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双向运动”与辨证施治的法治保障
9月4日，第九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为主题，20余位著名法学家发表主题演讲。凤凰网作为独家合作网络媒体参与全程报道，凤凰网大学问独家发布嘉宾演讲，与广大网友分享。
张守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
以下是张守文的演讲内容：
一、“双向运动”
波兰尼(Karl Polanyi) 在其名著《大转型》中曾提出过著名的“双向运动”理论：在一切都商品化的市场经济里，经济活动在社会关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从而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与此相对应，为防止市场机制对社会造成侵害，还存在着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并由此使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成为必要。
其实，在波兰尼的理论里，已经体现了“双手并用”原理，即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虽然发挥作用的领域、范围、方向不同，但都不可或缺，因而世界各国几乎都在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只不过凡是市场配置更有效的，就应交由市场配置，只有在市场失灵，确实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才需要政府配置。因此，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之手”具有优先性、决定性地位。
上述的优先性同时也表明，“市场之手”存在有限性，因此，在市场化运动中，才会出现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政府才需要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平分配等方面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从“双向运动”的视角来理解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更符合现实，也更为辩证。
二、辨证施治
既然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双向运动”，需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双手并用”，因而市场和政府应各尽所能，以确保国家在经济治理中“辨证施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又要弥补市场失灵，并基于市场和政府的“两个失灵”问题，实施有效的治理和动态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既要像中医那样辨其“证”，找到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的不足，又要“辩证”审视，明晰两种配置各自的优势和领域，全面把握其各自功用。
其实，对于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的功能，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早有论述。例如，斯密认为，市场规模影响专业分工，并进而影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此，推进市场化和扩大市场规模，就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也被概括为“斯密定理”。而凯恩斯则认为，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无法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时，必须加强国家干预，运用政府之手来提供有效需求。这也被概括为“凯恩斯定律”。上述两种认识，其实分别揭示了市场和政府的重要作用，如果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更有助于在经济领域辨证施治。
对于如何在经济治理方面辨证施治，我国的司马迁早有系统的概括，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中，“善者因之”强调国家最好的经济治理是顺其自然，不加干预，在今天看来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能解决的都交给市场。而“其次利导之”则强调在尊重经济自由的前提下，国家可因势利导，进行一定的鼓励、引导、调控。而“其次整齐之”则是指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使其整齐有序。
可见，在辨证施治的治理体系中，司马迁根据不同情况，首先考虑的是“因之”，即顺应私人经济的发展；在确需干预时，才需要政府“利导之”和“整齐之”，在今天就是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这正是现代国家的两项重要经济职能。此外，“教诲之”是强调政府要加强诚信等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教育和劝告；而“最下者与之争”则认为国家与民争利是最不可取的，因此，政府应当退出竞争性领域，专心提供公共物品。
司马迁上述关于辨证施治的治理体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司马迁定理”。它不仅综合了前述斯密和凯恩斯的理论，而且提出更早、更全面。在他提出的经济治理方式和价值的系统思考中，对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以及国家干预的强弱程度等都作出了排序，对于今天的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难得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应选择“善者因之”；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就应“利导之”和“整齐之”。
司马迁之所以强调首先强调“因之”，把市场的作用放在首位，是因为市场是一个众多主体从事纷繁博弈的复杂性系统。尽管政府系统也很复杂，并且从经济的角度看，政府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财政、金融等领域从事着经济活动，但两个系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功用、目标毕竟不同。如果说市场更多地基于私人利益来实现有利于公益的资源配置结果，那么，政府至少在名义上是基于公共利益力图促进有利于公益的资源配置，但在客观效果上有时未必有效率。
三、法治保障
由于市场与政府所覆盖的领域非常广阔，在法治保障方面，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下面着重谈两个方面，第一是界定权利和权力，第二是加强立法。
第一，界定权利和权力
法律的重要功能是定分止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首先要依法“定分”，分清两者各自的边界，明确各自的职能和作用，以及相关主体的权利与权力。在政府职能之外的，都可以交给市场，交给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止争”，包括止住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防止政府与民争利，防止政府垄断和不公平的竞争，等等。
在界定政府权力方面，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是防止政府权力膨胀的重要手段，但有时也要给政府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宏观调控权，不同于审批权之类的行政权力，其行使需要政府审时度势，相机抉择。2013年的“改革决定”明确宏观调控是宏观层面的、间接的调控，它不直接针对某类市场主体，因此，不能把间接的宏观调控等同于直接的政府干预，也不能等同于较为微观层面的市场监管。
在市场监管方面，监管权更接近于行政权，规范行政权的原理对其大体适用。但监管权本身也有其特殊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需要关注其独立性和差异性。只有有效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市场监管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加强立法
立法是法治保障的重要前提，上述的权利或权力的界定都要在立法上加以体现。目前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基本的立法仍然不足。如《预算法》修改迟迟未出，税收法定原则尚未落实，许多税收法律还没有出台，市场监管方面的一些立法也存在不足，等等。同时，即使有了较好的立法，能否按照法治的精神和原则办事，真正实现经济法治，仍然是很大的问题。
构建现代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有一系列现代的经济法律制度。仅从经济法的角度看，在市场规制法的立法方面，要保障市场作用的发挥，必须保障公平竞争、正当竞争。例如，近期的多个领域的反垄断调查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需要《反垄断法》的配套制度不断完善；针对形式多样的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修改中，同时，其他各重要领域的市场监管立法也需要加强。特别是对监管机构、监管体制等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加强规制。
此外，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建立宏观调控法的立法体系非常重要。目前，国家这样的体系还没有建立，宏观调控的基本立法，如《经济稳定增长法》、《财政基本法》等还没有出台，这与“改革决定”的要求以及学界和实务界的推动都有差距。
总之，面对现实存在的“双向运动”，需要国家在经济治理过程中辨证施治，结合“司马迁定理”，确立经济治理的有效体系；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功用，必须加强法治保障，尤其应推进立法，充分保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有效限定政府的经济治理权，不断推进中国法治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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