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布列塔尼(Brittany)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全名。她说，几周前，在她的伴侣丢掉了酒吧服务员的工作后，她开始去哈莱姆区塞勒姆联合卫理公会教堂(Salem United Methodist Church)领免费午餐。
“我每周都要去那里领两三次午餐，”她告诉《纽约邮报》。“因为是在露天场地，感觉不是那么可怕。”
塞勒姆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发放免费午餐
哈莱姆商会(Harlem chamber of commerce)的执行董事温斯顿·马杰特(Winston Majette)说，在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引发失业大潮之后，有数百名新邻居——包括演员、作家、学生、音乐人和艺术家——在那里寻求帮助，布列塔尼并非个例。
戴安娜·李(Diana Lee)是Do-Good汽车联盟的创始人，这个非政府组织原本是为了将汽车厂商和经销商团结在一起而成立的，疫情之下开始参与慈善工作。4月初，李女士带领着由五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包括两辆玛莎拉蒂）将2500磅的食物从三家目前已关闭的Pret a Manger门店运送到Bed Stuy消除饥饿运动(Bed Stuy Campaign To End Hunger)的一个赈济点。
“我觉得自己就像空降在一个战区，”李女士说。“有好几百人在街区周围排队。他们在争抢食物，如果觉得别人拿得太多，会互相大喊大叫。看到这一幕我真的很难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当我们把所有食物都卸下来的时候，75%的食物已经被拿走了。”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4月中旬表示，食品不安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相信大约有200万纽约人急需获得足够的食品。
白思豪说，在COVID-19危机之前，有120万纽约人和五分之一的儿童经历过某种程度的粮食不安全粮食不安全。而考虑到现在已有约50万纽约市居民失业，审计长办公室预计到6月底该市将失去90万人工作岗位，失业率达21%，预计粮食不安全问题还会恶化。
白思豪已经拨款1.7亿美元，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其中包括雇佣1.1万名出租车司机，为老人、残疾人和饥民送餐。“人们真的会问，‘我的下一顿饭从哪里来？’”白思豪说。
想要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的，不止是纽约人。受疫情影响，在截至5月初的6周内，有超过3000万人申请失业，部分失业救济金未能发放到位，导致最近几周，全美各地粮食银行的需求量激增——有些银行的需求量已经增加了六倍之多。
今年4月，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一万人为了从当地一家食品银行领取餐盒等了几个小时。成千上万辆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排成长龙的画面，捕捉到了这个国家饥饿危机令人震惊的规模。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数百个家庭每周都到PPG Paints Arena体育场领取食物。在佛罗里达州的森赖斯(Sunrise)市，在食品银行外排队的汽车延伸了近两英里。
在3月最后一周，阿肯色大学和智库“都市研究所”(UrbanInstitute)的研究人员对美国各地的1万多人进行了调查，38%的美国受访者报告说，他们的粮食不安全程度处于中等到高水平。粮食不安全的通俗定义是指当你储备的食物吃完时，不知道能不能买到食物或无法获得健康食品（边际粮食保障），不得不降低饭菜质量（低粮食保障），甚至跳过一天不吃饭（极低粮食保障）。
该研究负责人、阿肯色大学社会学教授凯文·菲茨帕特里克(Kevin Fitzpatrick)说：“在疫情大流行之前，美国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就非常严重，现在情况变得更糟了。”
隐患早已埋下
甚至在病毒出现之前，美国就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与饥饿作斗争。简单来说，美国是富裕国家里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要理解美国的饥饿问题到底有多令人尴尬，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会有所帮助。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引用的盖洛普调查结果，美国人比其他富裕国家的人更有可能说他们付不起食物钱。在2011年和2012年，21%的美国公民报告说他们买吃的会有问题，而在英国、瑞典和德国，这一比例分别为8%、6%和5%。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的食品价格负担问题比美国更严重，但这两个国家在发达国家中都相对贫穷。
数据由经合组织提供
相比之下，皮尤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在2013年的调查结果中，2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很难负担得起食物，与希腊(24%)持平，略高于韩国(26%)。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等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数据由皮尤研究中心提供
上述研究处于2008年经济大衰退尾声，所以美国的情况可能会显得格外严重，在2014年，约有4600万美国人——占人口七分之一——依赖于美国农业部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即通称的食品券)。而到了2018年，这个数据减少到3800万人，但仍然占到总人口的九分之一。
SNAP也不能帮人填饱肚子
在收入不足以确保自己和家人吃饱的情况下，最先求助的途径应是食品券，它仍然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
接受食品券的商店
在2008年大衰退期间，受食品券福利扩大的影响，遭受“极低粮食保障”（基本上就是挨饿）的家庭比例有所下降。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黛安·尚岑巴赫(Diane Schanzenbach)表示：“这是你所希望的安全网——在危机时期扩大范围，为更多人提供保障。”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该项目时而被誉为“营养援助”，时而被攻击为“养懒人的福利”。现在的形式则是折衷后的产物：它既能为贫困人群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又鼓励人们继续工作。
与其他安全网计划一样，SNAP会根据收入和工作要求等标准来限制参与该计划的人数。要符合这一标准，个人和家庭的月总收入必须达到贫困线或以下的130%，即个人月收入为1354美元，四口之家月收入为2790美元。
年龄在18岁至49岁之间、没有家眷的“身体健全”的个人也需要参加就业培训计划，或平均每周工作20小时，以便每三年使用该计划3个月以上。
福利因收入和家庭规模而异；根据智库预算和政策中心(CBPP)的数据，2018年SNAP用户平均每餐消费只有1.40美元，这种缺斤少两是有意为之：这种帮助只能是“补充”性质的。美国农业部(USDA) 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一的SNAP受助家庭每月都会光顾一家食品银行补贴家用。
安全网下的安全网
今年疫情期间，许多人生平第一次需要申领SNAP。通常情况下，各州必须在30天内让人们知道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该计划，并在7至10天内发给他们一张电子福利转让卡，用于购买食品杂货。但是，就像其他不堪重负的安全网计划一样，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僵局。这时，他们只能求助安全网下的安全网——各地的食品银行和其他赈济中心。
硅谷第二丰收食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莱斯利·巴科(Leslie Bacho)说：“食品银行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需求出现了令人心碎的急剧增长。50%的人以前从没申请过这类帮助。”
22岁的长途卡车司机安德鲁·舒斯特尔(Andrew Schuster)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后，回到克利夫兰郊外的家中养病。由于网站崩溃，他无法获得失业救济，1200美元的刺激支票用来交完房租就已经所剩无几，眼看着家里的食品柜里变得空空如也。当他得知俄亥俄州中北部的第二丰收食品银行在他过去的高中分发食物时，他只能硬着头皮去领饭。
“我觉得有点尴尬，真的，这真的是很耻辱的事情，”舒斯特尔说。但一盒牛奶、一包玉米和猪里脊肉“减轻了我肩上的负担——领到食物时，我差点哭了出来。”
开车去领食物的美国人
舒斯特尔说，过去他也认为人们是在滥用食品券和福利，“我从没想过我会需要它。”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贾米·克林斯凯尔(Jami Clinkscale)每月靠一张580美元的伤残支票生活，由于女儿被房东驱逐，她陆陆续续收养了六个孙辈。她用价值170美元的食品券喂养他们，但这显然不够，所以她还要经常光顾食品银行。“我现在自己吃得少多了，只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吃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她说。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劳伦·鲍尔(Lauren Bauer)分析了Covid Impact Survey的数据，该调查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她发现，近23%的家庭说他们没有钱买足够的食物，超过17.4%的家庭称12岁及以下孩子吃得不够，这些数据均高于2008年大萧条时期的比例。
情况在好转之前，还会继续恶化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可以借鉴2008年时的例子。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Urbana-Champaign)的农业和消费者经济学教授格雷格·冈德森(Craig Gundersen)研究发现，从2007年到2008年，粮食不安全的程度上升了30%。然而当经济好转时，相关比例并没有下降，而是从2009年到2014年保持不变。“一直到最近几年，它才开始下降。今天的粮食不安全水平仍然高于2007年的水平。虽然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已经从大衰退中复苏，但是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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