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一汽：瘸腿的巨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割不清 合资成权力寻租地
长春这座北方重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视为中国重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摇篮城市。发源于这里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汽车集团前身，以下简称“一汽集团”)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无数个第一次，也一度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骄傲。尽管“共和国长子”这个称号最初是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于1950年对哈尔滨为建设新中国所做出贡献而给予的称赞，但一汽集团逐渐也开始以“长子”自居，如今俨然成了一汽集团的“别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于长子的期望一直是厚重的。只不过，在寄予厚望、给予支持和细心栽培之后，长子也并不一定就能成器。就目前的中国汽车工业来看，一汽集团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
在目前四大国有汽车集团中，一汽集团近年来曝出的高管经济问题不绝于耳。加上臃肿复杂的内部架构和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一汽集团一直没有实现整体上市的工作目标。有业内评论指出，这位大腹便便、占据长春市近半城区的中国汽车工业“长子”，除了延续原有市场经济体制下擅长的面子工程作风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似乎就没有清醒过。
值得肯定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汽在解放与红旗两个项目上的努力，的确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国有企业改革等因素影响，一汽集团如今在汽车行业中只能凭借合资品牌的销量与利润来装扮门脸。在市场逐步开放的今天，这位刚刚踏入下一个甲子年的“长子”面临的问题复杂且棘手。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同为国有汽车集团阵营中的长安汽车、上海汽车，还是民营自主的吉利、奇瑞、比亚迪，都将一汽集团旗下的奔腾、红旗、夏利等自主品牌远远甩在了身后。
反腐进行时
新一轮的反腐风暴正席卷汽车界，“共和国长子”一汽集团再次成了风暴中的引爆点。8月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中央巡视组发现的问题线索，吉林检察机关对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李武、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迪销售事业部副总经理周纯涉嫌严重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对于两人被立案调查的原因，时代周报记者联系了一汽-大众与一汽集团有关部门，两者均对此表示“并不知详情”。三天后中纪委再次公布消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安德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四天之内三名高管被调查，尽管目前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但是据接近一汽内部知情人士透露，这或许与此前2012年曝出的静国松案件有所牵连，而伴随着原一汽集团副总经理安德武的被调查，业内普遍认为一汽集团内部出现窝案的可能性较高。对此，一汽内部显得更加谨慎，有关一汽目前情况的正式采访均未被一汽集团接受。
随即9月初，一汽集团公布内部自查结果，针对集团内部多位高管作出处罚，原因是在国外开会期间存在公款旅游等问题。一汽-大众公司总经理张丕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汽-大众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钟立秋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企业行政岗级降级处分；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王兵因违规占用公车和公产房，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企业行政岗级降级处分；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刚因违规使用公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此举被业内普遍认为是一汽集团应中央巡视组调查的后继自查工作的延续，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一汽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扫清内部的障碍。
作为一汽集团的“当家花旦”，一汽-大众被“高度关注”并不是第一次。2011年11月底，一汽集团由于旗下的地产业务和4S渠道拓展不断被曝出权力寻租弊案，开始被国家审计署所关注。
2012年，原一汽-大众副总经理静国松因内部处理买断车资源问题被吉林省纪检部门带走调查，结果显示其涉案金额约3000万元人民币，其间另一名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大客户负责人跳楼自杀。随后由于涉案高管被调查，手中无法执行的经销商拓展项目等拖延被经销商维权向媒体曝出一汽-大众高管层通过相关4S店渠道洗钱等问题。
尽管2013年恰逢一汽集团建厂60周年，但是伴随经济案件的深入，原一汽-大众副总经济师周勇江、原一汽-大众销售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石涛因涉嫌经济问题被调查。
因此，根据案情发展来看，今年的三名高管(包括两名退休高管)被调查的主要原因是此前案件延续的可能性较高。而最近被曝出已经被调查的一汽集团副总经理安德武，由于是已知涉案职位最高，被业界解读为很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窝案。
根据接近一汽内部人士表示，一汽集团内部被中央巡视组通报的高管实际上达到了50余名，公布的3名只是目前情况比较明晰的，相关调查工作还在继续。
合资成滋生腐败温床
作为一汽集团旗下最赚钱的企业，一汽-大众一直是一汽集团内部从上至下都想进入的首选企业。今年刚刚毕业的某211高校毕业生小刘在网上咨询一汽集团内部员工求职意见，多数一汽员工给出的首选去处皆为一汽-大众。早在2012年，网上就曝出一汽-大众基层员工的年终奖达到40个月的工资水平，但随后该消息被一汽-大众官方否认。
从官方近期公布的销售数据也可以看出一汽-大众在一汽集团内表现的一枝独秀。今年8月份一汽-大众月销量为144688辆，市场份额高达10.5%。其中，大众品牌车型销量为104073辆，奥迪则继续领衔国内豪华汽车品牌，单月销量达40615辆。
累计销量方面，一汽-大众今年前8个月销量突破百万辆大关，1139556辆的成绩(大众品牌831978辆，奥迪品牌307578辆)领跑一汽集团各乘用车品牌；市场份额方面，一汽-大众同样以10.3%的市场占有率高居行业第一位。
一汽-大众如今作为一汽集团的主要赢利点，其在集团内部地位很高。据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包括去年一汽集团建厂60周年庆典的相关开支都是由一汽-大众负责支出。虽然该消息并未得到相关企业的证实，但是根据参与庆典的人士透露，尽管活动主题为一汽集团建厂60周年庆，参观主题也以一汽解放、一汽轿车、一汽技术中心、红旗博物馆等一汽自主企业为主，但是活动全程负责接待的人员皆为一汽-大众旗下公关公司工作人员。
“不仅是基层工作人员，一汽集团内部一些中高层也很想进入一汽-大众工作，一来可以学习大众在管理上的先进经验，二来在履历上镀金，更重要的是一汽-大众的盈利能力所带来的收入。”接近一汽集团内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有分析指出，一汽集团内部缺乏监管的构架，加上高额的利润，导致了内部极易滋生腐败现象，“既然能够巧立名目给员工发钱，同样中高层也能巧立名目搞权力寻租给自己捞钱了。”
事实上，一汽-大众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没有进行改革之前，一汽-大众经销商盈利能力低下，2007年时经销商在新车销售过程中90%都是亏损状态。广东地区一汽-大众某老牌经销商市场经理刘女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只有老捷达性价比高，多数用户都是来买老捷达，像定价过高的迈腾几乎无人问津，而老捷达产品零配件价格便宜，在市面上随处可买，“消费者购买之后几乎不会回店保养，经销商的盈利很难得到保障，如果我们不是经销商集团早就关门大吉了。”
“当时一汽-大众的商务政策也不灵活，一汽-大众销售返点只有4%-5%，丰田品牌可以达到8%-9%。我们卖捷达返点却只有3%-4%，卖一辆的利润扣除税费后几乎无钱可赚，销售人员更愿意去卖丰田品牌的车。”刘女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随着近几年一批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推出市场，加上针对经销商盈利低下，一汽-大众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经营环境的改善促使经销商卖车更积极也推动了一汽-大众的销量逐渐上涨。一汽-大众经销商赚得盆满钵满，有消息称一汽-大众经销商盈利水平接近100%。
然而，一汽-大众在品牌力和产品力逐渐上升之后，在经销商政策方面依旧霸道。曾担任过一汽-大众经销商的职业经理人李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些商务政策有着明显的不合理，例如即便在相同经销商集团之下，经销商也不能跨区域调车出售，零配件必须由企业指定的供应商，“即便我们找到更好的也不予考虑，一旦被企业发现将面临高额罚款”。
“正是这样的垄断政策，给一汽-大众内部出现权力寻租提供了环境。”李先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虽然在改革之后，一汽-大众在营销与推广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受一汽内部某些偏行政化的行事风格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一汽-大众高管出现权力寻租并不令人奇怪。”
有业内评论指出，一汽-大众只是在营销和经销商管理层面作出了改进，其企业构成依然保持着一汽集团原有的缺乏监管的构架，一汽集团接连曝出的高管经济问题，进一步凸显了一汽集团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当中的窘境。自主发展举步维艰，而资本盈利所倚重的合资品牌又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这也是此次中央巡视组首先调查的高管都是正在或者曾经在一汽-大众企业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原因。
自主困局
相比被集中曝光的贪腐问题，一汽集团自身合资与自主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则像是一个长期未能得到治愈的伤口，让这个“共和国长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瘸腿的巨人。
实际上，摆在一汽轿车总经理安铁成等一汽高管面前的自主困局并非一朝一夕。红旗品牌发展市场化工作进展缓慢，上世纪80年代一度停产，2013年又高调复活，一汽集团对红旗的热衷更像是为了保证光环，而不是经营一个高端品牌。
然而从官方的角度来讲，一汽集团始终将红旗品牌视为掌上明珠，并投入巨大人力资源和资金，以振兴“国车”。
一汽集团董事长徐建一在2012年红旗品牌复活后的首次战略发布会上向媒体表示，从红旗项目启动以来，团队人员达到1600人，累计投入研发费用52亿元，十二五期间将再投入105亿元，进一步提高红旗产品的研发能力，丰富产品系列。
渠道建设方面，红旗品牌经销商的单店建店成本就高达3000万，据一汽集团内部人士透露，由于投入较大，红旗城市展厅的投资，经销商只需承担20%的资金，剩下80%的投资是由一汽轿车销售公司承担。
一汽集团副总经理孙国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从2008年到2012年，一汽累计投入研发费用223.4亿元，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用于红旗品牌的研发。
根据以上一汽集团两位领导的言论，以及一汽近几年的官方消息粗略计算，一汽集团在自主乘用车方面的总投入接近400亿。保守估计，其中一汽集团在红旗品牌身上投入了过百亿元的资金，但是红旗的市场表现可以用糟糕来形容。从去年5月30日红旗品牌首款车型H7上市至今，至今销量不到5000辆。尽管一汽轿车在红旗推广上摆出的官车姿态和经销商展厅的高规格，但是其所传递的品牌内涵过于空洞，与时下年轻消费群体有明显的距离感，加上H7的定价甚至高过了供应技术的皇冠与奥迪车型，红旗H7在市场遇冷的结果早已被业内预料。
有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红旗品牌只是在外观和内饰细节方面进行了自主设计，其底盘与动力总成等核心技术不过是在皇冠与奥迪技术上进行的再调整。然而，既成的事实却又不禁让外界对过百亿投入的具体去向产生疑问。
奔腾品牌面临的问题和红旗十分相似，只不过套用马自达老平台技术复活的奔腾车型有过一段不错的青春期。凭借从马自达6继承下来的相关技术，奔腾B70取得了月销量超过5000辆的好成绩。随着马自达品牌在华发展遭遇困境，新车更迭过慢，马自达6价格下探之后，奔腾品牌优势荡然无存。
数据显示，从2011年开始，一汽轿车业绩呈现下滑态势，自主品牌奔腾和欧朗深陷泥淖困境。到2012年，一汽轿车净利润亏损7.5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48.87%。在换帅之后，一汽轿车销量开始有所缓慢回升，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一汽轿车合计销量为96654辆，同比增长1.47%，这主要得益于一汽首款SUV车型X80的成功推出。
与一汽轿车同样作为上市公司的一汽夏利，其表现是否良好是直接关系到一汽整体上市顺利与否的关键。残酷的事实是，据一汽夏利公布的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上半年一汽夏利业绩预计亏损4-4.6亿元，相较去年同期盈利458万元，业绩或将下滑8831%至10140%之间，下滑幅度达百倍。
一汽夏利如今的局面除了与其自身产品定位的微型车市场早已大幅萎缩有关之外，其领导人在企业遭遇危机时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于2006年至2013年任一汽夏利总经理的王刚(因违规使用公车而被警告处分的现任一汽集团总经理助理)，自上任以来并未给一汽夏利带来质的变化。有一汽夏利经销商总经理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王刚在任期间一汽夏利给予经销商的支持很少，每年表示要推新品，“结果一款也没有”。
“现在田聪明回归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很受经销商认可。但或许受合资品牌营销影响，听说将于年底推出的SUV产品的价格会达到12万，这对于一汽夏利品牌的产品而言，溢价有些过高了。”上述经销商老总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显然，一汽夏利新领导希望通过一款具有消费者偏爱属性的SUV产品来提振一汽夏利的品牌力。对此，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消费事业部副部长顾洪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研究结果看，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力，产品力的重要性要占到70%多。“未来市场表现的好坏，产品力是最重要的基础，其次才是品牌、渠道、营销方式等。”而这，正是一汽集团应对自主困局的正解所在。
记者手记：61岁的非现代化企业
在一汽集团建厂60周年庆典期间，时代周报记者曾询问一汽技术研发中心相关领导，为何一汽自主研发的欧朗品牌推出之后并未获得市场认可。该领导表示欧朗的产品力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欧朗还没有找到符合自己定位的消费群体。
对此，有接近一汽内部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一汽内部有一些结构上的脱节，比如说产品规划并不是技术中心来做，当一汽领导想要推出一款产品时，这个产品多少钱，卖给谁，都是集团规划部或一汽轿车来执行，做好规划之后再交给一汽技术中心来设计、开模、控制成本等，当产品推出市场表现不好之后，就很难说清楚是谁该负责的事，因为参与其中的并不是单一的责任主体，分不清责任之后，最后往往不了了之，各个主体都没有从根本上去分析为什么失败的问题，这是一汽自主发展原地踏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一汽集团具有61年历史，但是其向现代化企业转型却不过几年时间。而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不分所导致的权责不明的各种资源重复、浪费以及产品策略失误等困境，则是这位“共和国长子”自主发展始终不如长安、上汽等后起之辈的根本所在。
实际上，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当时的主任李荣融就提出了中央企业2006年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直到李荣融2010年退休，一汽集团还是没有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行业部主任研究员王冀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一汽集团现在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主要还是一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企业制度。“2013年4月徐建一才正式成为一汽集团董事长，才有了看起来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初步分离。”
(责任编辑：DF077)
,传一汽集团50图纸网 余名高管内部被通报：长子并不一定成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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