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我们猜是他丨沸腾(((0)))
文/ 叶克飞
以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名作《过于喧嚣的孤独》这一书名作为标题，纯属我私心作祟的牵强附会。捷克作为“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之一，眼下正与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一起对欧盟难民政策进行抵制，而使四国难堪重负的难民多来自叙利亚。
阿多尼斯这位叙利亚诗人，其诗集以《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为名。如今，叙利亚战火纷飞，诗人则早已旅居巴黎多年，静观欧洲世界面对自己同胞涌入时的慌乱，“过于喧嚣的孤独”似乎是诗人心境的最好注脚。
近年来，阿多尼斯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大热，却年年陪跑。但不管今年花落谁家，阿多尼斯都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被谈论被珍视的作家。
阿多尼斯的许多诗作都易懂好读，如果我在中学时代便能读到他的诗作，想必会在格言本上摘抄不少，然后用于写作文。但简洁文字不掩深刻，“孤独”以及“流亡”等词汇在其笔下，已不单纯以一种意象呈现。
1930年出生的阿多尼斯，一生跌宕，早年适逢其时，得以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曾入伍服役，也曾因参加左翼活动而入狱，1956年，他被迫迁居黎巴嫩贝鲁特，创办诗刊并逐渐脱离政治。1980年，他躲避黎巴嫩内战烽火，前往巴黎。
“
因为阿多尼斯对于这个时代弥足珍贵，所以，不管花落谁家，我押他。
”
从表面上来看，阿多尼斯当然是一个流亡者，而且他也确实为这数十年来的阿拉伯世界所不容，所以，祖国是“注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但在上世纪以来，流亡者与坚守者的角色往往融为一体。
坚守者以身坚守，心却早已流亡，如开头提到的赫拉巴尔，流亡者则以身流亡，心则始终坚守，茨威格与索尔仁尼琴都是典型例子。阿多尼斯同样也兼流亡者与坚守者于一身，只是，他所坚守的不是叙利亚，不是国家，而是文化中他所珍视的那部分。
他的两句诗作——“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恰恰可以诠释这一点。
作为一个去国六十年的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文明的倒退痛心疾首。他以G城作为隐喻，写下“二十世纪之后来临的，是公元十世纪”这样的诗句。
丑恶政治当然也是他的书写对象，所以，他告诉我们：“勇敢的身体，怯懦的思想：这是社会腐败与堕落的标志”。他也渴望改变，所以写下“我在被囚的祖国身后奔跑”。他也不惧怕颠沛流离，以“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与我们共勉。
但在上个世纪以来，有一条隐约可见的文学史规律——不管是极权所不容的流亡者，还是极权下的幸存者（如奥斯维辛幸存者），如果他们想成为伟大作家，那么就不能只有愤怒和控诉。比如几个月前去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为自由而辗转流亡、去国几十年后于美国自杀的匈牙利作家马洛伊，都是跳出了愤怒与控诉桎梏的伟大作家。
阿多尼斯也一样，他深知“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于是孜孜以求于语言的变革。
这当然是孤独的，但孤独本身便是一种坚持。正如他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里所写的那样——
“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
绝望长着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的蝴蝶。
太阳即使在忧愁的时候，也要披上光明的衣裳。
死亡来自背后，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
因为阿多尼斯对于这个时代弥足珍贵，所以，不管花落谁家，我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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