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第11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即将在2016年底迎来首飞的国产C919大型客机。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干线民用飞机，C919由超过200家企业与36所的高校共同研制，被BBC评为是中国“官产学研”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
提高大学将科研的成果转化，形成产业化的能力，是打通“官产学研”合作模式的重要一环。港区的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就曾经感慨：香港拥有国际领先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然而由于官产学研之间的协作并未打通，“一颗颗闪耀的星星”也难以成线，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应。如何将科研的成果“拿下书架”，切实地应用到中下游的产业之中，就成为了香港创科局在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挑战。
吴小莉：您也曾经提过香港很多的大学的研究还在论文的阶段，并没有把它市场化，您在斯坦福读过双硕士，斯坦福的这个学校，我感觉它像是硅谷的引擎，有一些科研教授讲课的时候，他手上都有四五家企业，这是很正常的，甚至在国家邀请他做过一些研究解决社会痛点之后，他把它市场化，无论是美国或者日本，这种“官产学研”的发展其实是很紧密的，那么香港可以做些什么？香港现在又缺什么？
杨伟雄：香港其实所有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当你作为公立大学，基本上你所有的科研、教学资金都是由政府补贴或者资助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官”跟“学”已经连在一起了，而且一部分“研”也连在一起了，因为这个研发除了一般的企业可以做，研发中心可以做，大学也可以做研发，所以这一部分的“官、学、研”已经连在一起了，为什么这个“产”方面比较缺乏一点呢，因为香港的老师跟美国的老师有点不一样，美国老师基本是拿薪水9个月，另外三个月自己去找，就是找工作、找经费，所以通常在这三个月之中，他就很努力地去找一些经费，他为了解决长期的三个月问题，就会想产业化。
吴小莉：但是学校也容许。
杨伟雄：学校也容许。
吴小莉：也开放。
杨伟雄：对。
吴小莉：它给许可出去。
杨伟雄：是，没有错，现在其实香港的大学也容许了，问题就是说这12个月的薪水跟9个月的薪水也是差这么一点。
吴小莉：有动力在那里面。
杨伟雄：对，动力。还有一个问题是香港现在老师的评估系统，还没有联系到产业，产业发展也是要有突破，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对或者错，很多东西在论文阶段也不是件坏事，因为很多叫做基础研究，它也需要很多人不停地去摸索几次，或者再来研发几次，或者再把它改良几次，然后才能够产业化。一般来讲在论文阶段，你真正去做生产有一点不切实际，要么成本很高，要么可能你一万个之中生产一个出来，对不对？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创新团队，关键是在一些学生们，已经很开放了，他的思想很开放，物联网、互联网什么都懂，如果在学校里面接触了一些可以有产业化的机会，这就是他的机会了，我觉得这个情形在香港一定会发生的，至少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汪滔是科大的学生，他把整个产业的概念在科大的时候拿出来，现在深圳发展得很好，但是在生产方面，香港没有办法生产那个东西了，在深圳做得很成功，这也就是一个产业，它做了一个平台出来了。
2003年，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的杭州学生汪滔选择退学，来到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虽然在本科的毕业设计上，汪滔遥控直升机的演示项目并不成功，但他的专注获得了教授的认可，得以留校攻读研究生学位。2006年，汪滔在继续学位的同时，带着两位同学来到了深圳，在一所民居楼里开始创业。十年之后，汪滔创办的公司估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而他的产品，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领超过了70%的份额，被媒体评价为“极有可能成为第一家引领全行业发展潮流的中国企业”。
吴小莉：汪滔是在内地长大，但是在香港念的硕士，然后就有了这个项目，但是最终他到了深圳去创业，也有一些在内地发展的香港年轻人也曾经说过，香港社会的限制比较多，传统产业如果要发展成本很高，很难搞起来，创新企业面临市场太小的问题，所以他们到了内地去，您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杨伟雄：公司放在哪里，这是一件事情，总部如果放在香港，你的商遇不一样，你的税率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可以做的，合作的方式，跟其他企业合作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汪滔这个产业99%的生产部分一定在内地做。
吴小莉：成本的问题。
杨伟雄：成本的问题，而且是配套的问题，OK？所以这个无可厚非，就等于苹果也是在内地做，对不对？富士康在帮它加工，对不对？所以各有各的千秋，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
吴小莉：对，像您说的，其实最好的一个模式就是脑，总部在香港，它可以对接全世界，包括享受一些税务或者一些信息流的好处，但是它的制造或者是市场可以在内地，是不是这样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
杨伟雄：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在香港做总部，第一点你可以在香港集资，这是一个优势，第二点可享受香港的税率，第三点有些科研项目可以跟香港的大学合作，这些都是优势，但是劣势是什么，你要去这个请人，对不对？现在好像香港没有人，因为读工程出来的人去做房地产生意了，这些问题在这里，大家想赚快钱，这个就是要香港人转变文化的问题，但是不是说绝对找不到人，如果你只想付他1万多块钱薪水那就甭谈了，现在国内深圳的薪水不便宜啊，上海更贵啊，所以大家讲人工，你不要跟我讲说香港比那里贵，最主要就是看你发展的机会，因为一般的城市，譬如说你在深圳或者上海，它就想把你留在那里，你看华为几次想搬，搬不了，腾讯都想搬啊，也搬不了，这也是它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做到“官产学研”，要做到“超级联系人”，把世界最尖端的科研机构邀请过来，然后“再工业化”，我们要做到，因为我必须要想办法，找到让香港寻找一个新的制造业，这个很重要，这个落点一定很重要，香港不是没有这些人才，有，这些经验还在这里，只是说它现在厂家是放在珠三角，但是我们不是叫它把珠三角的厂房搬回来，而是它在发展新的产业之中，能够把一部分最高端的部分放在香港。
吴小莉：包括研发。
杨伟雄：包括研发，包括一些最精密的制造，放在这里，这个很重要。
随着创新科技的发展，香港创业的氛围也日益地浓厚。2016年的12月15日，第二届香港国际创客节即将召开。与首届相比，今年的创客节的最大亮点，就是增设了主题为“深港＋未来”的深圳分会场。而深港两地的创业创新的资源合作，也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焦点。
然而根据谷歌与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自2009年以来，香港的创业生态系统成长了接近300％，然而本地的创业者仍然面临着缺乏资金投入的挑战。要如何使政府联手更多的社会资本，建立成熟的创新生态系统，帮助创业项目产业化，并且走向市场，成为了杨伟雄最为挂心的问题。
吴小莉：对于学校的一些研究的资助，会往它中游去推动，不只是论文的这个阶段，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着力于去产业化？
杨伟雄：大疆的投资者之一，沈南鹏，他最近创立了一个香港科技平台，他就是看好香港高等院校的研发能力跟学生创新的能力，我觉得大学必须要令他们至少有一部分的研发，我们不影响它基础研究，那个钱我们绝对不敢碰的，但是我们另外给一笔钱出来，让他们能够做一些中游研发，这样，它就可以落地，一落地，这些学生们出去就有机会去创业创新了。
吴小莉：也就是说在他的平台上面筛选出来的这些团队或是学生，符合创科局一些标准的资金或者是基金都可以投入。
杨伟雄：没有错，而且这些学生肯定也很优秀的，不会差的，当然我不敢讲保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希望，沈南鹏这个平台会造就出一些很惊人的、很高端的项目流量。
吴小莉：其实风险投资要等待十年左右得到回报，有的时候一等，等十年，而且失败的几率还是挺大的，那么政府因为投入的是PRE A的这一轮，那我们会有多大的耐性？
杨伟雄：我讲两个概念，风险投资基金一般的投资期是8年到12年，平均就是10年，它这个10年当中分两个阶段，一个叫投资期，一个叫收成期。它可能在头4年，属于一个投资期，4年之中把钱投完，然后是去管理，在剩下6年，我们叫做退出，退出的意思是什么，要不然把它卖掉，上市啊，至于回报方面，一个好的风投基金，复式回报可以做到大概35%或者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回报。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基金做得好，赚大钱不可能，但是亏本也不一定会亏，只要你这个项目投得好，你跟的这个企业跟得好，通常它们就会在5年把你赎回来。当然亏一定有机会的，但是政府的目的不是说赚钱或亏钱，而是真正地制造这个项目流，让一些优质的初创企业能够有它发展的机会，这个风投基金赚多少我们就跟它赚多少，风投基金赔了我们也跟它赔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好处就是说我们是永远站在同一边的。
吴小莉：创科局会给予钱以外的帮助吗？
杨伟雄：我们就要去找这些风投基金，然后让这些风投基金尽早接触初创企业。我们必须要跟人家讲说现在香港大概有接近2000家初创企业，都是创科方面的企业。好，这2000个是机会，对不对？当然也有可能是失败的机会，但是至少我们项目流量有了，我们要促使这个事情发生，我希望让人家有这个概念，就是说除了你做房地产以外，除了你做金融以外，香港还有另外的一个机会去赚钱，因为香港人很灵活的。
在投资领域，“独角兽”指的是那些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创业公司。根据世界风险投资数据公司CB Insights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共有166家独角兽企业。然而今年由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勇夺第一的香港却没有产出“独角兽”企业。不难看出，相比起风险极高，崇尚自我发展的初创企业，香港整体社会更为青睐的仍是作为香港经济基石的金融和房地产公司所提供的稳定工作。对此杨伟雄预测：香港经济发展即将进入“3.0浪潮”，在从服务型经济体向知识型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香港青年人的就业观念，也将逐步地开始转变。
吴小莉：您也曾经说过，香港一定要从服务型经济体转到知识型的经济体，这也是梁振英特首跟您比较有共鸣的地方，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创科局可以有哪些作为？
杨伟雄：最主要我们能做到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可以把香港经济做到多元化？这个数字不能够骗人的，到时候你说我有什么什么产业，它占我们的GDP多少，你要拿出这个数字出来，对不对？我们目前来讲，香港最大的产业就是贸易跟物流，大概占25%，再下来就是金融服务，大概15%左右，然后再下来就是旅游跟专业服务，专业服务就是会计跟律师，每个大概5%左右，这加起来就超过50%了。我们希望除了这四个服务型产业，我们还有第五个，甚至于第六个可以为香港贡献5%的产业，香港就有机会成为叫做“知识型经济体”了，在最繁华的7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GDP大概30%，但是现在已经跌到1%，香港必须再寻找一些新的突破才行。第二点，我们整个配套方面也要去改，特别是在文化氛围方面去改，我们令一般的公众能够想，创科是可以造出很大的成就来的，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去做这个工作，尽快地能够令香港出一个到两个“独角兽”，让人家看到，这个香港可以出来。
吴小莉：但是“独角兽”真的找准了，你看Facebook，也就几年的时间。
杨伟雄：“独角兽”呢，找出来是一件事情，但它可以带起一种希望。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希望，你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唉呀又去打工，现在找不到工作或者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用创科给他带来更广泛、广阔的就职机会。如果年轻人觉得有希望，很开心，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对不对？
杨伟雄被香港媒体称为是“名符其实的集技术、商业、学界的经历于一身的全能型官员”。1977年，杨伟雄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了电机工程以及应用数学的学士学位。其后的几年，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工程硕士以及MBA的学位，并且先后在美国的科技公司任职。在“前互联网”的时代，杨伟雄不仅在美国积累了一手的技术经验，也亲身感受到美国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和硅谷的创业氛围。
1983年，回到了香港的杨伟雄开过厂房，做过外企的高管，出任过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的董事，也曾经担任过大学的副校长。在采访中，杨伟雄告诉我说，这些经历，使他接触到不少的内港两地的创业者，也得以更清晰地审视两地科技方面日渐扩大的差距。
吴小莉：您也是电机专家，也做过大学校长，管理工作，所以您了解香港的大学。您也做过企业，也做过风投，这样的背景和资历，对于您现在要帮香港做转型找到再工业化的道路，有什么启发？能够去帮忙香港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杨伟雄：我觉得最重要我在香港住了34年，了解香港不是因为我做过什么事，或者在某某大学当过什么校长，而是因为我真正在香港住了34年，OK？我的儿子在香港出生的，我太太是香港人，这34年之中呢，大大小小的风浪我都经历过，只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经历过，我非常了解香港，我可以跟你讲，我绝不做他想，我离开香港超过3天我就很想念香港。
吴小莉：但您也了解科技。
杨伟雄：我也懂得科技，我也尽量想办法维持我对科技的认识，尽量维持，因为科技进步很快，我必须要不停地去学习、再学习。第三点我的网络，就是说做过一次以后，这些人就变成好朋友，我现在有一大堆风投基金的朋友，他们还在做风投。有的虽然已经退休了，他们就做天使基金投资者。
吴小莉：都跟您现在的工作有关系。
杨伟雄：是，所以这些东西很重要，有这些人脉关系很重要。大学是很宝贵的5年，因为在那个之前我真的不了解大学怎么工作。这5年真是学习到这个大学是怎么一回事了。了解到学者们的心态，了解到整个校区很奥妙的平衡关系。
吴小莉：怎么理解？
杨伟雄：理解就是学生、老师，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我在理大的时候经过“占中”，就是您都知道这些东西，很奥妙。大学在2003年以前，它基本上是公务员的系统，2003年之后，它就脱离了公务员系统。我是2010年加入理工大学，这个7年它变化很多，它自己变得亦公亦私，这个操作方式很过瘾的。又要有一些公立大学的这个要求要做得到，一方面它也要面对一些私营方面的挑战。举个例子，理工大学有一个酒店，当初是学者们想出来的，但是做不出来。后来我接了手，他们说你把它搞定不能亏本啊，我们亏不起啊。这个酒店第四个月开始赚钱，而且不是赚小钱，赚大钱，这个也是一种奥妙。
展望香港的未来，杨伟雄提到，发展成熟的经济体不能够以低成本与竞争对手比拼。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受到先进科技的带动，香港应该迎合这个趋势，以赶上其他经济体。在曾经于高校任职的他看来，香港创新发展的未来，在于青年。
吴小莉：您刚刚提到了，产业多元化您很希望未来可能有第五个第六个支柱产业出现在香港。那么您觉得目前来看，有机会的会是哪几个产业？
杨伟雄：刚刚大概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机器人产业，但是这个机器人不是工业用的，是做一些医疗用的，或者服务用的，叫服务型机器人，这很重要，为什么？人呢，始终越来越金贵啊，也就比较危险啊，粗的活就希望机器人去搞定它，对不对？为什么以前没有机器人？现在有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有大数据啊人工智能。
吴小莉：深度学习。
杨伟雄：对啦，它可以把人跟机器的这个分别缩小了，这是一方面。第二点，我觉得可以做的是智慧城市方面，智慧城市是一个硬件加软件的东西，我们就要用一些云端的技术，因为现在基本上云端的这个标准在全球还没有形成，如果中国能够第一个建立世界级的标准，那就不得了了。这个东西香港可以帮上忙，因为香港人知道世界的标准是怎么形成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个香港的专家加入国家队了，希望帮忙把国标变成世界标准。第三个项目就是健康老龄化，这个就是有什么医疗产品令得他们可以更加舒适地在医院以外医疗或者是养老。
当然不要忘记了还有金融科技，香港目前还是一个世界金融中心，虽然它这个地区这么小。现在香港证券交易所股票总值大概是GDP的13倍。你想想看这个概念，美国加起来也只不过多它GDP一两倍而已，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么小个地方可以造出这么大的成果，这就是信誉的问题，也是一个创新科技的问题。
吴小莉：现在在（香港）创科新视野新时期的时候，您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杨伟雄：我希望我可以看到香港的经济多元化。我经历过香港的几个波动，从有工业到无工业，从无服务业到有服务业，现在要再做知识型转型，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看到香港能够真正有其他的产业，多元经济。
第二点，我们希望见到年轻人觉得将来更有希望。最后一点，我希望我退休以后，能够尽量继续享受香港这么优美的条件。吃方面，香港的吃实在是一个绝响啊，我全世界不做他想，一想到吃我就想到香港。因为我在这里住了34年呢，也经过很多的风波。但是我觉得香港每一次风波都过得去，香港人的适应能力、拼搏能力都非常强。我觉得应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转型。至于转型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我们的竞争者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竞争者。但是至少在过去几十年来，我们都可以做得不错的，我相信香港可以做得很好，只是我们自己希望就是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把它做好。
吴小莉：谢谢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杨伟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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