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百色性侵宣判之后，受害人依然不安
10月13日，广受关注的百色助学性侵案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王杰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2万元。另一被告王春任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代理遭受性侵女孩之一的律师田咚，在告知当事人小可（化名）这一判决结果后，小可表示不知道说什么，要“再想想”。至于是否申请抗诉，她表示由律师决定。被告人王杰当场申请上诉。
受害女孩的另一代理律师吴晖表示，针对王杰的犯罪情节，庭审时他的意见是无期徒刑以上。被问及受害人情况时，吴晖说，“感觉得出来，这件事她们没有人愿意再提起。”
另一受害女生小麦（化名），于宣判前发朋友圈说，“终于要划上句号”。
这个“句号”却来得无比艰难。
“零赔偿”凸显维权困境。
2015年8月，广西隆林县“百色助学网”创始人王杰披着公益外衣，性侵多名中小学生的事件被媒体曝光。8月24日，王杰以涉嫌强奸罪被警方逮捕。“百色助学网”亦被关停。
王杰被捕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自称9年来募集了700万捐款，资助过4000多个学生。在广西电视台的暗访中，王杰亲口承认，自己会挑选最贫穷又最渴望上学的女童下手——没有几百上千元的助学金，她们很可能面临辍学。
三位作证的受害女生小麦、小可、小思（化名）均是在接受助学款的过程中，受到了王杰的侵犯。
王杰有一套惯用的犯罪手法：先是通过学校老师找到报名申请的女童，再以“补充手续”“领取助学金”的名义骗女童坐车到县城去，以“太晚了回不去”为理由开房并实施性侵。
王杰将性侵三人的过程拍成视频。后经警方侦查，王杰电脑上储存了四十多段类似的性侵视频。最终只有三位女生站出来作证。
而站出来作证的三位受害女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赔偿，只希望王杰被重判。
这一判刑结果从“提级审理”请求被驳回时几乎已经注定。
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律师是早期介入该案，为受害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她告诉凤凰网，就本案判决，16年的刑期对基层法院而言是能做出的较高量刑，体现了基层人民法院对此案从严审判的态度，但是作为受害方的代理律师，最大的遗憾是此案未能获得提级审理，因为基层法院只能判处有期徒刑，只有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才能判处无期徒刑及以上刑罚。就此案的严重性、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体现儿童优先、特殊保护原则等综合考虑，此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
2016年3月14日，吴晖律师向隆林县人民法院提起对“百色助学达人性侵案”法院审理级别的管辖异议，建议该案“提级审”。这一申请被隆林法院驳回。
此案亦没有提出任何物质赔偿。李莹表示，这是出于法律本身的不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案中，也没有证据产生医疗费。强奸猥亵往往没有肉体伤害，多数受害人需要心理治疗，而法律不能支持。性侵案通常造成的精神损害大于实际损害，未来损害大于现在损害。
受害人的代价
受害女生代理律师吴晖表示，整个案件反映出女童被性侵后维权的艰难，在政策倡导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的行动。同时，儿童性侵害的防治，预防工作还是很重要的，预防远远重于维权，而我们往往忽视了预防。《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意见》中关于预防工作有很多的规定，比如学校要定期排查隐患、宣传教育等，这些都被疏忽了。
曾跟王杰合作助学又对其进行调查的秋楚，于2013年发现端倪。秋楚表示，王杰电脑上查出的40多段视频，自己虽未能一一联系到受害者。而通过聊天软件等方式确认遭受过王杰性侵的女孩，至少有18位。除了最后站出来作证的三位，他本已说服了六位女孩一同作证。
而在警察多次到小麦上班的美容院要求其前去配合做笔录，并且去了小麦的亲戚家，小麦再也无法向家人隐瞒。
小麦的父亲和叔叔无法接受她曾经遭受过性侵害的事实，警方来到小麦家人打工的地方核实情况，才听说此事的叔叔，觉得她给家人丢了脸，对她说，“有多远滚多远”。小麦只得离家，外出打工，也在源众的帮助下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另一受害女生在单位收到一封注有“县检察院公诉缄”的邮件，公司前台签收后，同事间很快传递起奇怪的眼神。“那段时间电视台在播王杰性侵的视频，大家都很敏感。检察院来函，很容易引起关注。就不能用不带检方名称的信封吗？”受害女生这样发问。后来相处六七年的男友在结婚前夕与其分手，理由是无法接受她对性侵一事的隐瞒。
司法机关不注重保护女孩隐私的行为，最终使得另外六位女孩退缩。
性侵事件曝光后，当事人承受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小可在电话里哭着对律师田咚讲，别人对她有误会，她很委屈，自己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不让更多女孩子受害。
不独警方在侦办案件初期如此，13日法院宣判后，隆林法院网站发布一篇通稿，以隐去一字的方式公布了三位受害者的姓名，两位受害女生的姓较为罕见，大大增加了姓名的识别度。在女权活动家吕频看来，为受害者的姓名做更好的处理，原本应该是法院的“举手之劳”。
“强奸文化”
小麦告诉过秋楚，家里希望弟弟读书，“不让我读书”。
根据“新媒体女性”的采访，受害女生的家庭背景都十分类似：多子女贫困家庭，父母或外出打工收入微薄，或是无业游民，甚至已经亡故。譬如，其中一位女生和家人住在山上，每天光是上学就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她的母亲早已亡故，父亲在外打工，几个孩子“快要上不起学了”。而另一女生所在的寨子里，根本没有几个孩子能够读到高中。
女童的弱势处境被王杰利用，剥削。秋楚的调查中，王杰把女生“售卖”给外面的老板。而最终没有女生能够出来作证。
在吕频看来，没有站出来作证的女孩们并没有什么错，并非不勇敢，而是社会提供的支持太少。“正义意味着恢复”，而法律判决所能给予的恢复是非常有限的。从受害者的生活来看，她所需要的远远不是这些，比判决多的多，甚至比赔偿也要多的多，而且这样的案子往往完全不提供赔偿。“最起码的隐私保护都没有，更别说接纳、安慰、支持。”
被暴露的风险是需要受害者独自承担，没有任何人能够替她们解决。所谓“拿出法律的武器对这些弱势的人，对于有污名的女生来说是特别奢侈的事情”。
秋楚听到身边有人用“苍蝇不叮无缝蛋”来形容受害女生，即女孩子自己也会有问题。吕频引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世界公正假设”来解释，人们往往倾向于假设这个世界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某个人会倒霉？就是因为这个人有问题，这是个比较好的“能够让人们保持自己在这个有问题的世界里面不失去安全感的方式”。所以但凡发生某件事情，人们马上就归咎于受害者，这是潜意识里面的“自保”，否则，类似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强奸”是对性别不平等的实践，是控制，并非是性欲的问题。吕频认为，对强奸基于性别不平等的解释，对受害者的污名和责备，让强奸可以不断的发生，产生一种循环，就是“强奸文化”，这与压迫性的结构深深嵌套。在受害女生的本身所处的阶级和贫困里，遇到“强奸犯”是她们困境的极致，受害的极致。身处边缘的弱势女童受到的侵害，不只是性侵害，能够被说出来还是极少数。
一直关注此案的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也认为，不破除社会对受害者的偏见，基于性别的歧视，再发生类似案件，受害人还是不会“站出来”。所以，在防性侵教育中，除了预防违法犯罪，还要应该纳入性别平等，正确看待案件，“对受害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关爱”。
张荣丽还认为，启动对性侵儿童罪犯的评估、矫治和监管系统刻不容缓。根据统计，性侵儿童的罪犯，重复犯罪率很高。应当将对此类罪犯的改造同其它类区分开来，进行专门的评估和矫治，并且此类罪犯刑满释放后的监管问题也应该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防治再犯罪。
三位受害女生依然担心，王杰刑满释放后，会不会来“报复她们”。
（凤凰网/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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