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些年，宗庆后“给企业减负”的那些建议
经济观察报记者汪晓慧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为企业减负这件事操碎了心。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连续近7年在两会议案中提出多项给企业减负的建议。
这些年，宗庆后的建议聚焦在企业的各种费、税上。包括“给企业松绑”，“取消和下放针对企业的审批事项”，建议“减少针对企业的税种，降低税率，减少企业税负”，“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让企业有更多的钱用来搞生产、搞科研。建议“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等”。
今年，宗庆后依然在减负这件事上“发声”，依然在呼吁各级政府提高执行力、深化改革，还呼吁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查核各级政府行政收费使用情况，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等。
推行浙江经验
宗庆后向来直言不讳。他在建议中评价了各项中央改革措施的落实：总的来讲，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改革政策还是坚强的、有力的，但在一些涉及面较广、复杂程度较高，特别是牵扯到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改革成效尚不明显，各级政府的改革执行力尚有待提高。
宗庆后又一次提及，“尽管中央一直强调，李克强总理亦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予以强调深化审批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负担，但实际上企业并未感受到审批和收费项目有明显的减少，在一些领域甚至还在增加新的审批和收费项目”。
宗庆后在建议中认为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政策过程中确实存在执行意愿不强、执行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对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改革措施，各部门、各地方名义上积极拥护和响应，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存在拖延推诿的现象，很多政策都没有得到执行。”宗庆后认为在中央和国务院层面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和检查力度必须得到强化。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应加大对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审查力度，对于下位法规定与上位法规定相冲突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从而维护人大立法的权威性，推动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法律执法；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立常设的办事机构，行使类似改革初期体改委的职能，打破部门利益格局，统筹负责推动落实各项重大体制改革政策，国务院应组建专门的力量，加大对各级政府执行力的监督与考核；精兵简政，提高公务员待遇，落实公务员的岗位责任制。
尽管行政审批中有诸多烦恼，但在宗庆后眼中，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他欣赏的，可以改善企业跑断腿、磨破嘴，打不完电话、盖不尽公章的难题。
具体而言，“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探索将部门分设的办事窗口整合为“投资项目”、“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等综合窗口，实行前台综合受理、统一窗口出件，避免群众在不同部门之间来回奔波。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事项，建立部门联办机制，探索推行全程代办制。
目前，浙江省工商局已推出办事项目“最多跑一次”清单，台州市已发出第一张“十一证合一”营业执照，到2017年底，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将覆盖80%的行政事项。
宗庆后对浙江省这一改革评价颇高。他认为，首先，可以倒逼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形成覆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服务等领域的“一次办结”机制。其次，“最多跑一次”，也可以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形成“部门联合、随机抽查、按标检查、一次到位”的监管机制。最后，可以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还能形成各项便民服务“在线咨询、网上办理、证照快递送达”的运行机制。
宗庆后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浙江省这一改革。
降低物流成本
不久前，宗庆后开腔抱怨各类缴费项目多达五百项。“自带流量”的宗庆后一席抱怨得到了实质性回应。年后，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枪口”对准了涉企收费。会议要求以更大决心进一步清理和降低涉企收费，尽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举措，并承诺抓紧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切实减少涉企收费自由裁量权。
但宗庆后又发现了新的“成本高地”。今年的议案中，宗庆后对刚刚实施半年的物流新规提出了三条建议。
2016年9月13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年)》(以下简称《方案》)，旨在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高社会物流效率，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发现一些物流成本不降反升的现象。
宗庆后称，新规实施后，娃哈哈集团公司运费增长了10%，一年仅物流成本将多支出近亿元。
物流成本成本不降反升的原因是，新规大幅度降低了部分车辆的可装货量。这一修改对广泛运用四轴货车的物流相关企业造成了极大影响，直接触及了广大运输企业和卡车司机的生存底线。从40吨到31吨，以车重13吨计，原来可装27吨货，现在限装18吨，装货总量下降三分之一，对于平均毛利率在10%以下的物流企业来说，利润空间被极大挤压，原本盈利状况就不佳的广大中小物流企业和卡车司机的生存状况堪忧。还给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物流负担。
除了超限新规带来的物流成本上升，宗庆后认为，营改增后因实际抵扣不足、物流企业税负不降反升。
以物流企业为例，宗庆后认为税负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营改增后，税率由3%调至11%，虽然可多一些房租进项税之类的抵扣，但由于处于增值税抵扣第一链条上的广大个体运输户因征管难度大、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从而使企业真正能取得的可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票据极少，负担反而加重。另一方面是税负增加而给予的财政返还政策不统一、不明确、不可持续，加上相关部门原来承诺的相关奖励返回政策因各种原因少有兑现，也增加了企业负担。
据娃哈哈物流部门测算，原征营业税时承运商平均税负在3.6%左右，改征增值税后，因实际抵扣不足，平均税负达5%以上。物流企业税负增加，只能提高运价，导致运输链条上的广大企业成本亦随之增加。宗庆后认为高速公路到期后继续延期收费也是物流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宗庆后建议相关部门能在兼顾安全与效率的前提下，对车辆的超限认定标准进行适当修订。如针对四轴货车在各领域运用广泛，且灵活稳定、行业需求大的现实情况，将四轴货车与四轴挂车实施统一的限重标准（36吨），既能适当缓解广大运输企业和卡车司机的生存压力，也能降低整体物流成本。
宗庆后还建议切实解决运输业个体户异地代开增值税发票问题，改变货运企业抵扣不足现象。同时，进一步扩大运输业进项税抵扣范围，制定完善统一、明确、可持续的财政返还政策，真正落实“营改增”，促进企业运输成本真正下降。降低公路收费标准，让公路收费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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