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习小组】解读习近平如何构建“政治新常态”
今年以来，“新常态”一词因为习近平两次提及而为公众所熟知。《人民日报》更是以头版评论和整版报道的形式持续关注。
“新常态”这个词产生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具体到中国语境中，简单来说，形容的是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优化经济结构，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并面临多种形式挑战的现状。
所谓旁观者清，国内许多观察者还在讨论经济新常态时，有境外网站梳理近日的山西反腐与换“一把手”一事，发现在这个资源大省权力重组的背后，是呼之欲出的“政治新常态”。山西一事，有着标志性意义，不光是腐败，此地的“政治生态”都出了问题，一个13人的常委班子，落马官员的数量让人瞠目。
学习小组认为，理解习近平的“政治新常态”，需要从“破”与“立”两方面入手。“破”自不必言，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有目共睹，在成立刚满一周年的中纪委官网上，就有48只老虎落马的消息；问题是，如何“立”？
文中给出了一个维度的思考，就是习近平的用人之道。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并非全部。
山西官场权力重组，习近平构建“政治新常态”
山西吏治的标本意义
近一段时间以来，山西反腐以其独有的“双打”方式，让7名省部级高官应声落马。从金道铭率先落马开始，再到杜善学、令政策的“双响炮”，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双响”：聂春玉和陈川平，白云和任润厚相继落马。然而，山西的腐败还不仅仅是省部级高官的落马，其所表现出来的厅官腐败、群体腐败、政商勾结、前腐后继等问题更为突出。种种现实都直接反映出山西政治生态之恶劣，就连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都直言不讳“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
中国国内有分析指出，刘云山直指山西的政治生态问题和腐败的严峻，是对山西当前政治生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一是表明中央不回避腐败问题，承认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问题。而且还是要求广大的山西领导干部都要直面问题，清醒认识，这是一记重重的警醒。二是表明中央有信心解决腐败问题，即使是群体腐败，或是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三是表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目标取向，就是要重构好的政治生态，反腐态度坚定不移。
中共高层决定对山西省委“一把手”进行调整，被认为整治当地政治生态的关键一着，是查处山西系列腐败案件的破而后立。
在中共官方的定义中，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在三晋官场中，各方势力介入，官商勾结积重难返，煤老板们甚至用“黑金”绑架了地方官场。而随着山西官场的陷落，那些被深埋在地下的官商勾结腐败真相，正在逐渐向公众展现真容。 正所谓“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山西反腐所揭示的一些官场腐败的严重程度，也再次表明，非“治本”之策不足以遏制、消除如此程度的腐败，而对于政治生态的重构显然是必经的良途。
观察人士指出，如果说四川官场、中石油、政法系统串案更多的是属意于打击周永康“朋党”，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山西官场高烈度的地震则更多的是对于山西这个贪腐重灾区进行的全面“吏治”。从这一点上来看，山西官场的整顿在中共整个官场生态系统中极具标本意义。山西官场所展现的极具普遍性的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群体腐败、前腐后继等问题，集中反映出山西乃至中国各地政治生态之恶。
“政治新常态”呼之欲出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说的是成色不良的铸币与成色优良的铸币在市场上一样流通，人们往往将“良币”收藏起来，久而久之良币会逐渐退出流通，而市面上流通的都是成色不良的劣币——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这一定律也存在于一些政治生态不良的地方，而坏的政治生态就如同一个大染缸，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生态下，一些“优者”也会被逼成“劣者”或者被“小圈子”所排挤。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公开提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7月29日，习近平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要适应经济形势“新常态”。8月4日至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4天在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和评论员文章，解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多维知名博主牛泪曾就此分析称，就中国这个政治主导性很强的社会而言，将最高领导人提出的这个词汇的概念仅仅限定在经济领域，未免还是太过简单。中国政治已经进入到习近平时代，中共也正按照习近平的价值体系重构政治社会游戏规则。 从官场政治生态来说，从上位以来就着力进行吏治的习近平，显然希望构建中共官场政治生态的“新常态”。
2013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就曾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此前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在生态学研究中，判断一个生态系统是否健康，有两个标准：一是“最大的自我实现”，二是“最普遍的互利共生”。放在政治生态上，这样的标准同样适用。一则，干事要有激励、有保障，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合理的途径实现自己的价值。二则，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大家的协同配合、各尽其职，让整体战斗力不断增强。显然，习近平治下的中共现在显然正在通过强力反腐、全党整风等系列治吏动作，来构建这样的官场政治生态系统。未来，对于政治生态的重构将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正如前文所述，习近平意图构建中共官场政治生态“新常态”呼之欲出。这里的所说的中国官场政治新常态，是指通过长期高压的反腐、整风，进而使整个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公权力系统内的人员，感到廉洁从政是理所当然，并切实体会到所谓“高压电”存在。另一方面，官风、政风影响民风，进而使整个社会在合理有序的“显规则”下正常运行。
山西权力重组折射习近平用人之道
欲观今日习用人之道，实际恰好可以用处于舆论漩涡眼中的政治人物。以王儒林为例，虽然曾在2014年两会之上被王岐山斥责过于照本宣科，但是其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治下，在如此强力的反腐态势中尚无省级高官落马，在31省市区中“鹤立鸡群”，更是被媒体解读为王此次能够“临危救火”，空降山西的主因。再细细梳理，可以发现王儒林身上还有几点特质，或许也促成他此次备受重用。其一在于王稳健扎实，执政经历一步一脚印。这一点恰恰也为习近平所重视，因为习本人就是从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一职一步步从基层升迁。第二在于王儒林性格中的低调，政坛摸爬滚打多年，却不显于人前。但低调并不意味着“不为”，在媒体解读中，认为王儒林在促进吉林经济结构调整中贡献颇多，也算略具执政能力。
与王儒林一样，其继任者巴音朝鲁虽为蒙古族，但也稳健、低调的性格，以及丰富基层工作经验。作为少数民族，巴音朝鲁能跻身而出，也正是源于他分别在基层、团中央以及沿海大省浙江工作过，而且在几十年的仕途中并没有负面传闻流出，低调之余，在浙江、吉林工作尤其是经济方面建树颇多。
为官新要求：稳健、基层经验、有执行力
跳出山西官场，在整个中国政坛，从十八大之后，就开始走在十字路口，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此前，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斥责为官不为的新闻被媒体热议，看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不高流露担忧。更据统计，2014年5月后李克强在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以上的种种官场心态，作为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习、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晓。现实中，这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显然让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也不符合他们要求地方官员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
结合此前在习近平选贤任能和今日山西官场之现状，可以对“习式用人哲学”有更为清晰的一个总结。
其一喜用有基层经验的官员，这些“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官员，对于中国社会、民情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从之前的陈希、何毅亭、黄坤明、刘鹤，到今日的王儒林、巴音朝鲁，皆是如此。
其二，就是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就是执行力，是那些有担当、有能力且务实官员的执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风而不敢担责；不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庸政，放缓经济增长；不因个人利益受损而懒政，有报复心态；更不拿公务员队伍不稳作为挡箭牌，对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
而作为中国官员来说，也应该从山西官场一事中吸取教训，尽早离开迷茫期，对于自身地位有一个新的认知。不要寄望于高层态度会有所缓和、整风反腐手段会放松。“新常态”一词已经意味着，对于官员的要求，不仅不同于以往，更不是一种“运动”，而是将长期、常态化的存在。为官一任，若不及时有所收敛，有所改变，山西之事的重演，也并非毫无可能。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地把扶贫开发工作抓下去，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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