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网络
★ 本文作者郑永年：
不少史学家已就“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我这里不再重述。我自己是学政治学的，原本对这事没有太多关注。后来在英美求学时，觉得我们学的这些知识体系是西方的理论。西方的知识体系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研究西方的问题、根据西方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一直在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和印度）时提出的，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个命题？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我们要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西方的知识体系是西方学者自主创造的，因为这套体系是基于西方的实践经验之上并能解释西方实践的知识。如果我们把西方整套知识体系简单地拿过来看中国，那么就会出现“西方命题、中国经验”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从近代至今，学术界所面临的无数问题的根源。
这里不能细数所有这些问题，但必须强调两个趋向：第一，近代以来，我们的历史观是欧洲化的；第二，8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是美国化的。我个人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确实要学，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我们很难建立一个基于中国经验之上，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这将会是知识界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命题，从思维方式来说，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能封闭式地创造，一定要在开放状态下，通过对话来塑造自己的知识体系。关起门来塑造知识体系就会走不出去，自说自话，更难以影响世界。我们需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不仅仅是跟活着的人对话，还要跟已故者对话。要理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命题，就需要我们理解西方从古希腊以降对“东方”的思维方式。
这20多年来，我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我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中国三部曲”。第一部是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出版英文版。第二部是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翻译成中文版本——《制内市场》。即将出版的英文书籍《文明与中国政治体》，从中国文明角度来解释中国政治体。
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关注到西方学者对东方知识体系的塑造过程，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鸠，从近代德国的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再到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正式形成，思路都是一样的，是从西方研究者的角度看待“东方”的。这些大家的作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
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东方”社会，到后来威特福格尔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再到今天西方各种版本的政治权威主义、集权主义、极权主义等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不把西方的思维梳理清楚，就很难去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何为“东方”？西方人是从古希腊为中心看“东方”的。从地理位置上讲，西方人根据与自己的距离远近把“东方”分成“近东”、“中东”和“远东”。西方人眼里是以古希腊为中心，他们把波斯（中东）社会和远东视为一体。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近东、中东还是远东差别都不大，都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异域。
这里更有西方学者分析问题的方法论问题。从方法论来看，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一些方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西方人常用的“两分法”（dichotomy）、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知识范式”等等。在自然科学里面，这些科学方法是很有用的，但到了社会科学里面，一个社会就只有“黑”“白”之分了。中国的哲学理念很不一样，中国也有两分法，比如说“阴阳”。但对中国人来说，阴阳是个相对概念，阴里有阳，阳里有阴；而西方哲学里只有黑白两个颜色。因此，“理想类型”也好，“两分法”也好，他们把理想的放在一个框里，把不理想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框里，形成“正义”与“不正义”、“美德”与“邪恶”之分。
一旦把这些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里，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会产生一个“政治认同”的问题——这是我们梳理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时一定要注意的。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根据欧洲的发展经验提出来的。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崛起，资本成为社会的主体，西方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资本社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逻辑的一部分，是根据西方的逻辑来看待东方问题的。这一思路先假定西方的资本运作是“自由”的，再假定东方是“不自由”的，再在这一前提下寻找经验证据。所以，这不是根据实证经验之上的方法（evidence based），而是先有假定再找证据的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还是西方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图源：网络）
我们并不否定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诸多观察的正确性，但必须意识到，这些观察是先假设（hypothesis）“东方社会”是“专制社会”，后寻找证据来论证的。久而久之，“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在后来的西方学者中变成了一种立场，一种意识形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
要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分析，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根据西方的实证经验之上的，是非常科学的。但是一旦把这种分析机械地搬用到分析东方社会，就会产生问题。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我们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另一个方面更要强调我们坚持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这套科学的方法论来重新观察我们的实践经验，解释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
如果我们坚持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解释而是曲解。比如马克思等西方学者观察到的欧洲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奴隶社会，中国有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这样一个阶段。汉朝确实有奴隶，但是这种奴隶不是西方奴隶的概念。再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的概念也很难适用到中国，中国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了。
今天，我们意识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有这样的问题，但其实在很多方面还有更多的问题。例如，从近代到建国以后一直在争论的“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争论更不合情理。为什么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时期呢？那是因为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对应发生在中国的明清时期。但是从中国的经验看，唐宋开放的贸易环境甚至比明清更具备资本主义的特质。我想有关这个话题历史学家更有发言权，但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因此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时，要把因果搞清楚，不能直接把他们的结论应用过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但不是因果论，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了西方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
贝叶挂毯局部图：哈罗德国王加冕仪式（图源：网络)
我还在重新梳理这部分的内容，这里先抛砖引玉，共同讨论，希望能实事求是地重新检讨历史。要建设自主的知识体系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近代以来我们积累的知识体系（方法论）很多方面来看，我们仍然处于一个“思想（维）殖民地”状态。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得到解决。如果不清理历史，我们下一步将很难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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