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月25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吴小莉：这里是中国深圳市皇岗口岸，在我身后的就是香港，1992年的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就曾经站在这里久久地凝望界河另一边的土地，那一幕，打动了所有的中国人，而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更是打动了全世界，并且在他逝世之后对香港，乃至于整个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家，为什么黑有与众不同的大智慧？而他那些大胆的想法和付诸实践的魄力又是如何在他起伏的一生当中产生的？在他离开人世间近20年之后，这依然是人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而人们也依然清晰的记得他曾经许下的“想到香港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
解说：深圳皇岗口岸连接着深港两地，现在已经能够24小时通关。香港回归以前，这个关口每天过往的车辆还很少。1992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当时的皇岗边防检查站站长熊长根接到上级通知，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接待任务。1992年那个早晨短暂的一幕深深印刻在熊长根心里。
熊长根：他下车以后，先是站在这边看，站在这边看，看那个深圳的全景，这边看得比较清楚，看皇岗口岸的一些情况，我就给他汇报皇岗口岸的面积、地位，皇岗口岸的作用，皇岗口岸的流量，皇岗口岸目前，当时1992年吧，当时每天进出的情况，和皇岗口岸对香港，对深港两地所起的作用，我给他（邓小平）汇报了五分钟，因为他年纪比较打，当年是88岁了，是高龄了，而且没地方坐，就站在这地方的，又是冬天，元月19号，那天刚好是阴天，天气比较凉，又桥面上风很大。你看他穿了两件毛衣，穿了件风衣，我们年轻人都感觉比较难受，那你想像88岁的老人是不是，确实不简单，所以我简单扼要给他汇报了五分钟，汇报完了以后吧，他也微笑点头，他说很好啊，他没有多讲。然后呢，就顺着他往这边走，往这边走了，就往南走，这是往南是吧，往香港这个方向，往南走。大概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离那边那个分界线大概还有十来米，在这个位置，这就看得很清楚了，他就问我。
记者：这就可以看见对面香港了。
熊长根：对对，他就问我，这个河叫什么河，我说这个叫深圳河，跟香港的分界线，就是深圳河，我说河是以中心为界，原来就是以中心为界的，然后就，讲完以后他就没有吭气了，问了我两句以后呢，就站在这里，他就看香港，就看对面香港，看着香港看了很长时间。看了大概，我估计吧，好像最起码有10分钟左右。
记者：就一直站在这。
熊长根：站在这儿，他就看下面，看对面，他也不讲话，他也不问我们，他自己也不讲，我们也不敢打岔，我们就陪着老人家在那看着，他看得很专著。说实在的我也很受感动，是吧，现在回想这个事来，当时就想，可能是老人家，这个“一国两制”是他缔造的，香港回归离1992年差5年时间，也很快了，他原来讲过，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坐轮椅也要到香港去看一看，他讲过这个话。
邓小平：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解说：1997年2月20日早晨起来，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里传出了同样的声音，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陪伴邓小平58年的夫人卓琳女士，带着全家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在中国的大城市，民众自发地吊唁邓小平，特别是深圳，这个当年邓小平确定的经济特区，市民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画像前献上一束鲜花，寄托思念之情。北京的路上很平静，平静是邓小平逝世时的特点，邓小平离世没有什么震动，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担任党政一把手，但他却把比他年轻的人推上了台，这其中就有他逝世时不引起振动的考虑。以后，他逐步卸下了身上的担子，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邓小平的逝世没有让社会出现震动，但这并不表示他的分量不重，恰恰相反，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在当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舆论对他逝世的反应里可以确认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邓小平在中国这个朝气蓬勃的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美国总统克林顿得知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二十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他在致江泽民的唁电中说，“邓小平将作为中国过去二十年发生变革的主要设计师载入史册。”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邓小平使中国向世界开放，并给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现代化和繁荣。这些成就使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突出位置。”韩国总统金泳三对邓小平逝世感到悲痛，他说“邓小平是谱写世界历史新篇章的杰出政治领导人。”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是这样赞扬邓小平的，“他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其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一些国际新闻机构也给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共同社说，“邓小平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与建国之父毛泽东并列的‘中兴始祖’肯定将名垂青史。”德新社称赞邓小平“把中国带出了落后和孤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
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逝世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7年零3个月，身份是普通中国公民，一位普通公民的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所有的国际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而在家人的心中，最大的遗憾是，他终究没能到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因为那时距香港回归只有126天，半年后，邓小平生前这个心愿最终由夫人卓琳来完成。在前往香港参加回归仪式的前夕，全家人为母亲精心地准备着行装，一向简朴的卓琳此刻也悉心装扮，因为她知道，此行代表的不仅仅是她自己。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我们可是很隆重，很隆重，比我妈妈出国到访问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国家贵宾访问任何国家都要隆重。
邓楠（邓小平二女儿）：我妈咪因为平常她很随便的，而且因为她也不大出门，所以她也没有什么好的衣服，所以那次为了去香港的话，就专门做了几套衣服，就是很早时间就开始准备，做了几套衣服，我觉得她是非常，就是觉得这是，就是为我父亲要还这个愿，所以她也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也很激动，很激动。我记得那时候到了香港的时候，我们两个陪着我母亲，就是帮她准备，那一天晚上她都没睡好觉，她就没怎么睡觉。
邓榕：一会儿醒一会儿醒，老问时间到了吗，时间到了吗。
解说：历史的时针指向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自这一刻起正式回归，欢庆的盛典，绽放的笑容，灿烂的礼花，却掩不住一丝悲伤。会场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致辞时说。
江泽民：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针，通过外交谈判成功的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
解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大会上，董建华特意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介绍给在场所有的人。
董建华：卓琳女士，能够来香港参加回归的盛事，我们对卓琳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及敬意。
解说：随着香港的顺利回归，小平的远逝，当年的一幕幕已经定格为历史。
吴小莉：邓小平在生前曾经表示过他的一个心愿，他说要在1997年大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踏上这块祖国的土地，于是就有很多人以为他从来没到过香港。其实，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邓小平曾经五次踏足香港，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就是这个相隔了一甲子的想念，让邓小平格外的盼望重临香江，踏上已经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
解说：1904年，当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宋代以后即开始缓慢下滑的中国几乎达到其衰落的谷底，8年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带来昙花一现的希望和兴奋，但中国随即陷入了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国势跌到了秦统一以来的最低点。和那个年代无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邓小平选择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1920年9月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与83名四川同学在上海港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船共有90名中国学生，其他几名为浙江国际2，从四川来的84名学生中，贷费生46名，自费生38名，邓小平为自费生，当时名为邓希贤，这也是他第一次到香港，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9月14日，船抵香港泊一天，此地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的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却完全属于英国的了。英人得此地之后，订立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近已成为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了。
第二次到香港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张锡瑗，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1930年1月，邓小平奉命去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再次途径香港回到上海，邓小平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望他的妻子张锡瑗，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的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但是谁也没想到，孩子难产，好不容易将孩子生下来，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那时她虽然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却很差，邓小平在医院里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之后，张锡瑗就去世了。没过几天，孩子也夭折了，张锡瑗的死令邓小平十分悲痛，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多耽搁几天，由于时间较紧，他连妻子的后事还未料理完毕便匆匆赶回广西。
1月底，当邓小平又取道香港，回到广西时，他通过中共中央当时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秘密电台的李强，并托他代为埋葬夫人张锡瑗。1931年2月，邓小平回到广西后，当时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多次受到国民党破坏，领导、地址和人员变更频繁，致使他一直没能和中央取得联系。当他率领红七军到达江西后，邓小平再赴上海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他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江西一路步行，经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岭到达广东的南县，随后由韶关经广州赶到香港，并很快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这也是他第5次经过香港。不知道这几次邂逅香港给年轻的邓小平留下怎样的印象，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也邓小平注定和香港有特殊的不解之缘，后来他有了很多香港朋友，香港知名人士中，最早见到邓小平的是霍英东。那是1964年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同胞中的知名爱国人士，收到了落款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请柬，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向霍英东走过来，这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经理邓小平。霍英东清晰地记得当时邓小平温暖的问候，“欢迎你来北京”。“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复出，最早见到邓小平的还是霍英东。当时，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领香港足球队应邀来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1977年7月30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闭幕式上，就在全场8万观众凝视主席台之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邓小平，这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体育场内群情激荡，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10多分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体育场的休息室李，霍英东和其他足球代表团的领队一起接受了邓小平的接见和亲切问候，并与他紧紧握手。
邓小平最后一次接见的香港同胞是赫赫有名的李嘉诚，那是1990年1月18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再次会见李嘉诚。李嘉诚对邓小平说，他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回归充满信心。
邓小平：（香港）不会变，不可能变。
李嘉诚：好，讲得好。
邓小平：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就刚说五十年不变啊，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李嘉诚：对。
解说：邓小平的孩子们最清楚他是多么牵挂这片香江大地，他的女儿邓楠回忆说，在父亲最后的时间里，他一天天数着香港回归的日子，却未能等到那一天，他嘱咐把骨灰撒向大海，随着波涛拥抱香港、澳门和台湾。
世界伟人—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展览：邓小平先生的女儿邓楠女士。
解说：带着父亲“要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2004年8月，邓小平的三个女儿邓林、邓楠、邓榕，随着“世纪伟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展览”来到了香港。
邓楠：今天我们全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因为父亲百年终于踏上了他所最眷恋的国土——香港，父亲生动的一幕幕时常浮现在眼前，我们想念父亲，每一次的思念都使我们心中更加充满了幸福和力量。生前，他用无私的爱塑造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这份爱永远惠泽着我们的心灵。我希望大家也能透过这次展览看到一位真实的、慈爱的、生动的、充满生命力的父亲。
吴小莉：邓小平是中共众多建政功臣之一，为什么他能提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一国两制”的思想呢？这还是和他一生特殊的经历分不开。早年出国留学让他开阔了眼界，后来的地下工作让他必须有灵活性，就连名字也可以一改再改。邓小平是一个实干家，不论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一定要找出一个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说他是一个善于找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有坚持的人。当灵活和坚持这两个特性结合在邓小平的身上，就早就了他在政坛上“三起三落”的政治奇迹，也使他成为了影响世界至巨的人物。
解说：在邓小平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乐观勇敢的性格让他敢于面对一次次的挑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任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风波，在所谓的“邓毛谢古”事件中，邓小平被指责犯有机会主义错误，遭到撤职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多岁。
刘英（原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村子就只有那么大嘛，所以我们离得很近，过一个田埂就到他那去，他就来啦，聊天就是娱乐，会合在一起，就是精神会餐，就是娱乐，我就说他这个人蛮不在乎，他也从来不跟我啰嗦，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嘛，他觉得毛主席是对的嘛，一直坚持嘛，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嘛。
解说：这次遭遇没有挫败年轻的邓小平，这不过是他政治生涯中起起落落的开头，在之后的长征和抗战岁月中，越是艰险的环境越凸显邓小平的指挥才能和实干精神。
1938年，美国驻中国武官卡尔逊来到延安，在与共产党人接触后，他写出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第一次把邓小平介绍给西方，在书中他这样描述邓小平，他的头脑像芥末一样辛辣。
到了国共两党大决战时期，刘邓大军在淮海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是过人的才智和勇气让他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大江南北。
新中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也由此转移到国家建设上，在这一历史阶段，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凸显出来，建设大西南，修建成渝铁路，解放军进藏，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实干再次得到毛泽东的重视。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时表示他想退居二线，当赫鲁晓夫问他谁来接班时，毛泽东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嘉宾：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他的这句话真是家喻户晓啊。1980年7月4号，他当时是一家人在这边休息，他突然兴趣很浓，一幅一幅地看（画作），一个画家一个画家地接见。
记者：他看到那个白猫黑猫图了吗？
嘉宾：小平同志看了这幅画非常兴奋，他就讲，他说，哎呀，这幅画真有意思嘛，他说给我画得真有意思嘛，实际上就是重实践，只不过他这个更形象，用了一句四川土话。
吴小莉：文革十年中，邓小平经历过两次政治磨难，第一次被送往江西劳动，1984年，他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文革十年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非常岁月当中，他仍然没有放弃思考。邓小平喜欢散布，但是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他只能在囚禁他的院落里头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头踩出了一条环形的平整小道。
后来毛毛在回忆父亲散布的情况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这样认真，永远这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向前迈进的每一步而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坚定了。而这些思想的蕴蓄成熟是否为他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邓榕：就是我们这一家人的性格应该说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首先一条就是一个乐观主义精神，就能够在最困难的，最不堪忍受的时候，你必须要忍受这种最不能忍受的东西。那么，我觉得我们当时这一家人之所以在文革中间没有因为我们的这种不幸的遭遇而沉沦，而消沉，或者是自暴自弃，我觉得这个是受父母亲影响非常大的。
解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奇迹般地崛起，展现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他第一次因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执行所谓压制“造反派”的“50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建国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而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全国范围批判。从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随着文革斗争中政治力量的消长，邓小平1972年又出乎外界意料的被“解救”出来，并在后来很快成为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邓榕：这是他这次复出所采取的力度这么大，态度这么坚决，这么不妥协，这么不让步，他而且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也觉得也许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他就是因为深刻地了解到文革当时那种为难的局面。
邓楠：所以呢，他觉得他一定要尽他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能不能做得到他心里没有底，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做，毛主席会不会让他一直做下去，这个他没有底。
邓榕：他所面临的政治前途并不是乐观的。
邓楠：但是他在位一天，他就一定要去为他的这个理想，为他的这个追求去做，就是如果是被打倒的话也在所不惜。
解说：由于他对文革造成的各条战线极度混乱状态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和对文革势力不妥协的态度，他在1976年被扣上“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和“天安门事件黑后台”的莫须有罪名，再次被打倒。这两次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发生在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怎么能经受得起那种空前的惊涛骇浪式的打击。而且在那样的打击下，他的精神和意志没有被摧垮，反而愈挫愈勇。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中国，思想上，造神运动使得蒙昧主义盛行，政治上“四人帮”残余有待排除，经济上，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使粮食产量20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却增加了一半，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所有商品几乎都处于短缺状态，而几百万下乡青年又在回城的同时变成了失业者。
邓小平时代的序幕是从1978年春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这次理论交锋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得到确立，这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基础。1979年给人的期待与想像或许不仅仅令中国人兴奋，中国以及邓小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展现的变化与力量足以令世界惊叹。如何重构中国，并破解中国未来发展难题，邓小平的1979年进行战略抉择的一年开始于美国之行。美国时间1月28日下午，邓小平的飞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抵达美国的第二天，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是一个精彩的开场白，卡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
邓小平与卡特的最后一次时，双方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这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说“有”，这一时刻，卡特回忆说“人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邓小平的精彩并非这一刻，在卡特1月29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又轻松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面，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小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们时，流露出真诚的情感，确实是全场轰动。他吻了许多孩子们，后来报纸上说，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美国时间2月2日，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邓小平访美的第三站，这座城市因为邓小平戴上了美国象征的牛仔帽，而让当时的中国人以及美国人印象深刻。在成功访美之后的数年，邓小平积极开展务实外交，展现中国的新形象，他在国际舞台上挥洒自如，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家。
邓小平：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解说：邓小平的头像登上了1979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吴小莉：邓小平不仅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感性的理想主义者，邓小平特别能够体会团圆的意义，因为他一生中风风雨雨，家庭的团圆和幸福来之不易。
解说：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离他而去，和卓琳相濡以沫的58年时光则是聚少离多。
邓榕：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是伴随着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是一个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仅仅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但是其中包括了很多痛苦的时光，痛苦的就是这种记忆，当然我父亲也曾经讲过，这个文革时期也是他最痛苦的时期。
解说：作为一个政治家，文革时期的风暴没有摧垮邓小平，然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骨肉分离。
邓榕：我父亲这个人是特别爱家庭，在这种时候他对子女的，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命运，他对孩子们的这种挂念，这种忧心，这种担心，而且完全不知道对方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种担心，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真的是一种痛苦。我母亲是比较外露的，情绪是比较外露的，她特别想孩子，她就看着我父亲，每天就，两人软禁那会儿，就抽烟，我母亲就说你抽烟我也抽烟，而且当时也很省的，把我父亲抽过的烟头她拿来以后她自己抽。抽这么凶，将来怎么办呢，后来我母亲就说，那我是因为想孩子们，说只要能和孩子见面我一定会戒的，那真的后来，我们和父母亲见一面以后，能够跟孩子见面以后，我母亲当时就戒了烟了。
解说：然而有些伤痛是永远无法抹去的。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为不堪造反派对他的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
卓琳（邓小平夫人）：我们就省点钱，自己省点钱把他（邓朴方）接到江西去了，让工厂里头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邓小平继母）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的。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他并不说什么，这时候你就，当然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榕：这是我父亲，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他跟我母亲说，他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点。
解说：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了北京，开始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然而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困境。
邓榕：又一次被软禁，被带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全家人知道他这次可能是，说句实话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全家人陪着他从会客室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到了门口以后，邓楠临时找了一副扑克牌，放到父亲的口袋里面，，因为可能觉得父亲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是非常难度过的，所以希望能够有一副扑克牌让他消遣一下，能够分散一下注意力。
解说：是家人陪伴邓小平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险的日子，在这个大家庭里，邓小平是慈爱的父亲和爷爷。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国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解说：退休之后的邓小平享受着天伦之乐，1992年年初，邓小平提出到南方走一走，唯一要求的“特权”就是带上全家人，而时间定在一二月间，就是要等孙子、孙女放了寒假，才带他们一道出来。
在这一趟原先预想的休息行程中，邓小平在沿途的武汉、长沙，都没有发表太多的讲话，列车到了广东，邓小平没有进宾馆休息，他要出去走走。
邓小平：不会招摇过市吧。
视频片段人员：不会，不会，您放心。
视频片段人员：是银行贷款办起来的，改革开放把政策搞活，经济搞活。
邓榕：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地，开始谈话，开始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所讲的东西是在198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了1989年，平息了我们中国国内的当时的政治风波，那么后来国际上又发生了一些很多的变化以后，他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很成熟的想法，那么我觉得他有一个愿望要在这个时候把他讲出来，正好这时候到了南方，看到南方当时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同时看到地方上一些同志们对发展改革的，继续大踏步的发展改革的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这时候就促使他更加地想把他的这些所想到的这些东西要表达出来。
视频片段人员：科学工作者出把力。
邓小平：摆脱被别人欺负的局面。穷了几千年，是时候了。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榕：所以他从此以后就不断地在讲，不断地在讲，有时候我们的记录，也没带纸，也没带笔，没有项，他从来不讲话，临时问服务员要一张餐巾纸，要一个笔，就服务员记账的，写账单的那种笔，赶紧就在餐巾纸上记录，后来录音机也没有，当时就临时跑到香港去，买了一个录音机回来，才给他录的音，南巡讲话的整个录音是到香港去买了个录音机。
邓小平：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解说：《纽约时报》的记者汤玛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欢呼全球化时宣称，世界10岁了，他以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为全球经济形成的起点。1992年小平南巡，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他当时已然洞察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这一历史变局又促使他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审慎思考。百年中国，邓小平以他独特的务实与沉稳，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与方向。南巡是其毕生事业的巅峰之作，是其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盏明灯，南巡之后，邓小平深居北京家中，据说他的精力已经不复从前，每天的散布由18圈减少为12圈，南巡之于邓小平晚年的意义自不待言，而邓小平晚年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更不待言。
吴小莉：邓小平实事求是灵活处理问题的思维集中体现在“一国两制”这个构想上，这个构想原本不是专门针对香港提出，而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所提出的，1983年的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的时候，对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奥尼尔解释了中国的台湾政策，他明确的表示“我们不再有‘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会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的制度。”
解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留下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大遗留问题。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筹划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他说要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和大陆统一？
迈克·华莱士（美国CBS记者）：那是（台湾）一个不错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领导也认为不需要，也不愿意和中国统一。
邓小平：这里面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凡是炎黄子孙，就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够统一。而这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其次，就是台湾，只要台湾一天不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不肯定的，不知道哪天又被别人拿去了。
解说：至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方式经历了一些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陆一直试图用武力解决，用的是“解放台湾”，但中国饱尝战争之苦，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重建家园，发展经济。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一国两制”是从中国自己实际出发的，中国自己面临着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用谈判的方式，一个是用武力的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是三方，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台湾能够接受，美国也能够接受。
解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海内外广为传颂的“叶九条”和“邓六条”的提出，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也就是“一国两制”也渐渐清晰起来。这些主张和方针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并始终不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两岸关系一直不是很稳定，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最初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却为香港的回归打开了思路。
1982年，撒切尔夫人通过武力战胜阿根廷，夺取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接着撒切尔挟马岛余威来到中国，找邓小平谈香港问题。
玛格利特·撒切尔（英国前首相）：我们就是要尝试进行谈判，一个顺利的交接，并且尝试加入把香港建设成极成功殖民地和一流商业中心及制造业中心的香港人，尝试与中方一起谈判，达成一个让资本、经济能够延续我们的法治之下继续保持下去的安排。
邓小平：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不能管什么方式，接着她提出的是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是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玛格利特·撒切尔：我当然想说有租约，但你们不是应该考虑让香港人自己决定吗？但当我们和中方谈判时，中方说，不，主权对我们和人民极为重要，包括这些岛屿（香港）的主权，这是尊严问题。但我们着眼的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有当地人民的意愿，中方则把主权问题看得至关重要，而不是拥有这些土地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我很失望。
解说：这次会见之后，中英双方开始长达两年多的谈判，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毫不相让，经过22个回合的谈判，中英两国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见中，她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的创造。1984年12月19日，下午5点30分，《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世界各国舆论纷纷盛赞《中英联合声明》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榜样。
费彝民（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我是欣赏“一国两制”的创意，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解决办法，不单是对香港适用，对台湾适用，将来在国际间慢慢地也要作为（典范）。
解说：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把“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被提上了日程。1990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并决定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继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后，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回归了中国。
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设计者，邓小平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自己的理想、期许和心愿。最近20多年，大多数梦想已被这位“打不垮的矮个子”魔术般地变成了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会超出设计者的想像，现实的复杂性又增加了实现梦想的难度，邓小平的最后时刻仍然留下了一些未了心愿。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共同富裕，比如亲眼看到香港的回归，比如希望中国足球的崛起，这些未了心愿实际上在提醒人们，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这些未了心愿有些也正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它实际上留给了后人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课题。
吴小莉：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是伟人，因为他能够探察历史的规律，把握时代的脉动，洞察民众的渴求。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作出一般政客所无法作出的决断，顺民意而上，解时代的命题，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的话，那么邓小平无疑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不但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传奇，也将自己的个人历史最终成为未来历史的出发点。而他的建树和思想依然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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