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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能源局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包括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显著提升，弃水、弃风、弃光状况明显缓解。 　　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介绍， 2018年，我国弃水电量约691亿千瓦时，在来水好于前一年的情况下，全国平均水能利用率达到95%左右。 　　弃风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2018年我国弃风电量27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42亿千瓦时，弃风率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大部分弃风限电严重地区形势好转。 　　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甘肃。2018年全国弃光电量同比减少18亿千瓦时，弃光率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实现弃光电量和弃光率“双降”。 　　针对光伏发电建设规模迅速增长带来的补贴缺口持续扩大、弃光限电严重等问题，2018年，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光伏产业发展政策及时进行了优化调整，全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4426万千瓦，仅次于2017年新增装机，为历史第二高。 　　截至2018年末，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28亿千瓦，同比增长12%。可再生能源全年发电量1.8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700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雪松小苗

　　记者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2018年，青海新能源产业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全年新增并网新能源装机逾200万千瓦。至此，青海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已连续10年保持高速增长。 　　青海是我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太阳辐射强度大，日照时间长，同时，青海有可用于光伏发电和风电场建设的荒漠化土地10万平方公里，在开发规模化并网新能源电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2009年，按照“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的光伏产业发展思路，青海开始大力培育和发展光伏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又先后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规划为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进行重点打造，推动新能源产业以“一年一百万千瓦”的速度高速发展。 　　青海省电力公司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青海电网总装机为2799.57万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分别达到962万千瓦和266.9万千瓦，水电装机达到1191.67万千瓦。新能源占青海省电源总装机的43.9%，清洁能源占青海省电源总装机的86%。 　　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推动了电网技术和电力交易机制的创新发展。据青海雪松小苗

　　记者在安徽、山西、江苏、河北、新疆、广西等地调研了解到，光伏扶贫在我国多地成为精准扶贫的新力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脱贫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基础”。光伏扶贫形成的政府、村集体、贫困户、企业多方共享机制和“扶贫投资产业链”，对其他扶贫模式的推广具有借鉴意义。 太阳能发电板，贫困户每户每年纯收益3000元，可持续受益20年；二是建立村级光伏电站与光伏农业大棚等集中式电站，贫困户可通过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等形式获利；山东郓城县侯咽集镇协鑫鑫华光伏农业产业园中，贫困户可拿到三份收入：土地流转每亩1000元至1200元，光伏电站发电盈利提供每年3000元的扶贫政策性收入，参与光伏电站种养产业务工每月约2000元收入。 　　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表示，在具备光热条件的地方实施光伏扶贫，建设村级电站，通过收益形成村集体经济，再开展公益岗位扶贫、小型公益事业扶贫、奖励补助扶贫等进行“二次分配”，这些都是解决深度贫困的好办法。 　　目前，光伏扶贫效应初步显现。安徽省在2017年6月底实现了所有贫困村的村级光伏电站全覆盖，为41.28万贫困户带来收益约23.3亿元。截至2017年底，雪松小苗

　　一面是风光资源大开发，一面是居高不下的新能源限电“紧箍咒”，新疆新能源近年来的发展如同硬币的两面。刚刚过去的2018年里，新疆新能源的限电“紧箍咒”松动了，光伏和风力的发电量均有两位数的增长，弃风弃光率虽位居全国前列，但同比仍有超过6个百分点的下降。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2018年，新疆光伏发电量11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2%；风电发电量360.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2%。 　　发电量的增长和新增装机的控制，促使弃风弃光率下降。去年全年，新疆弃光率15.5%，同比下降6.1个百分点；弃风率22.9%，同比下降6.9个百分点。弃风弃光率越低，说明一个地区新能源发展越健康。 　　面对石油、煤炭等传统石化能源藏量的下降，以及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压力，发展新能源成为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和必然选择。作为我国风光储能丰富的新疆，数年来新能源呈“井喷式”发展态势，但受超前布置、电力需求市场萎缩、电网建设没有匹配电源装机速度等因素影响，新疆自2015年以来，弃风弃光率连续攀升，成为我国弃风弃光较严重的地区之一。 　　为此，新疆2018年采取了一系列新能源“内扩外送雪松小苗

银行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2季度，以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标准，我国总杠杆率为253.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列中游，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5.1%，贡献了总杠杆率的61%，比发达经济体平均值高65.5个百分点，稳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更值得警惕的是，2009至2015的7年里，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涨幅高达57.5个百分点，从93.1%狂飙至150.6%，同期发达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仅上升了0.7个百分点。直到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启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飙升势头才得到遏制，但绝对水平仍然较高。 　　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同时，盈利能力却在下降。以我国总体盈利情况较好的上市公司为例，根据统计，2009至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平均ROA从7%下跌至不足5%。此后随着钢铁、煤炭等上游行业盈利好转，ROA下滑势头有所缓和，但至今仍难以确立反弹趋势。飙升的负债遭遇大幅滑坡的盈利能力，其中风险不言而喻。 信贷供给，但信用环境收紧，很容易令潜在风险显性化。 　　银行在我国融资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银行资金进入企业部门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传统的信贷和债券投资，雪松小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