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原标题：老书记带带我
30年前卸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对200位年轻的县委书记耳提面命，他似乎准备用教诲、提点2800名县委书记的方式来维持基层官场的清廉和忠诚。
本刊特约撰稿|马浩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主持了一次县委书记座谈会，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200名学员接受了总书记的耳提面命。
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共有三人，但其中同时担任国家元首的只有习近平一位。
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性可以和2014年10月15日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相提并论，那次会议有72位文艺界代表参加。两个“天字号”座谈会的举行地点都是中国政治的最高殿堂人民大会堂，主持人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虽然县委书记座谈会的出席者对于电视观众、报纸读者和网民来说，几乎每一位都是陌生面孔，远远不像莫言、靳尚谊、冯小刚等人那样大名鼎鼎，然而一个奇怪的现代传播案例诞生了：不论是媒体记者、政治学者、时政发烧友还是普通老百姓，对县委书记座谈会的浓厚兴趣远远超过了文艺座谈会。
1月12日座谈会上习近平一些最直白不过的话，如今成了中国网民的流行语。
“那个时候我年轻想办好事，差不多一个月大病一场。为什么呢？老熬夜。经常是通宵达旦干。最后感觉到不行，这么干也长不了。后来我就想，今天（晚上）做到12点，就不做了睡大觉，第二天重新来过。”记住这番话的远非现场200名县委书记，数以亿计的网民也在网络上疯传。
福建东山县委书记黄水木讲到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时，习近平开玩笑地问：“没出去吃饭的吧？”黄水木回答：“没有，我们很严格”。习近平又笑着说：“老婆孩子来了，出去吃吃没什么。”
他叮嘱县委书记们：“不要老侥幸，运气好不出事，哪一天你出了事那就倒大霉”，“身边人害我们这些为官者的不在少数，被老婆拉下水、被孩子拉下水、被身边秘书、被其他身边人如七大姑八大姨拉下水，要管好身边人”。
习近平的话都是大白话，然朴字见色。寥寥数语，相较于以往那些动辄上万言的条例、规定，言简意赅，却管用得多。
最高总指挥VS一线总指挥
县一级在中国的政治构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级，县委书记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数据显示中国有2800多个县（县级市、区、旗）委书记，不到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他们主政一方，管辖着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
曾经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说出那句充满诗意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习近平，有浓浓的怀旧情结。县委书记们的发言不断触发习近平的思绪，他不时插话，追忆有关往事。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委书记林健东、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委书记孙立荣、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委书记黄水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双湖县委书记南培、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委书记郭志英、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委书记李鸿等6人获得了直接与总书记对话交流的机会。
第一位发言者林健东介绍说，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8次到丽水调研。2006年7月28日，习近平到丽水下属的松阳调研指导工作时，他本人就是松阳县委书记。
正举着茶杯喝水的习近平问，“在松阳待了几年，哪一年离开？”实际上，正是2006年那次对丽水的调研，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富一方百姓是政绩，保一方平安、养一方山水也是一种政绩”。这些论断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习近平政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省东山县与习近平渊源更深。
2013年12月31日晚，习近平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发表新年贺词。同时，中国领导人首次通过电视向外界直播了自己的办公室。彭丽媛也以别样的方式“亮相”。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观众看到了他身后书架上摆放着的6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和彭丽媛1987年的合影。合影的拍摄地，正是福建东山岛，那一年，他们新婚。
西藏双湖县委书记南培发言时，习近平提起自己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抓援藏工作，曾带领援藏干部到那曲。那曲生态恶劣，都种不活一棵树，“谁种活一棵树，先是几千块钱奖励，我去那年已经涨到十万块钱，但是还没有人拿到这个奖金”。南培会后难抑激动，他说，双湖是最基层、最边远、最艰苦的一个县，没想到习近平对西藏这么了解，感觉与习近平完全没有距离。
陕西省富平县委书记郭志英的角色更为特殊，谁都知道，他是习近平家乡的“父母官”。2005年5月，习仲勋骨灰回富平老家安放，习近平手捧骨灰盒，上面覆盖党旗，富平当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街道两旁排起长龙。当郭志英发言时，习近平主动问：“石川河现在有水吗？”郭志英回答说，由于上游修了水库，石川河已变为季节河，平时没有水。
这表明了习对家乡的关注。石川河被称为富平的“母亲河”。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上游修建了水库，石川河逐渐干涸；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砂石场，河床被挖得不成样子。现在富平投资了60亿进行治理。
当然，习近平在新年伊始，召集200名县委书记座谈，绝非是为了叙旧。十八大之后，习近平陆续在各领域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路体系，并在2014年末凝聚成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思想，实际上是完成了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
就像习近平自己所言“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既然“顶层设计”完成，今后的聚集点就将转向“基层施工”。他在这次座谈会上也明确提出：“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
所谓“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正是要以“县治”来求“天下安”。
县一级在中国的政治构架中位置关键，县委书记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数据显示中国有2800多个县（县级市、区、旗）委书记，不到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他们主政一方，管辖着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工农商学兵，无所不包。
参加这个班次学习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而且是“纯”的县委书记班，不包括部门、地方、企事业单位相同级别的党组织书记，也没有县长。按照计划，至2017年全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都要进行一遍轮训。这个时间跨度正好到中共十九大召开，那将开启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
可以看出，习近平此次专门与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面对面对话，有着长远考虑。目的就是打牢基层工作基础，以点带面，以2800多名县委书记，盘活全国2800多个县，彻底改变“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痼疾。
这次“最高总指挥”与“一线总指挥”们的对话，自然就是传授政治哲学的最佳课堂。有些人想到了殿试，在过去许多朝代里，最高统治者通过“殿试”嘱托走向官场的进士们，后者往往有机会成为县级主官。进士们因为“天子门生”的身份，被认为对帝国有一种额外的忠诚。
习近平用“我们这些为官者”来指代自己和县委书记们。他告诫县委书记们：“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选择从政就不要在从政中发财，选择发财就去合法发财。”“县委书记是领导班子的一班之长，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把‘班长’当成家长。”“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最根本就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四有”堪称习近平提出的当县委书记的“世界观”。
习近平还以亲身经历，传授担任县委书记的“方法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离开县委书记的日子
在现任中央领导层中，习近平是唯一完整经历县、市、省三级书记的人。在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6位县委书记，都是像习近平这样的正处级“标准”县委书记。
2015年初的这场县委书记座谈会，距离1985年习近平卸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南下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回顾习近平过往经历，从村（大队）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到中央总书记，除了乡镇一级，习近平担任了中国政治体系各个层次的“书记”，这在中共历史上所有高层领导人中都是绝无仅有。
“我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重要，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这个官不好当……”习近平这位“老县委书记”在座谈会上的开场白拉近了与“新县委书记”们的心灵距离。
2012年12月，新华社刊发了一组人物特稿，介绍新当选的政治局七常委。其中这样介绍习近平的县委书记岁月：
“1982年，当一些年轻人开始下海经商、出国留学的时候，他却主动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河北正定县任职。”“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蹲在树下吃饭聊天，并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在河北正定时，得知《红楼梦》电视剧组在寻找外景基地，习近平看到潜在商机，主动上门洽谈，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门和县里投入大笔资金在正定建设拍摄基地“荣国府”，并修建荣国府旅游景区。荣国府在建成当年的旅游及门票收入就达1000多万元，不仅收回投资还有盈利。他创立的“正定旅游模式”让正定后来受益很多。在《红楼梦》拍完之后，又有17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高峰时每年有130多万人次参观游览。
习近平还曾顶着压力，如实向上级反映征购粮食负担过重的问题，争取到粮食年征购量减免2800万斤，使正定得以减轻负担，卸下包袱，轻装前进。
可以说，习近平在此次县委书记座谈会提出的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坚持实事求是等思想，正是发轫于他当年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河北省调研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间，他专程到正定县实地调研，召开正定县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和退休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少退休干部都是他当年在正定工作时的老同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陪同调研。
与习近平一样，栗战书此行一定也有故地重游的感慨。1983年，当习近平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正定县委书记时，栗战书在石家庄的另一个县无极县担任县委书记。
实际上，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当过县委书记的只有习近平、栗战书以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三人。孟建柱曾担任上海市川沙县委书记和嘉定县委书记。
但孟建柱与习近平、栗战书有所不同，这与中国特殊复杂的县制有关。中国最标准的政治层级是“省（自治区）——市（地区、州、盟）——县（县级市、区、旗）”三级制。县下辖乡村、上承省市。通常所言的“标准”的县委书记，就是受省市两级领导的、正处级的县委书记。
而直辖市所辖的县（区）虽然理论上也是县，但实际地位相当于普通省的地级市，只有“直辖市——区县”两级。普通省的县委书记都是正处级，而直辖市的县委书记近些年绝大多数都是正厅级配置。普通县的分量无法与直辖市的县相比。
正由于直辖市的特殊性，如孟建柱1991年由嘉定县委书记调任上海市农村工委书记，之后就于1993年晋升上海市副市长，从县委书记到省部级行列只跨越了2年。很显然，在普通省份这是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1985年离开县委书记岗位，担任厦门市副市长，1988年任宁德地委书记，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1993年晋升福建省委常委。从县委书记到省领导用了8年。栗战书同样如此，1985年升任石家庄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相当于市长），后来也于1993年晋升河北省委常委，同样用了8年。在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6位县委书记，都是像习近平、栗战书这样的正处级“标准”县委书记。这也显示出习近平心中对“县委书记”的定义。
但栗战书在地市级只当过行署专员，没有担任过书记。因此，在现任中央领导层中，习近平也是唯一完整经历县、市、省三级书记的人。政治局的其他六常委，李克强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后直接外放省长；张德江由延边大学副校长调任延吉市委副书记、延边州委副书记，后升民政部副部长；俞正声由中央机关外放烟台、青岛两市的负责人；刘云山曾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工作；王岐山在到广东、海南任职前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张高丽则是从企业调入广东省政府部门。
政治局委员中，郭金龙曾担任过四川省忠县县长，但未担任过县委书记。按照如今县委书记研修班的对象界定，必须是纯正的县委书记。盖因县长虽然也算正职，但与县委书记相比，县长实际上是“二把手”，职能、权力、责任、角色都有相当的不同。
那些年他们当过的县委书记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任职州县对于官员政治才干历练有重要作用。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地方层面，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位党政首长（天津黄兴国同时担任市委代理书记和市长）中，有14位曾经主政过县（县级市、区、旗）。
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31岁担任浙江象山县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32岁起历任辽宁省绥中县委书记、灯塔县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33岁任河北省遂平县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33岁担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委书记；海南省省长刘赐贵，33岁任福建省光泽县委书记；广东省省长朱小丹，34岁担任广东省从化县委书记；贵州省省长陈敏尔，34岁任浙江省绍兴县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35岁任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36岁任山东省即墨市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37岁任江苏省如东县委书记；安徽省省长王学军，37岁任河北省沧县县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38岁担任河北省枣强县委书记；辽宁省省长李希，39岁担任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委书记；浙江省省长李强，39岁担任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王东明是所有地方大员中唯一曾主政过两县的。
此外，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湖南省省长杜家毫等4人担任过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所属的区（县）委书记，他们当时都已经是正厅局级，情况与孟建柱类似，而与其他上述14人不同。
从任职路径来考察，14人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由乡镇基层晋升到县委书记，如徐守盛、郭庚茂、赵克志、黄兴国、刘赐贵等都属于这类。最典型的是徐守盛，身为如东人的他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前一直在老家工作，历任如东县委靖海公社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靖海公社党委副书记、栟茶区委副书记、新林公社党委书记、如东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可谓是一步都未落下。徐守盛后来又担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历经村、乡、县、市、省各个台阶，在当今政坛堪称独一无二。
第二类由市属机关调任县委书记，如王学军由沧州市政府秘书长调任沧县县委书记，与之类似的有陈全国、王东明、陈敏尔等。当年栗战书由石家庄地委办公室资料科科长调任无极县委书记，也属于此类。
第三类是由省直机关调任县一把手。王三运与李希最为类似，前者由贵州省委组织部青干处副处长调任贵阳市云岩区委书记，后者由甘肃省委组织部党政干部处处长调任兰州市西固区委书记，都是从省委组织部调任省会的区委书记。李强的情况稍有不同，他是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任上空降金华担任市委常委兼任永康市委书记。当然，上述分类只是相对区分，实际上许多人是往复于市、县机关之间任职的。
唐代张九龄曾云：“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高度概括了任职州县对于官员政治才干历练的重要作用。虽然就人员数量来说，目前高级干部中有过县委书记经历的人并不占多数。但是，从去年以来，不少职务升迁的高级干部如巴音朝鲁、李希、黄兴国、刘赐贵、黄坤明等，都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此次习近平又在新年之初吹响县委书记“集结号”，或许折射出今后选官用人策略的重要转变。
谁是习近平的菜
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为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以及山东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等县委书记榜样“点过赞”。
县的建制在中国具有两千年的历史，自战国末期至今，尽管中高层政区由郡、州、府、道、路到省、市、地区不断变迁，但县却始终留存，成为全世界政治史上最为稳定、延续最长的一种行政建制。
在1月12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博古通今，从王安石、郑板桥、陶渊明讲到狄仁杰、包拯、海瑞，说明古代许多名人志士，都在知县这个岗位上作出成绩、名垂青史。他还吟诵了郑板桥的名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并说：“睡卧不安，总是想到百姓过得怎么样。”
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得以在此次座谈会上发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与焦裕禄一样，是习近平大力提倡的干部楷模。甚至在离开福建主政浙江时，习近平还曾在《之江新语》中说：“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习近平还曾在多个场合为谷文昌、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以及山东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等县委书记榜样“点过赞”。
县委书记虽然只是地方基层官员，在古代被俗称为“七品芝麻官”，但对乡村街道的升斗小民来说，则是“知县大老爷”。像郑板桥、焦裕禄这样为民请命、为民造福的“父母官”固然有之，但作威作福、贪赃枉法的“土皇帝”也为数不少。就以山西塌方式腐败为例，在金道铭、申维辰、令政策等省部级老虎之下，大批县委书记、县长接二连三落马。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地方基层草根百姓的戕害更大。
怎样当县委书记，才能成为习近平的菜？此次座谈会已经表露得明白无遗了。习近平谈到的一系列考验，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考验，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问题的考验，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考验，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庸俗风气、潜规则的考验……实际上就是给县委书记们提出的考题。
200名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还得以零距离学“习”，得到直接辅导，这些经过“老书记”传帮带的“门生”们，将带着习近平的问题，回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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