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钟昱赟 蕴酱子
近三年，傅高义早年关于日本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又被系统整理出版，他在中文世界的学者面貌清晰了几分。另外，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和我们分享了他与傅高义的交往。
12月21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布讣告，著名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岁。
消息传出，不少和他近期有联系的学人纷纷表示震惊。12月1日，傅高义还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视频研讨会上谈中美关系走势。傅高义之子、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格尔（Steven Vogel）在Twitter上证实，傅高义在一周前仍完全健康，他是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感染并发症而突然离世。
美国《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欧逸文（Evan Osnos）、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主持人田薇、哈佛大学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执行主任藤平新树等媒体人、学者发文悼念，称傅高义是亚洲研究学术界的巨人，他不仅深入参与过中国、日本、美国的国际事务，也留下了许多影响力巨大的著述。
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表示，他的专著《日本第一》是三十年来美国人认识日本经济的必备参考。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在官方账号中称，傅高义是中国问题的杰出学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人民的互相理解。
「结缘东亚」
1930年7月，傅高义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卫斯理大学毕业后，他前往哈佛大学就读社会学博士。虽然日后成为东亚研究权威，但傅高义博士期间的课题是美国社会的家庭问题。当时的他，对东亚社会并没有什么兴趣，也未曾踏足海外。当时的论文导师、人类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告诉傅高义，要想深入认识美国社会，必须有更广阔的比较视野，他应该去一个和美国文化差别很大的国家看看。
于是，1958年，傅高义取得博士学位后，携家人前往日本东京做博士后研究，探索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经过两年多的实地调查，傅高义捕捉到日本工薪阶层在职场、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各方面的兴起，在1963年出版首部专著《日本新中产阶级》（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一举奠定了此后日本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日本新中产阶级》出版后三十年间，傅高义和妻子一直坚持对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使这部奠基性作品得到了充分的修订和更新。而他对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刻画，渐由学术转向通俗。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O.1），是傅高义在西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它记录了日本完成战后复兴、经济迈向巅峰的图景，既迎合了美国人对日本崛起的复杂情绪，也满足了当时日本民众的自豪感。
傅高义凭此书获得了更广泛的政界认知度，这个响亮的口号也从此和他如影随形。尤其是当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傅高义需要在不同场合反复辩解，“日本第一”并不是指经济总量，只是他对日本发展模式优势的某种体认，例如日本有更完善的教育、医疗和治安体系，社会也较美国更加平等。
回顾傅高义的学术生涯，《日本第一》可以说是重要的转折点，他开始从单纯的社会学领域转向东亚地区的国别研究，把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亚洲“四小龙”，并越来越多地接触各国政要和经济领袖，在政策舞台上为更多人熟知。
「投身外交」
傅高义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自己的研究领域本不是国际关系，只是随着年岁渐长，有了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希望为各国人民的沟通做一点贡献。
不过，自《日本新中产阶级》起，傅高义从来不是一名书斋型学者。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身）的第二任主任，和前任费正清一样，热衷搭建国际交流活动。完成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后，他到美国耶鲁大学任教，一年后又重返哈佛。出于对中美关系前景的预测，傅高义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开始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前往香港做博士后研究。
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于封闭状态，香港便是离内地最近的信息流通站。1963年成立的香港“大学服务中心”，也就是1988年后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时大陆以外中国国情研究资料最齐全的图书馆，是冷战时期西方中国研究人员的“麦加”。傅高义和马若德、孔杰荣等人，正是中心草创时期最早的几位学者。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回忆，在同辈西方政治学者中，傅高义的中文水平几乎无疑是最高的。
傅高义的第一部中国研究专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是60年代末依托官方报刊解读中国政局的早期尝试。但傅高义后来的经历表明，广泛交游更像是他的治学风格。《邓小平时代》的访谈对象多达三百人，是一般西方学者难以触及的口述资源，傅高义承认，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公关活动的“搭桥”上。作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是第一批重新进入内地的西方社会学者。傅高义所做的新的一手调研，始终着眼国家转型的宏大问题，倾向于自上而下看问题。在撰写改革开放前线的广东时，他走访了全省超过七成的县，拜访了三十多位县级以上官员，断定广东将从“全能型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
1995-1999年，傅高义第二次担任（更名后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任民主党智囊的他发展出更多的政治触角。1997年，他一手促成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这在当时需要克服不少校园内的阻力，傅高义甚至声称要以个人名义推动此事。2000年退休那年，他一面出版了回应“日本第一”质疑的《日本还是第一吗？》，一面开始长达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写作。日本和中国，是他思考东亚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两大抓手。
告别社会学研究、教学后，他公共舞台的发言全面转向国际关系的“交流论”，2002年撰写较晚近的历史《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89》。去年出版的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则回顾了一千五百年的中日关系史。傅高义说，写这本“畅销书”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中日读者能够互相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近年中国社会出现的某些近似特征，傅高义早年关于日本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在近三年又被系统整理出版。《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样在国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此前在内地从未有中文译作，《日本第一》的上一个版本还要追溯到1980年。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褪去，傅高义外交身份下作为学者的贡献，恐怕才会有更多审视空间。
燕京书评邀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回忆了他与傅高义之间的交流。 以下为吴心伯教授口述整理：
我和傅高义教授相识于1996年5月。当时，美国国内正围绕中国的崛起展开大辩论，傅教授主持了一个由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参与的研究项目，从政治、经济、安全等角度分析美国应如何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打交道。
他们完成论文初稿后，在傅教授的带领下来中国与中方学者交换看法，在上海的研讨会安排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我有幸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并与傅教授相识。此后的20余年里，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与傅高义教授交往20余年，我对他有几点突出印象。
其一，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80年代曾到广东从事半年多的考察，研究广东的改革开放。2000年退休后，花了十年时间写成《邓小平时代》一书。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但他对前者的兴趣和投入远远超过后者。
其二，研究中国，不是从美国的经验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傅教授经常说，治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因此他特别注重研究中国如何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设计中国的制度，制定发展战略。这使得他能够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治理与发展。
其三，以平等的态度与中国学者交往。傅教授向来注意倾听中国学者的见解，虚心地交换意见，不像有些美国人那样自以为是，居高临下。
「浓厚的“人情味”」
一直以来，傅教授都强调做“人情味”的学者。这一点，我个人有深刻体会。
2018年4月，我应傅教授的邀请，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一个题为“管理上升和扩大的中美竞争”的学术报告。我记得我的演讲是在第二天，但前一天晚上，傅教授特地邀请了我，还有哈佛大学里八九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去他家开小型party。傅教授很了解中国，他知道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吃中餐；于是，他就特地为我订了波士顿当地一家很不错的中餐厅的外卖。
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边吃边聊，谈了很多中美和其他国际问题，气氛非常好。这个party是傅教授的主意，因为第二天的报告会是一个公开的正式活动，所以他希望在此之前可以有一个小范围的聚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社交形式让大家互相了解，所以说，傅教授很为我们着想。
201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60周年庆，历任主任合影，右起第二位是傅高义。
傅教授在哈佛的这些年，接待了很多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哈佛的留学生也有很多交流，好几代的中国学者都和他有密切的交往。其实，不仅是学者与学生，他还认识很多中国的外交官、政府官员，中国人脉非常广。
对于我们这样做美国研究的学者，傅教授的“人情味”对我们也有很大帮助。2006年，我在申请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需要三封推荐信，傅教授就给我写了一封。研究美国，我们不能只是从理论上去看，而是要切实地去美国和各界人士接触、交朋友。只有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们才能拿到一手的信息，这一点在学术研究上非常重要。
「深入研究、平等交流」
傅教授的背景是社会学家，他的早期中国研究，比如那本讨论中国广东改革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就对美国人了解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是他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广东做调研后才写出来的，所以非常真实。后来他写的《邓小平时代》这本书，重点就放在了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样一来，他让美国的读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了比较深入且全面的了解，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主题演讲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傅教授对中国的研究绝不是那种纯学术、学究式的，他总是通过调研、交流来反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仔细观察了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再把这个历程从他的角度展现了出来。
傅教授的这种“人情味”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和现在美国中生代、年轻一代的学者非常不一样。从这些人的个人经历来讲，他们经历的是中国崛起，把中国的强大看作是对美国的挑战，这也就导致他们总是带着研究竞争对手这样一个心态来研究中国，这跟当初傅高义教授研究中国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傅教授的学术态度，因为至少跟他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有些美国学者是完全无法沟通的，因为他们居高临下，或者对中国的偏见非常深、态度也非常强硬。但和傅教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我和他也会有不同意见，也会有争执，但他不会意气用事，始终给人一种平等的态度，会认真地聆听我的观点。
,傅高义：一个星空变装 最终活成了“外交使节”的东亚研究权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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