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行政长官梁振英（右二）接受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兼文汇报社长、大公报社长姜在忠（左二）专访。右一为集团副总编辑、大公报总编辑贾西平，左一为文汇报执行总编辑吴明。大公报记者 蔡文豪摄
原标题：【独家专访】梁振英纵论四年施政（全文）
2016年6月30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礼宾府接受了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兼文汇报社长、大公报社长姜在忠专访。专访全文如下：
忧民所忧 四大施政重点
问：你担任特首到今天正好四年的时间，这四年来，你和特区政府克服了很多困难，依法施政，屡有作为，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请你谈一谈这四年履行竞选承诺的情况，特区政府这几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工作是你满意的、自豪的？哪些工作是感到遗憾和不足的？
答：五年前我决定参选的时候，根据社会上最担心、最关心的问题，形成我的竞选政纲。我竞选的时候说过，这不只是我竞选的政纲，还是我日后施政的政纲。所以，我的政纲分两阶段。我有一份政纲的征求意见稿，还经常落区，听了大家意见后，形成了我的竞选政纲；当选后，就拿着我的政纲来施政。上任后，我每年有一份施政汇报，这是本届政府的新做法。今年的施政汇报会在下星期（即本星期）进行，向大家交代，我们在过去一年，以至上任至今四年，做了什么工作，接受公众监督。
我参选的时候，香港社会最关心、最担心的是住屋问题，今天我们做很多民意调查，知道仍然有百分之七十香港市民最关心这个问题。其次是香港的贫穷问题，在我参选的时候，还有很多社会人士对贫穷问题认识不足，甚至认为香港没有贫穷问题。贫穷问题是我们第二个施政重点。第三个问题是老年社会问题。第四个是环境问题。并不是说其他问题例如教育、医疗等不重要，但这四个确实是当时社会最关心、最担心的问题。
在四年后的今天，应该说，我们在大家的支持下，在这四个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因此，现在社会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谈论，比五年前少得多。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例如在土地房屋供应方面，我上任初期还有很多朋友半信半疑，因为这个工作实在太难，即使下了决定仍然有很多阻力。当时社会上说一个词，“地产霸权”，今天已经没有人讲“地产霸权”，因为本届特区政府尽一切努力去满足市民的住屋需要。我们增加土地供应，楼价回落，租金回落，我们不会因为有地产界的利益牵涉其中就裹足不前。
做增加土地供应的工作确实困难重重，但过去四年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土地供应量在创新高。因为供应增加，虽然没有加息，我们的经济也没怎么走下坡，但我们的楼价、租金回落。租金是非常好的指标，因为租金很科学地反映了供应与使用的需求，不牵涉投资、没有炒卖，因为租约无法炒。所以，租金回软是很能够说明供应与需求的关系起了变化。
在社会福利方面，包括扶贫、安老、助弱的问题。我们今年的社会福利开支，比五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社会福利的开支现已是特区政府施政的第二大开支。第一大是教育。社福开支差不多占我们开支的百分之十九以上。我们在过去四年比较重大的举措，一个是长者生活津贴，另一个是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这两个都是重大举措，所以社会上现在谈贫穷问题比以前少。
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降低空气污染，另一个是改善海港水质，这两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至于老年社会方面，有些涉及老年人的生活问题、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我们都有些重大举措。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宣布，未来十年花二千亿进行医院重建及新医院的兴建。
概括地说，在同事的支持和社会人士的配合下，我们过去四年在这四个主要民生问题上，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我上任时提出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意思就是通过发展经济，令民生受惠。承诺过的，就一定要努力做到。
经济发展方面，我举一个简单的事例说明，我们重视经济发展已经是有一定成效的。2015-2016财政年度的公司利得税收入，创有史以来的新高，我们没有增加税率，税率是百分之十六点五，小企业赚一百元、赚一万元也好，大企业赚十亿、一百亿也好，都是按照这个税率缴交。我们去年没有增加税率，但我们的利得税收入是有史以来最高，说明我们大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而言是比较好的，这使得企业可以开设更多的职位，可以加伙计人工，特区政府也有更多的税收。
整体经济上，虽然外围经济不景，但过去一年我们维持温和的通胀，稳健的政府财政，经济有温和的增长，还有就是全民就业，我们现在的就业人数也是有史以来最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在未来一年，这也是我们的施政方向来的。
“一国两制” 港人最大利益
问：对于你维护港人利益方面，社会上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特首在维护港人利益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另一种意见就认为特首在维护港人利益方面做得很好，认为你很坚决地落实“一国两制”，他们认为扞卫“一国两制”就是最好的维护港人的利益，维护港人最大的利益。请问对于这两种意见你有什么看法？
答：首先，在竞选的时候我讲过，在一些比较容易出现短缺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港人优先”，因为香港地方比较细，人口比较稠密，有些物资或者服务比较容易出现短缺。所以我当选后，还没有上任时，就宣布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零配额的政策，处理了当时（男士）非常担心的问题：太太就要临盆，却周围张罗、找产房服务、找产床。自从实施双非孕妇零配额政策后，他们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这是一个例子，奶粉是一个例子，住宅楼也是一个例子。我们公布双辣招，排除投资需求、炒卖需求以及外来需求。还有就是在一些地区，因为内地来的游客太多，造成一些街道挤塞等等，我们将一签多行的政策变为“一周一行”的政策，以及深圳非户籍居民一签多行来港，得到中央的支持、深圳和广东方面的谅解，暂缓执行。在上述这些问题的执行上，我都是秉承五年前竞选时给大家的承诺。
至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落实问题，我们完全根据基本法去做。对于我们的一些政策，例如双非孕妇零配额政策、限制多于两罐奶粉出境的政策等，亦有不少内地居民批评。内地居民不一定理解我们的苦衷，会质疑带多一罐奶粉出境为何是这么大件事，香港不是一个自由港吗？不是市场经济吗？对于这些意见，我们都希望透过各种管道做好说明工作。
所以，在某些问题上，有香港的居民批评我，另外一些问题则内地居民批评我。但我认为，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我有需要做好两地之间的沟通工作，处理好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和谐、互惠互利的发展关系。
“一国两制”的确是符合港人最大利益的制度。首先，这个制度既解决了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香港的制度特色。其次，这个制度既保持了香港的优势，又可以让香港借助国家的优势，令香港拥有了双重优势。我们所说的“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超级联系人”角色等等，都是基于“一国两制”，所以说维护这个制度就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这是香港人最大利益所在。
善用优势 展所长献国家
问：明天是香港回归祖国十九周年的纪念日，想请你对香港回归十九年来落实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情况做一个评价。对于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有的人认为香港的“人心回归”问题没有解决好，想请你谈一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加强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国家的认同？
答：我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〇年基本法全面咨询期间，我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七年，我继续参加特别行政区的筹组工作。在九七年前，大家对香港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社会，是有太多的、非常多的顾虑的。比如货币的问题，基本法已写明了，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是港币，自由流通、自由兑换，但有一些外国的专家和学者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种货币，不可能两种货币并存，尤其是两种货币的币值不一样，发行制度不一样等等。也有人担心香港的专业资格是否能够维持一个独立的状态，担心我们的学位会否被承认，我们的护照会否被承认等等。通过实践，证明这些问题并不存在。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发展，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香港有不少人担心由于内地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会不会有很多内地人非法移民来香港，包括做黑工等等，当然这种情况无出现。但当内地的经济发展起来，内地的居民有很好的购买力，他们来香港旅游，来香港购物，就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在某些地区，内地的游客太多，会造成街道挤塞，内地人来香港买奶粉等等造成短缺。
所以，总体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为一个方针确实是成功的，一些大的问题、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我们亦落实得很好。以后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在不同时期会碰到一些新的问题，但这些新的问题我们也是要按照这个方针来解决。
其实，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谈论的“一国两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是在执行上，香港是否能做到高度自治，包括最近大家谈到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通报机制”等等，香港是否能够做到高度自治。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央在这问题上都是非常关心香港、重视香港的意见，对我提出对于内地通报机制是否应该检讨，亦很快给我们一个答覆。所以，我们看“一国两制”的运作是很好的。
而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确实有十分独特的优势，这亦是我经常说的“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我们有“一国”的优势，比起外国的城市，我们有中国的优势，这就是一国的优势，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比起内地的城市，我们有“两制”的优势，我们香港这个城市是属于另外一个制度，将“一国”优势和“两制”优势放在一起，我们便有“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我们用好这双重优势，作为我们自身的发展的动力，我们也可以贡献国家，为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作一些贡献。
可以说，“一国两制”落实得很好，在执行期间碰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会解决。“一国两制”是有巨大生命力的，我们相信，我们用好“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确实可以做到很多事。
商业机构 不应只顾利润
问：特首前几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批评了领展。领展昨天召开了简报会，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回购，请问政府有否回购计划？
答：无。
问：但这问题关乎公众利益，该如何解决？
答：我看社会上有讨论是好的，大家亦关注。没有一个商业机构在当今社会，可以简单讲一句，说我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我所有的动机，就只有利润的动机，我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只向一方面交代，就是我的股东。无一个商业机构，更加无一个大的商业机构会说这样的话。
曾经有外国一间很大的银行，说我这么多客户当中，一些小的存款客户，其户口馀额、存款很少，他每次用我的柜员机、柜枱也好，存一些钱、提一些钱，由于服务很方便，所以银包不用袋很多钱，用多少提多少。银行说这些交易需要成本，于是曾经试过，若客户存款馀额低过某个水准，每次要收手续费。结果社会哗然，到最后它能够收吗，它不能收。你不能说大的生意我做，小的生意我不做。它有社会功能，今时今日社会最基层的人也有需要使用银行服务嘛，你说馀额低过某个水准，我要收你手续费，对基层存户非常不公平。
同样地，领展今日提供了数字出来，说它占本港街巿数目百分之三四十，但我们的公屋居民就是这个百分比嘛，也就是说，所有公屋居民也要光顾你，所以，基层的购物需要，我们也要考虑。这问题，我看社会应该关注的。
任何一个商业机构，或许你就当领展是一间地产公司，它是一个业主，若其生意是专门做中环大商场，又或他们的生意是出租公共屋邨中的街巿及商场，我认为两者的社会责任很不同。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大家需要讨论，不能简单讲一句我是商业机构，我有盈利最大化的动机，我只需向股东交代就能满足社会责任的需要。
问：近期又有人不断提出你收取UGL公司款项的事情，请问你对此如何回应？
答：这件事是在二〇一四年十月。澳洲有一张报纸说我有个“秘密协议”，这个报道在香港引起注意，也引起一些炒作，但同一张澳洲报纸在六日后自行作出更正，说看过更多材料后，知道事实上所有有关方面都是知道（协议）的，根本不存在“秘密协议”的问题。关心此事的朋友（请注意），在当日签的离职协议中，用英文讲就是“non-poach”（不可挖角）、“non-compete”（不可与旧公司竞争），协议原文已经出来，清清楚楚，大家都可以看。
“港独”违法 坚拒分离主义
问：香港有部分人假“本土”之名、行分离之实。特首如何看本土？如何区分“本土”与分离？近来一些“港独”活动似乎更加猖獗，特区政府将如何应对“港独”问题？
答：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法理上如是，我们在感情上也应如是。一个人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同时在国家某一个地方成长、长期生活，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本土的感情，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本土感情，就将“本土”跟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等对立起来。我们有本土感情、本土情怀，但我们仍然是国家的一部分。在香港的中国人应该如是，在外国，譬如在纽约的美国人，在伦敦的英国人，在东京的日本人，都是如此，不应将两种身份对立起来。
我知道坊间有些民意调查，问过这么一个问题：“你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要你二选其一。我觉得这种“选择题”，本身在出发点上已经有问题。正如你问一个纽约人，纽约人虽然会认为纽约有着独特地位，独特的文化，但他们不会说自己是纽约人，不是美国人，伦敦人也是如此，我觉得这种问法，首先问题设计不对，第二被问的人亦很难回答，回答了也容易被曲解。
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我们有着一些特殊的情况。譬如在其他国家，在国内体育赛事中，会有地方队与国家队比赛的情况，但在国际赛事中，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国家的地方队和国家队比赛的情况，而我们在“一国两制”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赛事，有时会见到香港队对国家队。很多香港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当然愿意看到香港队赢，但有人硬要将香港队跟国家队对立起来，这就是一个政治动机的问题。
所以我看本土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有些人将本土意识转化成抗拒内地、抗拒中央的意识，这是不对的。至于“港独”问题则非常清楚，“港独”是违法的，基本法开宗明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分离国家的主张及行动，我们一定会依法严正处理这些违法事情。
重视基层 创造就业机会
问：有舆论认为你在施政过程中，注重平衡各阶层利益的同时，特别注意维护社会中下层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想请你重点介绍一下，特区政府这四年为这些阶层、群体重点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们针对基层的工作，具体说对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三十基层人口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重视旅游业的发展，不只是因为旅游业对我们GDP有百分之五的贡献。专业服务对GDP也有百分之五的贡献，文化创意产业也有百分之五的贡献，但不同的产业对香港有不同的社会意义。我们重视旅游业，是因为它可以创造大量的基层就业职位。所以我们在推动产业发展，在产业结构方面，重视基层的利益，由于经济发展势头比较好，雇用大量基层劳工的旅游业、餐饮业的发展比较好，因此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三十的基层工作人口，薪水增加是比较高的。
其他还有解决老人和综援等等问题。现在政府收到申请综援的个案总数，是过去五、六年的新低，这说明香港人十分愿意自力更生。我们现正在审批新的“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这是新的举措。这个计划，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人有工作，当总收入低于某条线时，政府补足差额，以鼓励就业。这个举措，一方面可以解决香港某些产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就业总收入低于某条线的家庭给予补足。这工作是值得做的。
当然，我们知道做事需要有焦点、重点。过去四年，我们确实在基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也听到一些中产的声音，要求我们以后可以做些什么令中产也受惠，这会是我未来会关注的重点。
政府团队 齐心协力做事
问：请谈一谈你对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评价。
答：整个管治团队用心用力为市民服务，主动积极。我只说一点，相信《大公报》、《文汇报》的朋友都同意，就是在接触新闻界方面，主要官员主动出来接受采访，或站在咪兜面前，说明政策、决定，接受提问，今届政府做得特别多。还有很多同事用社交媒体，或者每个星期写一篇文章等等，很努力做好沟通、解释的工作。当然，每一个同事的工作、负责的范畴不同，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因此做出来的效果，大家有不同的评价。但应该说，我们这一届政府团队每一个人确实是用心用力为社会做事的。
问：我注意到特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就是否争取连任问题作了回答，但我们今天的采访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想问问特首对于参选连任是否有新的考虑？
答：谢谢你的问题，我目前专注做好手上的工作，这个问题要在今年迟些的时候再作决定。
问：你竞选特首的时候，戴的是有“齐心”二字的襟章，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建设好香港。四年过去了，不可否认香港社会依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你认为影响香港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答：香港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言论自由的社会，因此社会上对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政策有不同意见，这个是正常的。就我和政府的主观努力、主观愿望来讲，就是希望能够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士，包括在我竞选期间不支持我的，甚至乎公开反对我的，现在都有相当一部分接受特区政府邀请，在不同的委员会里面共事，其中也包括“泛民”的一些朋友，我们会继续做好这个工作，希望团结大多数人。
无论在竞选期间支持或不支持我的人，我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他们解释好、说明好政府的政策，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每一个政策其实都比较复杂，不一定可以通过简单的一份新闻稿，或是只在电视机镜头面前讲几句说话，就可以让大家理解、接受，所以沟通工作非常重要。
问：立法会不断“拉布”、“流会”，对特区政府的施政造成严重的影响，你认为现时的行政、立法关系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加强行政主导，以及如何加强行政主导？
答：行政立法关系已由基本法定下来，我们不能脱离基本法的规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特区政府每一个人都十分重视和谐的行政立法关系，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好工作，为香港社会服务。在行政立法关系这个问题上，基本法已有一定的规定，香港没有部长制，或者由在立法会占多数的政党组成政府，我们的制度不是这样一个制度。因此，如果要用外面的例子、外面的政治制度来比香港，相信不一定符合香港的需要。香港最重要的是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都能够本着一个以大局为重、以香港社会整体利益为重的态度做事。特区政府方面很愿意在各个方面配合立法会，但这一定要行政和立法机关同时朝这个方向努力去做才行。
“一带一路” 当超级联系人
问：关于香港参与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你曾经多次讲过，要发挥“香港所长”，满足“国家所需”，请你再作具体阐述。
答：香港和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所长和不同所需。这八个字都很精辟，而画龙点睛的一个字是“长”字。这八个字没有讲“国家所需，香港所有”。如果用的字是“所有”而非“所长”，香港能够贡献的有限，因为毕竟香港这个地方，无论发展水准多高，面积也是比较小。譬如在一九九三年，青岛啤酒作为首个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通过股市发售新股，将资金提供给内地这间企业。当时是“香港所有”，内地这间企业需要资金，香港将资金提供至内地。但到了工商银行这样一个“巨无霸”来港上市，如果是“国家所需，香港所有”的话，香港所有的资金也是不可能满足到银行的集资所需。
在我们的股市发展后期，或是我们向国家企业、内地企业提供资金的过程当中，其实已不是香港所有的资金。“香港所长”是什么？就是利用香港的制度、利用香港的市场去吸收外面的资金，通过香港的管道向内地输送，资金如是，其他贸易也如是。
最近我们甚至作了些尝试，在科学技术方面，香港都有这样的能力。在科技方面香港有一定能力，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能力不如最尖端的一些国家。譬如在去年二月二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来港成立研究中心，是这所医学院二百年历史以来，首次于国外成立研究中心，这是我前年往瑞典访问的其中一个成果。卡罗琳医学院是全世界顶尖的医学大学，每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均是由卡罗琳医学院评审，这可说明其国际地位。它在去年二月份宣布在港设立干细胞研究中心，今年十月就会正式开幕，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单位，它来香港也是因为香港既有“一国”的优势，同时有“两制”的优势。
在“两制”方面来说，香港有语言方面的优势，有法治的优势，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优势，有国际化生活环境的优势等等。它来香港而不去其他亚洲城市，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希望能跟中国合作。所以“香港所长”，就是联系国外、联系国内，这也是我经常讲的香港所能扮演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我们在过去两三年于科技方面作过很多尝试，卡罗琳医学院是一个例子，另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是一个例子。它在香港成立一个创新中心，是它全球首个位于美国以外的创新中心。去年十二月校长来港宣布成立创新中心时，我邀请了他及其一行朋友吃饭，他在网页上解释为何选了香港。他说香港有我刚才所讲的、广为人知的优势，他说同事离开香港，从市中心只需一小时车程就到深圳，就是有了创新之后生产原型（prototype）最理想的地方，可以隔夜就将原型生产出来，接着就可以测试市场，到大规模生产就有整个珠江三角洲作为生产基地。所以香港在联系国内外这方面，就MIT这个例子而言，是联系深圳及广东其他地方，及联系美国的MIT，是一个非常好的“联系人”。
所以我说“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这八个字很精辟，画龙点睛的就是最后那个“长”字。香港的长处是什么？香港的长处就是，我们有的就贡献给国家，我们没有的可以在外面找回来，通过香港转化成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金等。
推动创科 转化研究成果
问：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刚才你说福利开支是特区政府第二大开支，教育是第一的。在教育方面我们用了这么多的资源，但是不可否认还存在一些问题，请问下一步如何改进？
答：香港的教育，正如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一样，十分十分重要。过去有一系列的教改，包括课程的改革，包括中学学制的改革。我在做特首之前，连续十二年做两间大学的校董会主席，一共十二年，这个是我对教育的重视；除了大学之外，我还是一间Band 3的中学的校董，做了大概十年，我应该一次也没有缺席校董会会议，很重视。而学校经过十年的发展，看得到是脱胎换骨，也看到我们的教育仍然有一些问题要解决，包括课程的问题，包括师资的问题，包括老师的编制问题，我们现在在研究的“班师比”——即是每班有多少老师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但是经过一连串教育改革之后，我在竞选时也提出四个字——休养生息。办学团体、老师、家长、学生（对教改）适应不来，所以在过去四年，我们没有一些大的制度上的动作。
在此我岔开少少讲。当年我当岭南大学校董会主席，我们很紧张，整个大学也很紧张，我们准备迎接三三四制，由三年大学变为四年大学，这个转变在我们周围找不到先例，在全世界也不好找。是有四年改三年的，后来我们在加拿大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先例。我们这个变革没有出现大的操作上的问题，事实上非常好。
在教育方面，我知道不是单投放资源便够，不同方面我们有不同关注点。
我再展开讲一下，譬如说幼稚园教育，我们很重视学前教育，明年我们便会落实，明年夏天上学的第一批小朋友，就会得到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的实惠。这方面我们比新加坡进步；我们已决定了做，但新加坡还未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透过政府投放资源，能提高整个幼稚园教育的质素。
这个是说最小的，我再跳去谈最大的——大学。现在社会十分重视创新及科技发展，香港做创新科技研究，是有一个特点，我们没有大的药厂，没有大的国防工业，因此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在哪呢？是在大学里面。绝大部分的科研人员亦在大学里面，不在产业里面。他们研发出来的成果，怎样可以确保能转化成为产品或者服务，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经常跟校董会主席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有很多科研经费给大学，但如果大学仍只做学术研究，将成果刊登于国际权威刊物，然后将刊物放在书架上，香港的科技事业是没前途的。无论政府多大力度去推动，但如果我们不做好Translation of Research，即是应用研究，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既然我们那么多钱，差不多社会所有的科研经费，社会所有的科研人员都集中在大学，但是大学如果不能达到转化科研成果要求的话，推动创科是会失败的。
教育的内容很多，包括刚才点评了一下的，包括老师的工作量及行政负担，还有就是他们怎样帮助中学同学选科或是择业。所以我们大概两三年前，在每间中学增加了一个教席，给老师帮同学做生涯规划。
因为今天香港社会已跟我们那一代读中学时不同，现在的大学大专课程十分多种多样，可以有很多很多选择，如果说读完中学后不升学，出来就业，就业的选择亦很多。怎样可以让每个同学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或者升学的机会呢？在社会上层的家庭，父母可以帮到学生，如自己不知道，打两三个电话给叔叔伯伯问，亦可帮到学生。但是在基层家庭，不一定能帮到学生做这些选择，所以要由学校去帮忙。而在学校，我们希望是由老师专注去做这些，老师自己要了解。
譬如说我过往的专业——测量的专业，现在已分成六个（范畴），在入大学的第一天已是不同班、不同课程的，但大概念仍是叫测量，而工程，更是分成十几个。同学如何能找到最适合自己兴趣及能力的课程，最适合他兴趣及能力的工作，要别人去帮忙，最好的就是在学校里面。
我们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往下去我相信就刚才提到的问题，都要继续去关注去做。
问：为支持大学创新科技产业化的发展，今年施政报告已提出新成立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基金，但大家都觉得钱太少，只得十亿，政府会否提供更加多资源在产业化方面。
答：我们尚有一百八十亿创科资金，目前基金是够用的，因为除了政府的钱，有民间有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及angel funds（天使基金）等等，资金的问题不是问题，最重要可应用在巿场、应用在被巿场上接受的一些发明上。
工作繁重 游水种植减压
问：我们在香港生活、工作，也会交一些朋友，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也有你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个别的情况下，会听到你的朋友对你少少意见，就是说你在没有做特首之前，还好热情，但是你做了特首之后呢，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交流、说话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透彻，你怎样对待这些批评意见？
答：首先确实很抱歉，要请大家、请朋友谅解，因为上任之后，工作确实十分忙，时间分配方面，无论是给家庭的，或者给一些旧同学、新朋友、老朋友的，确实是愈来愈少，工作量愈来愈大。我自己的一些爱好，也应该说放弃了、牺牲了一些，我自己本来各方面的爱好都比较多，看书、旅行、行山、和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现在自己很多爱好都基本上是牺牲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比较少。
过去未做特首之前，子女在外面读书、工作，我很多时有点时间就飞过去探他们，现在连这方面都比较少。现在基本上每日的生活，除了睡觉的时间，其馀都是工作的时间，尤其是在礼宾府，周末、放假的时间，晚上十点、十一点，都会有人来找我谈一些公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所以时间真的排到密密麻麻。可能我自己的时间管理做得不是太好，但这就是时间问题，所以非常抱歉。
第二就是见到朋友，坐在一起谈，往往都是认真地去谈一些公事，我是听比较多，在一些问题上也不能够随便表态，所以可能给朋友一个印象，就是好像较以前没那么“放”、没那么健谈等，这个都是因为职务的限制。
问：你作为公众人物，传媒自然非常关注你和你的家人，这是否为你和你的家人增添一些困扰？
答：对我太太及子女是有一定压力的，包括他们在外面，例如在衣着方面，出街时他们也要注重一下，尤其现在每个人在身上都有一个摄影机，这个就是智能电话，拍照后很快就能发给传媒。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但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譬如说到外面旅行，尤其去一些度假区旅行，很明显就是衣着会比较简单，包括女士如我太太、两个女儿，往往就会有人拍了照片，接着数小时后，香港的社交媒体或者传媒就会登出来。所以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女士，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他们都能够尽量配合，另外是我做了特首之后，太太的公职是特别多的，有一些是旧的组织，行政长官太太会自动成为赞助人、会长等，她会承接下来，另外有一些新的组织，例如她自己很关心厨馀问题，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很关心小学生、中学生教育问题。所以我太太的公职十分十分忙，有可能比过去的行政长官太太的工作量都要大，因为多了很多新的组织。
问：我们知道你喜欢养花、种菜，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养了什么花、种了什么菜。种植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对你有什么启发？
答：首先我现在种花、种菜的时间都是不够。这里地方较大，我以前在山顶有种，在山顶之前、我住赤柱的时候也有种，有大概四五十年的经验，但技术水准很一般。小时候因父母有绿色盆栽，自己也感兴趣，去到英国时，住的地方有花园，英国人对园艺也有研究，于是我有时候看杂志、有时候看电视有关园艺的节目，学一些技术，回来后我住那几个地方也有种。
现在这个地方条件不错，地方比较大，但主要限制是时间问题，没有时间打理，往往在花园种植时都是半夜时间，短的大约五分钟、十分钟，长的就是半小时，周末的时间也不多在花园。
我在山顶住时，仍可以每晚有半小时、一小时种植，冬天作为热身运动，夏天出一身汗，之后跳到泳池游水，我们有自己的泳池，这是做特首前的生活。这里有一个泳池，搬进来三四年，我终于在上个星期日，下决心在这里下水礼，第一次在礼宾府的泳池游水，因为确实是时间（不足），四年内的第一次。
游水时脑袋是不停的，会不断想东西，但我种植时整个人是完全放松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减压方式，很多时我都会推荐给朋友。其实地方不一定要很大，不一定要有自己的花园，有一个阳台甚至窗台，都可以选择到适合那个环境的植物去种。
种植对我最大的启示是什么？由我小学时代跟父母种植时，就懂得一个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个是“当思来处不易”，农民十分十分辛苦，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农产品价钱很低，由于农产品价钱低，令到城巿内造成大量浪费，很可惜。也由于价格低，农民用种种办法提高产量，因为他必须要产量大，乘以一个低的单价，他才可以维生，结果出了很多问题。
我自己种东西，基本上完全不用农药，若有幼虫，就让它吃一点吧。那些菜虫基本上是蝴蝶、蛾的幼虫，只要用网一盖，蝴蝶飞不进去，就不会有虫，就不用用农药。
另外，我自己喜欢找一些新挑战，有些不是本地品种，在香港不容易生长得好的，例如我有一棵银杏，广东人叫它白果，是温带、寒带的植物，尝试了几次后，终于有一棵有一米多高，看来生长得不错。另外有一些外面来的，在花墟有售，从西方国家入口的植物，也不适合本地土壤、气候的，可以慢慢调整它，让它生长得好，我这里有两三棵葡萄，也长得不错。所以对自己来说也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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