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益

　　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璀璨夺目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的中心，繁华的高地。古之长安，今之西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这座千年古都再次站上了对外开放的前沿。5年来，西安市以现代交通为依托，构建起立体丝绸之路；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多层次平台，加快筑起内陆高地；通过举办欧亚经济论坛、丝博会等活动，不断织密西安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往来沟通。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政府部门、企业、专家学者也为西安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他们建议，未来西安市应聚焦特色产业在“一带一路”贸易联通的进一步突破，以文化产业为抓手加快民心相通和资金融通；同时，西安市应借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契机，练好自身内功，不断增强城市的对外吸引力和辐射能力。 进出口合计470.9万票，同比增长273.71%，已注册跨境电商企业240多家。”此外，由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倡导建立的“通丝路”陕西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服务平台也在西安上线，意在通过“互联网+跨境人民币”搭建一条“人民币网上丝路”。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企业走出去“一站式”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单项业务通关平经济效益

　　毕马威、汇丰及香港总商会8日发表联合调查显示，70%受访公司高管预计，未来3年，大湾区发展将助力公司业务扩张，57%的受访者称公司已经或正在制定针对大湾区的策略。 　　调查显示，77%受访者认为大湾区未来3年经济增速将高于中国其他地区，68%受访者称大湾区商机庞大，53%认为大湾区可集中资源以实现更大协同效应。 　　毕马威中国香港区管理合伙人刘麦嘉轩表示，大湾区内各城市更紧密的合作有助促进大湾区新经济发展。大湾区有潜力将其范围扩展到珠三角的邻近地区，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州和云南。同时，该地区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汇丰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表示，加快区内发展，需要提升针对人才、资金及贸易流动的政策措施。香港除在资本市场有优势，在应用研究领域也具竞争力，而广东省的优势在于成熟的制造业和供应链，若两地加强合作，将利好大湾区经济发展。 　　调查显示，创新科技、贸易与物流、金融服务这三大行业将最能从大湾区发展中获益。 　　在创新科技行业的受访者中，81%认为大湾区发展未来3年将利好企业增长；在贸易和物流业的受访者中，66%认为大经济效益

摘要 【军民融合发展取得创新性成果 302家单位的1349项展品集中展示】从正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第四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活动上获悉：十八大以来，获得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民营企业由500余家增至2300余家，增长360%。本届展览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战略基础性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共展出302家单位的1349项展品，重点展示基础材料、战略材料和前沿材料，3D打印、发动机、新型储能、北斗系统和办公信息系统等技术和产品，以及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人民日报） 　　记者从正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第四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活动上获悉：十八大以来，获得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民营企业由500余家增至2300余家，增长360%。我国正通过着力打造军民融合“国家品牌”，引领推动战略基础领域自主可控建设和军民融合创新发展。　　本届展览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战略基础性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共展出302家单位的1349项展品，重点展示基础材料、战略材料和前沿材料，3D打印、发动机、工业制造，新型储能、发电、能量控制管理，北斗系统和办公信息经济效益

原标题：韩欲解除对朝制裁美领导人叫嚣:这要看我的意思韩国外长康京和图源：韩联社海外网10月11日电当地时间10日，韩外长表示将就是否解除禁止韩朝经济合作的“5·24措施”进行讨论，对此，美领导人叫嚣称，只要他不批准，韩国就不会解除对朝鲜的任何制裁。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日，韩国外长康京和在接受国会对外交部的国政监查时表示，外交部正在同有关部门就是否要解除禁止韩朝经济合作的“5·24措施”进行讨论。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彭博社消息称，美总统周三（10日）在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有关首尔的计划时说：“是这样，他们不会在未经我们批准的情况下这样做……我们不批准，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据悉，2010年3月发生“天安”号事件后，韩国政府出台了“5·24对朝制裁措施”。具体内容包括除了开城工业区外，全面中断韩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全面禁止朝鲜船舶进入韩国港口和经过韩国海域；禁止对朝新增投资；搁置对朝援助项目等。朝鲜宣布弃核以来，半岛局势持续缓和。迄今为止，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已有过三次会晤，除实现半岛和平以外，双方还致力于在半岛统一、经济合作等层面展开交流。朝鲜方面也不断展现其发展经济的决心，强调把经济发经济效益

　　与以往相比，今年降准发生了两大变化：力度变大，由每次0.5%提升到1.0%；定向降准转变为置换性降准。笔者认为，降准力度变大是因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上升，置换性降准是为开启新型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做准备。鉴于仍偏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国的新型降准通道已经开启，直至直购资产。 　　由于新货币投放工具对货币利率的影响(新创工具在基础货币投放中比重提高，就相当于加息)，为货币市场利率稳定考虑，新创工具的使用就受到很多限制，增长相对有限，截至今年8月的基础货币增长速度平均不到3.5%，1月甚至为负。金融机构在去杠杆环境下扩张放缓，金融体系的货币扩张乘数也难有大幅度提高。实际上自去年起，我国的基础货币增长就呈现了持续降低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在不断增大。市场在担忧货币政策收得过紧，笔者的担忧正相反，货币增长长期过低，将使信用市场风险压力过大。 　　表面上看，依靠信贷增长的平稳，中国信用创造增长延续了平稳过程，M2增长至今仍能维持在8.0%上方。但实际上，2015年后我国信贷增长的平稳，主要是将同业投放纳入信贷口径的结果。信贷和货币增长间的关系早已呈现了“宽信贷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