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天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农村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为此后乡镇企业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此后的城市改革赢得了新的空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伟大的创造,至今仍是农村经济的基石。口述者:王郁昭1926年生,山东文登人。安徽省原省长,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1975年至1982年在安徽滁县地委主持工作,期间亲历了所辖小岗村“大包干”事件。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1975年,我来到了滁县任职,历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书记。1977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省委上交了报告——《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当年6月份,刚刚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同时,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让我从100多篇调查报告中选择几十篇印成书发给各地参考。此后省委负责同志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滁县时代天使

地主、富农摘帽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口述者:王昌鹏74岁,山东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村民,当年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给三个儿子起的乳名里都有一个“星”字,就是期盼他们将来都能发光。但母亲是地主的家庭成分压得我抬不起头,让我的愿望似乎成了白日做梦。1979年1月29日,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一天,报纸上说国家会尽快解决地、富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得我两宿没睡着觉。2月 22 日,我摘掉了地主的“帽子”,从此一身轻松。现在,我的三个儿子一起组建的山东三星集团利税近2亿元。2008年3月25日,他们集团还在美国上市了。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得人心,为什么?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有本事你爱怎么使怎么使。我给时代天使

国债恢复发行我国的国债发行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50年代为一个时期,80年代以后为一个时期。50年代由国家统一发行的国债共有六次。1968年本息还清后,就不再发行国债,直到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国债年发行规模从1981年的49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7042亿元。2005年底,国债余额已超过3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7%。口述者:杨怀定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1950年生,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人称“杨百万”。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我觉得,与那些个体工商户起家的万元户相比,我不赚血汗钱,也不用偷税漏税,我没有原罪,我的起点比他们高,是最早进入金融市场的一批人,用‘钱生钱’的方式赚钱。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然而,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向党员和公务员摊派国库券成为最主要的募资方式。1988年3月,为了遏制国库券的黑市交易,财政部提出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当年4月21日开始,上海、重庆、武汉、广州、哈尔滨、深圳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而就在同年的3月28日,单位时代天使

“863计划”开始实施“863计划”是我国从1986年3月开始的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造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历史使命。计划实行以来,造就了一批新一代高水平人才,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口述者:马颂德1946年生,江苏吴县人。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生导师, 研究员。1986年留法归国后参与“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工作,任“863”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科技部副部长。“你们中间有没有40岁以下的同志?”1987年初,“863计划”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会议与会的全体委员受到国务院领导接见时,领导同志这样问道。70位委员中,只有我一人举起了手。那时,我正好40岁。四院士联名上书要说我与“863计划”的不解之缘,还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说起。当时,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国家级高技术发展计划,中国要不要效仿?今天看来,这个命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当年却有不少争议,“中国经济基础还不厚,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现在设立还为时过早”。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开始走出国门,但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处于产时代天使

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国务院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建立经济特区。自此,中国经济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近30的发展历程中,深圳等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和设备、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成效卓著。口述者:吴南生广东经济特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79年年初,广东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位朋友问我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可以先突破一点。这是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时代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