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写】上海火箭村：6万村镇青年造出全球一半iPhone
苹果每次热闹非凡的新品发布会背后是中国数万工人的汗水。在上海，6万多寂寂无名的村镇青年制造出了全球一半的iPhone。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杨舒鸿吉
尽管当天是耿洋在生产线上的最后一天，他仍要争分夺秒地赶在规定时间内打卡上工。
他不会比平时松懈，也谈不上更慎重。这仍然是平凡的打工一天。与这平凡相比，十天后，经由他手的iPhone将出现在上海南京东路、北京三里屯、伦敦摄政街、纽约第五大道店等地的苹果店内，成为全球“果粉”追逐的时髦品。
对于他来说，“果粉”“时髦”全都无意义。他争分夺秒的理由是为了自己。今天是他连续工作的第45天，按照规定，他可以在每月4500元的工资之外，额外获得3600元“返费”（全勤奖）。
耿洋是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iPhone生产线上的一名质检员。和富士康一样，昌硕也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有报道称，全球50%的苹果手机来自这家位于上海浦东火箭村的“超级工厂”。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青年在火箭村走上生产线，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产业链中的一环。在日夜不歇的生产线上，他们有如工蚁，希望通过劳动换回属于自己的价值，并试图改变命运。
一
距离静安寺26.7公里，距离陆家嘴16.9公里，距离上海迪士尼乐园6公里……火箭村并不是这座浦东远郊村镇的“昵称”，而是它实实在在的本名——名称来源于19世纪60年代人民公社大生产时代，当时村里成立了一支“火箭突击队”，这个惯称被沿用至今。
2004年，一座“超级工厂”在这里落成，让村落命运扭转。昌硕官网介绍，公司于2004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投资成立，占地面积3200 亩，总投资6.27亿美元。服务客户覆盖世界各著名品牌如苹果，戴尔，东芝等。2012年，这家公司出口额达153亿美金，产值966亿人民币，位居全国出口200强企业第4位，上海市排名第2位，浦东新区排名第1位，2017年位居《财富》全球500强第259位。
"超级工厂"建成以后，依附在其周边的旅馆、网吧、餐馆迅速聚集渐成规模。火箭村有了如今的繁华热闹。“火箭村”，这个沿用50多年的名头也直接和昌硕挂勾。
但在当地人看来，围墙、铁网、以及眼观八路的保安，让昌硕更像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隔绝了两个世界。
戒备森严的昌硕。摄影：杨舒鸿吉
昌硕保安小武的记忆中， 厂内现在有超过6万多名工人工作和居住。每年来来往往的工人超过10万人。他们平均年龄24岁。而1970一代称得上是厂里的“老人”，主要从事保安、保洁这类岗位。
秋季是iPhone手机的新品发布季，昌硕会在暑假期间大量招聘工人来充实生产线，以应对秋季的出货高峰。所以，这段时间也是昌硕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招工量最大。成群结队的男女，拎着行李箱从秀沿路地铁站一路步行，在人行道上压出呼噜噜的声音。
望风而来的，还有“黑中介”以及前来刺探新款iPhone信息的媒体人。“黑中介”能够轻易地挑出对招工流程不熟的新人，以昌硕直招来诈骗钱财。而媒体人则可以通过昌硕招聘人数的多寡，来判断当季iPhone的销售情况。
他们“窥探”的眼神，让小武“感到紧张”。
今年的夏季招工季，河南安阳滑县的耿洋成功进入昌硕。这位25岁的青年小学毕业后辍学，目前已有一儿一女。
早婚生子是老家的习俗。外出打工也是一代复制一代的生活。他是家中的独子，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在姐姐的带领下，他甫一成年就进入北京的一家服装厂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临出发前，他的父亲对他说“出去锻炼锻炼，以后回家好继承窑厂。”
今年年初，他所在服装厂因为环保问题关停。他结束“北漂”生涯，返回河南。2018年6月的一天，一位同乡对他说，入职昌硕不需要多高的门槛：会26个英文字母，年纪轻，身体健康，没有大面积纹身即可，“还可以去上海闯一闯”。
还没入职，耿洋就被“黑中介”骗走了600元，这件事让他心疼不已。后来，辗转通过老乡的帮助，他才在来上海的第二周进入昌硕的iPhone生产线上成为一名流水工，主要工作是对home键和摄像头质量进行把关。
他说，实际上机器已经对这些组件进行过了筛查，并把相关问题排查出来，以A、B、C、D四个字母来概括四类故障情况。他只需要对电脑提出的故障进行复核，并点按这四个字母的按钮，对故障进行确认即可。
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他需要对6500部iPhone的相关组件进行筛查。期间，他可以在早上9点、下午3点获得15分钟休息时间，在中午11:30获得50分钟午餐时间。夜班工人的生活时间正好相反，休息、用餐时间也依此类推。
凭借这份工作，他每个月可以拿到4500元工资，连续工作45天，没有旷工、迟到、早退还可以获得3600元“返费”（全勤奖）。但工人们离职需要提前半个月向主管申报。每周，工作六天，工休一天。不需要体力、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沟通交流——流水线的工作在耿洋看来是近乎完美的。
入厂后，他便立下目标：拿到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拿到那笔“返费”。这样才够他寄钱回家供一家人的开销，并且能够还上购置的一辆宝骏510车贷的贷款。
“返费”正是昌硕这家巨无霸企业管控工人们的方法之一。
耿洋说，如果是早班，他需要在7：30起床，然后用20分钟的时间一路小跑从宿舍赶到生产线，在7：50前过完安检并成功打卡。除了用来激励工人的工作热情。“返费”还是用来防止iphone新品信息泄漏。
保安小武说，昌硕厂的建筑是回字型结构，最外围的是包括员工宿舍、食堂在内的生活区，核心生产线位于厂区的最中间，曾有人飞过无人机，但最终也无法确认生产线的具体位置。
此外，为了防止员工泄密，园区内实行一人、一卡、一脸的准入制度，遍布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耿洋还说，生产线上严禁携带金属物品、手机、和零食，每一次被安检仪查出或者被主管发现有违禁品，都会让“返费”付之东流，甚至会丢掉工作。
耿洋的手机里，存着几段儿子过程日的视频。杨舒鸿吉摄
所以，耿洋随身携带的口香糖、香烟盒中，锡纸包装都要被撕掉，因为这层锡纸会触发安检仪。这也是昌硕职工的共同习惯。
有一次，他误将一块钱硬币带在身上触发了安检仪，那次“记过处分”让他至今对安检仪都心生畏惧。
耿洋说，iPhone的生产线和之前工作的服装厂闹闹哄哄不同，是一种让人紧张的安静。始终紧闭的窗帘，明晃晃的大灯，每个人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并禁止交谈，“有种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活着的错觉，觉得憋得慌，但又很麻木”。这种感觉会持续到下班铃声响起才会消散，“不如在服装厂里听着轰鸣的机器声来得真实。”他说。
二
火箭村的凌晨5点多，夜班的结束铃声响起。数千名工人从厂区鱼贯而出，涌入夜市。砂锅麻辣烫摊主成为就在人群的闹闹哄哄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夜市与昌硕一街之隔。300米的长街上遍布着麻辣烫店各类小吃、杂货、电子产品以及网吧。和上海市区的高物价相比，10元一顿的餐食随处可见。浸着油渍的地面，呛人的油烟味，刺眼的各色霓虹灯以及喧闹、吆喝的人群——夜市是火箭村最有活力的地盘。
面对摊前十多位昌硕青年的点餐需求，成为灵巧地抓着菜，然后放进砂锅。开火、烹煮的同时，已经计算出价格，一气呵成。
成为说，她和老公是在昌硕建厂的那一年就来到上海打工。和数万昌硕青年一样，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她们最终选择在昌硕厂对面的马路上卖麻辣烫。
为了尽可能多赚钱，他们不得不顺应昌硕青年的作息，每天早间5点起床开摊，夜间1点收摊回家。这样的生活已经保持了14年。
成为的摊前，挂着夸张、滑稽的广告。杨舒鸿吉摄
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工友们吃得不亦乐乎。这个清晨，耿洋有些沉默。在一个人的餐桌上，他用2000多块的vivo手机刷着快手，与邻桌的热络地谈论“返费”形成鲜明对比。
耿洋说，因为离开学校早，他不会打字，也无法玩游戏，更不会上网搜电影。也因为不会讲普通话，他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活动。“平时下班后的乐趣就是看看家人发来的儿子、女儿的视频，或者是工友在朋友圈内分享的小视频。”
原欲和乡愁，是在生产线之外，耿洋的近乎全部的内心世界。
但在成为眼里，昌硕青年的青春是毫无前途的。
成为说，昌硕厂里的孩子来自天南海北，绝大多数都是偏远地区的穷孩子。“吃不惯厂里的汉堡包，所以他们喜欢7块一瓶的啤酒。”很少有人能在昌硕做得长久，所以他也很少能见到熟悉的老面孔。成为猜测，“大概是因为重复性的劳动，让人很容易厌倦吧。”
因为青年的聚集，夜市内打架斗殴、醉酒闹事的事情时有发生，曾让成为一度心生不安，“孩子们离家在外，而且都是刚刚成年。喝酒之后，内心压抑的情绪就出来了。喝着酒、通着电话说想家的；也有在车间被组长打压了，内心不平的；也有言语不和就打架的，前一句还在聊天，后一句可能就扭打在一起。”
如今，蓝底白字的警方提示张贴在了夜市的各个角落，“打赢坐牢、打输住院“的诙谐告示显得格外醒目。
还没入夜，昌硕夜市就已经开始热闹。青年们在为晚班做着准备。摄影：杨舒鸿吉
“我的孩子坚决不会让她打工。”有了昌硕青年的对照，成为挣钱的动力更足。每天超过12小时的劳作，能为她带来每月2万多元的收入。除了缴纳摊位租赁费，他用余下的积蓄为女儿在江苏省盐城市买了一套学区房，并让女儿顺利进入盐城最好的中学就读。
“我不想让我这一代人的命再在下一代人的身上重演，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人，如果不读书，那么我们的命还是和昌硕的孩子一样，打一辈子工。”成为说。
三
在夜市10多年，成为看惯了人来人往，但成功改变命运的人几乎寥寥。甚至有青年在离开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此刻的昌硕工厂更像是个避难所，让青年们忘掉出身的卑微，城乡差距的落差，都市中身份认同的迷失，以及难以触摸的理想。一头扎进日夜不停的生产线上，他们获得片刻的安宁。
身着工服，从厂区鱼贯而出的青年。杨舒鸿吉摄
就在耿洋准备上完最后一天班辞职离开的时候，1999年出生的陈雯和4个小姐妹一起从无锡赶来，入职昌硕。5朵“小花”的年龄分别是97年、98年、99年和两个00后。
陈雯并未进入生产线做一线生产员，而是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为某条生产线的数千名工人统计加班数据，以便财务发放工资，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尽管只是文书工作，但陈雯知道这个工作不能马虎，因为只有多加班，才能多拿钱，“算错了一笔，会被人找麻烦。”
身材娇小的陈雯显得有些柔弱，从昌硕厂走到夜市不足百米的路程，就让她气喘吁吁，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她谨慎的用纸巾擦拭，唯恐弄花了精致的妆容。这一刻，臃肿工装下包裹的是一位普通的邻家姑娘。
她说，“在老家河南读完中专的美甲专业之后，本来已经考上大学。但是对大学失去了兴趣。家人也不反对。所以和小姐妹们一路向东，先是到无锡，然后到昌硕。”
和耿洋对工资的斤斤计较不同，陈雯的昌硕之旅玩乐的成分更多。她甚至说：“不清楚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不知道够不够花，不知道这份工作会做多久，也不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毕竟现在我又不需要养父母。”
一面回答着提问，她一面在夜市点了一些熟食、4个馒头、一瓶矿泉水，当作晚餐的全部内容。
陈雯下班的同时，耿洋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火车票。把一条牛仔裤塞进一个塑料袋里。准备在回家的前夕再买些糖果，就构成了回家全部行李。
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有一个牵挂：同在一条生产线的女生王小麦答应过要和他一起回家，并且约好了要一起从火箭村出发。说起王小麦，耿洋的脸上笑得腼腆。
“她人不错。就是脾气有点倔。受不了组长的欺负，所以‘返费’也不要了，就想回家。所以就约着一起。明天我们先一起坐车到郑州。然后我爸会开车来接我，王小麦会转车回周口。”一边笑着说着故事，他一边摸出手机，打开QQ，找到王小麦的头像，语音问她：你明天的车票是几点的，我们什么时候碰头？
发完语音，他还不忘重听一遍，检验自己话语的清晰度。然而此时手机屏幕上显示，对方已经将他删除好友。
怅然若失地耿洋随即告辞，走出成为的摊子，有些恍惚地穿过路口，消失在昌硕的闸机的另一端。
按照他的计划，如果不出意外，一个月后，他将出现在郑州富士康的生产线上，继续当一名流水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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