓急的分配。但是，基于行政体系内部人控制的弊端，以及官员的追求GDP的“私利”，这种配置注定是低效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试想一下，要在1982年决定一笔投资，是让时为壮年的乔布斯来做好，还是让时为州长的克林顿来做好？
不可否认，在当下的中国，还存在条块分隔的情况之下的市场碎片化；存在许多妨碍竞争的垄断行为，行政干预行为。随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政府简政放权，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取消行政审批，这些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此次三中全会还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这就意味着，随着非公经济的地位提升，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马云的阿里帝国不但可以走得更好，更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政策下，还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用非公经济的效率、企业家的才能，帮助国有资产的增值与发展。
显然，这既是马云的机会，也是整个中国的机会。不过，马云也许还需要更多。2011年马云所遭遇的风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由于此前在国内人民币风险投资不发达，通过VIE结构，能够使国内互联网企业完成融资和海外上市。可以说，作为一种制度创新VIE架构将中国互联网与世界接轨，但也正因为这个架构，使支付宝遭遇到合法性的问题，最终为此，马云也付出了惨痛的信誉代价。制度的作用就是带来预期，包括对契约的稳定预期，对未来外部环境的稳定预期。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商业帝国而言，需要的是更长期、更稳定、更开放、更有保障的制度预期。反过来说，对马云而言，这些全部期望都凝结在“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当中。
(责任编辑：DF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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