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住院治病反被感染艾滋、丙肝，内地医院感染高达8%!
住院治病却可能反被感染艾滋、丙肝，内地院内感染高达8%!
记者| 邱锐
本文节选自《内地医院院内感染现状调查》
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9期，总第610期。
不遵守消毒流程、管理不善等“人祸”是绝大多数院内感染的主因。业内也将“院内感染”称为“医学界的耻辱”。
每天早晨，李云（化名）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服用器官移植手术后抗排异和控制丙肝病毒的两种药物。不过，在吃这两种药时，李云心情却有所不同——若不是莫名感染丙肝，十六年前那场“成功”的肾移植手术，对她来说，绝对是件幸运的事情。
2001年，38岁的李云患上尿毒症。这是一种严重肾脏疾病，意味着李云的肾脏功能几近丧失。视严重程度不同，当时尿毒症治疗方法主要有两种：血液透析和肾脏移植。前者是将血液从人体引入透析机，机器负责将原本应由肾脏排出的毒素过滤出来，再将干净血液送回人体。如血液透析不能遏制病情，就要进行肾脏移植。
在浙江省某医院血液透析7个月后，李云也在这家医院接受了肾移植手术。手术顺利且成功。倍感幸福的李云不久就出院了——除需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外，她的生活与之前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几年后一次常规检查终结了这种幸福感觉——李云被查出患有丙肝。
丙肝是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晚期有可能发展成肝硬化、肝癌。这种疾病只通过血液传播，所以检验的医生不假思索地问她：“之前输过血或者做过手术吧？”
李云想到了之前患尿毒症时的治疗过程。她拿着结果找了透析室医生和手术医生。两科室医生回复几近相同：“绝对不是在我们这儿感染的！”所以她至今也不知道是在哪个环节被感染的。
李云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这种遭遇在业内被称为“院内感染”，也就是病人或医护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虽然自医院诞生以来，院内感染就一直存在，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绝大部分院内感染已经可以通过标准的杀菌消毒流程加以避免。换句话说，不遵守消毒流程、管理不善等“人祸”是绝大多数院内感染的主因。因此，业内人士也将“院内感染”事件称为“医学界耻辱”。
《凤凰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院内感染是一个全世界医疗系统都需面临的问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医疗系统防控院内感染尚存严重漏洞。这种局面不仅影响患者及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也损害着人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的信任。
△2016年7月6日，河南郑州某医院正在透析的尿毒症患者。
内地医院内感染率高达8%
2017年2月9日上午，医疗论坛丁香园官方微博发布一张疑似山东省卫计委文件的照片。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透析室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鲁卫医字【2017】8号的文件中称，2017年1月，该省某三级医院报告一起“血液透析室疑似乙肝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经国家级、省级专家组会同当地调查核实，初步判断是一起因院感管理不到位导致的严重医院感染事件。
照片立刻引起舆论关注。2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发布通报称，2017年1月16日，青岛市阳城区人民医院一名常年在透析室阴性区域透析的患者金某，因出现肝功能损害症状，经检测乙肝病毒标志物，显示其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乙肝核心抗体阳性。后城阳区人民医院将金某转入透析室阳性区域进行透析的同时，陆续对另外155名在该院透析的患者进行传染六项检测，又新发现8名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患者。
看到这则新闻，李云感到五味杂陈。多年来，她一直怀疑自己也是如此被感染的丙肝病毒。“当时透析时许多抽血的管子都是重复使用的，很容易相互感染”。她回忆说。
不过，她没想到现在还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因为至少感染她的那家医院几年前就已经做出了改进，比如不再重复使用耗材，丙肝、乙肝患者需进入专门透析室等。“从2007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谁被感染了。”李云说。
国内院内感染整体状况与李云的乐观想象不同。《凤凰周刊》记者统计发现，没有证据显示国内医院院内感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近十年来，几乎每年仍然都会发生数起较为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
今年除青岛透析室感染乙肝事件外，更为引人关注的院内感染事件则是，浙江省中医院一位技术人员在某次技术操作中严重违反规程，导致5名治疗者感染艾滋病病毒。
不可否认，院内感染是一个全世界医疗系统都在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院也都曾发生过严重的院内感染事件。1995年10月，因未遵循每人每次更换注射筒、螺旋导管原则，台北荣民总医院先后爆发六起疟疾个案，其中四名病患死亡。
2015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临终前曾住过的医院——新加坡中央医院总计有25名患者住院期间感染丙型肝炎，其中8例死亡。该国卫生部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发现，此次感染源于患者入住的病房在抽血和药物注射时未完全遵照标准流程。
美国院内感染问题同样存在。据该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最新数据，2011年，美国医院中共发生约65万起院内感染事件，其中7.5万人因此丧命。院内感染已成为美国第八大死因，仅排在糖尿病之后，比流感和肺炎还严重。
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总的院内感染率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资料显示，美国在上世纪70～90年代末，医院感染的累积发病率一直保持在5%~6%，这一数字目前已经降至4%。而据2012年北京举办的一次行业会议透露，中国目前内地医院院内感染发生率约为8%。
学者的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佐证了上述数据。江苏省某市中医院检验科乔绪娟曾对2013年6月~2014年12月期间该院收治的628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在628例患者中，有66例患者发生了院内感染，占10.5%。
“人祸”是院内感染率居高不下主因
事实上，院内感染控制不好，不仅危害病人，同样危害医护人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喜斌等人曾于2001年对哈尔滨市5家综合性医院1002名职工患丙肝和乙肝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手术科室、检验科和血库中31～40岁医务人员两种疾病感染率最高。
作者分析，上述结果与医生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相对工作任务较重,接触病人机会较多有关，此外，消毒隔离、无菌观念不强，也是增加感染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医护人员无菌观念不强，甚至不遵守消毒规范流程？在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闫杰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意识与能力的问题”。
“基层医院医生与一线城市三甲医院医生的差距实在太大了”。闫杰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给地方医护人员讲座时，他多次发现即便将规范和流程讲述得再详细，许多地方的医护人员在理解上也会存在“偏差”，执行时也会“走样”。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学者艾源在2015年调研社区医院时也发现了类似问题。他在研究论文中指出：“社区医院在职业防护和手卫生的认识水平较低”、“诸多社区辅助科室在接触患者体液、血液时未戴口罩、帽子，部分医护人员未按要求洗手、对废弃标本消毒处理不规范，医疗废物分类不清”。
不仅是基层医院对院内感染的意识不足，即使是一线城市医院内的不同科室，对疾病传染性的理解也存在不足。闫杰就曾有过一次“医生过于敏感”的经历。
一位经他治愈的丙肝患者，在北京某医院的另一项手术突然被叫停。原因是手术医生发现病人“丙肝抗体阳性”。为防止感染其他人，手术医生要求在专家会诊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治疗。
但实际上，“丙肝抗体阳性”并不是确定感染病人的决定性依据，如果丙肝抗体呈阳性，还需继续检测该病人丙肝病毒核糖核酸是否呈阳性才能最终确诊。在闫杰建议下，这位病人请该医院感染科医生帮忙向手术医生解释后，才得以手术。
“医学院学生在念大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学到上述肝病知识了”。闫杰说，所幸卫生行政部门正着手改变这种状态，加强医师专业培训。在大城市医院，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时长已从三年延伸到专科培训后两年，即共需五年的培训才能成为一名专科医生。“如果这种制度能够不分城乡地执行，上述情况就会越来越少了。”闫杰说。
医护人员不重视消毒与预防感染的背后或许还有经济因素。个别医院不按规定，减少消毒次数或一次性器械反复使用的初衷是节约成本。
感染控制护士马嘉睿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尽管在等级评审、JCI认证准备期间，医院领导经常把“院内感染很重要”挂在口头，但因其没有经济效益产生，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因此往往现实是感控被忽视。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盈利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国内医院的确缺乏解决院内感染的动力，而院内感染不仅是某家医院的事情，更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应在医改中加大对院内感染防控的支持力度。
意识、能力、经济多种因素杂糅在一起，导致了中国院内感染居高不下，让很多像李云一样的患者在治愈了一种疾病的同时，被感染上了另一种疾病。
值得玩味的是，官方和患者对追责的态度截然不同。和此前一样，今年青岛和浙江院内感染事件发生之后，处理措施出台得非常“及时”、“标准”：对患者，积极治疗；对院方，免去院长、分管副院长等一系列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职务，并且追究党籍、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
此外，青岛市阳城区人民医院还在官方微博上就9名血液透析患者感染乙肝病毒事件发布致歉信，称“对给相关患者和家属造成的身心伤害，我们当即向患者及家属真诚道歉；对此次事件的发生，我院深感痛心、愧疚并再次深表歉意，对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向社会公众诚恳致歉。”
业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此次青岛透析室感染乙肝事件发生之后，国家层面成立专家团队对内地主要医院的透析室进行巡查。
另据不完全统计，山西、山东、上海等地方也组织了对血液透析技术院感质量控制工作的专项督查，并召开会议学习相关文件，强调“避免院内感染事件的发生”。
在官方“积极行动”的同时，许多被感染的患者却因为缺乏医学、法律知识和家人与社会的协助，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追责。
李云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想起之前肾移植成功的“幸运”曾光顾过她，“而且时间都这么长了，很难找出责任人”，所以就不进一步追究医院的责任了，“我心态好”，她自嘲说。
另一位在沈阳某医院被感染丙肝的患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放弃追究的另一个原因——害怕。
与李云的经历非常类似，她也坚信自己是在透析或者换肾的过程中被感染的丙肝。但是，“肾移植后不是永远不回医院、不见医生的，还得每两周或者一个月左右到医院调药，需要终生服用，怎么敢向医院追究责任？”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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