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上海快讯：5日上午，289名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在上海接受任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大陆产生的首批法官、检察官助理，也是上海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先行试点工作的重要一步。记者黄安琪
早前
上海部署司法体制改革：
据东方网报道：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7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举行，研究和部署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推进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实施意见》。上海的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包括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司法责任制和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内容。
据悉，上海已经确定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二分院及徐汇、闵行、宝山区法院、检察院等8家单位先行开展为期半年的改革试点，在试点基础上明年在全市推开。
试点方案包括五个方面
一、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划分人员类别，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分别占队伍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设3-5年的过渡期，逐步推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不断优化人员结构，促进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二、健全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建立以专业等级为基础的法官、检察官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建立分级管理的司法辅助人员薪酬制度；细化法官、检察官延迟申领养老金办法，建立符合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职业特点，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体系，增强法官、检察官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为依法公正履职提供必要的职业保障。
三、完善司法责任制。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司法机关办案组织，实现办案组织专业化、扁平化；建立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加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四、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省级统一管理体制。
五、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经费省级统一管理机制。
改革亮点：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称，本次司法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在于“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将法官、检察官缩减至法院员工总数的33%，剩余52%的人将成为司法辅助人员，15%的人将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法院运行将“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海各级法院的法官数量目前大约占总人数的50%至60%，也就是说，至少将有17%的法官要从“医生”变为“护士”。
现状：
办案多少和质量如何对法官职业晋升基本没影响
我国基层法院长期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上海司改方案”为何还要大幅度削减法官数量？
“减到现有法官总数量而不是全体法院员工数量的33%，还差不多。”游伟告诉记者，长期在一线实际办案的法官数量，其实并不多。
据他介绍，有的法官，因为办案优秀当了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甚至副院长、院长等，一经提拔后，就不办案了；有的法院“领导”，从其他机关调来，虽有“高头衔”，却不会办案；还有的行政人员，被提任上处长、工会主席等行政级别后，也会同步提升法官等级，但还是不会去一线办案。
上述情况造成了现今的尴尬局面——很多年轻法官进入法院之后，一开始“拼命办案”，但最终目的却是有朝一日被提拔当上“领导”，可以“不办案”，甚至有机会“管人”、“管案”。
记者从不少青年法官口中了解到，办案不仅辛苦，还需要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工作压力极大。但是，办案多少和质量如何，对于一名青年法官的职业晋升、薪资涨幅，“基本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一个不低的行政级别，却能为青年人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法官职称”。
根据我国《法官法》，“法官”这一专业技术职称被分为12个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别为大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其中大法官分为两级，高级法官分为四级，法官分为五级。
然而，影响法官薪酬高低的，却并非“法官职称”等级，而是行政级别。
王福华告诉记者，在中国，“办案”是件苦差事。如果把“法官”比喻成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既要会做大型手术，还要干一些护士的活儿，又要充当麻醉师、手术缝合医师、配药师等。
他记得自己当年在法院工作时，一年平均要办300多个案子。除了庭审，还要负责调查、交换证据、找人谈话等一系列工作，“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办案之外”。干了3年，他转到了法院研究室工作。没多久，就辞职了，“这不是我想象中应该有的法官生活”。
“你随便去问一个一线办案的正科级小法官，如果让他去机关党委甚至工会工作，但可以提个副处级，我想他一定会去。”游伟认为，这种体制，遏制了一部分优秀青年办案法官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化发展。
既得利益者能否给自己“削权”，考验改革智慧
王福华的经历，代表了一部分从法院离职的青年法官的想法。而此次上海的“精英化”司改方案，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嗅到了希望。
一片叫好声下，退休13年的老法官罗卫平，也接到了一些昔日同事打来的电话。年轻的审判长们向老师表达担忧——那些在后勤部门、机关党委、办公室等部门长期工作的“高级法官”们能不能“让贤”？进入33%所谓“精英法官”队伍的，会不会还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罗卫平对于上海率先进行司改举双手拥护，但对此方案的后续“执行问题”，他仍在观望。
“如果‘谁进33%’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一批优秀青年法官离职，这就要考验改革智慧了。”他说。
而要解决上述担忧，司法系统的“去行政化”，也许是釜底抽薪之策。
过去在法院系统，脱离“办案”苦海、拿到“行政领导级别”稳赚不赔。新政出台后，或将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面临“做官，还是做法官”“二选一”的抉择，但新政并未明确提及，是否允许“双岗位”同时并存。这令游伟感到司法系统的“去行政化”任重道远，也让一些公众“浮想联翩”。
“让既得利益者自己给自己改革，确实挺难。”游伟告诉记者，在这一“革自己命”的“上海改革方案”中，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缺失了。“方案缺了一条‘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审判、检察岗位’。”他认为，这是对法官的最根本“职业保障”之一，能保证法官、检察官在办案时“不怕得罪人”、“只服从法律”。
罗卫平坦承，对法官而言，自己所办的20个案子里，出现一个受到“行政干预”的案子，很多法官就会“受不了”。“过去‘行政干预司法’问题，令很多法官感到沮丧。”他认为，方案出台后，这样的日子或将一去不复返。
“假设一个案子，院领导或者上级来打招呼、批条子，你究竟该如何选择？”游伟说，如果不把领导们“调人”的权力限制住，独立审判权就无从谈起，“你判的领导不满意，或许就有可能被调到二线部门去，这怎么能保证法官坚持只服从法律呢？”
但问题是，领导们都已经习惯过去的工作方法，他们能那么积极地给自己“削权”吗？
“方案是出来了，但在操作上，难度不小。”罗卫平认为，未来两三年内，同级行政机关可能还是会对法院办案有一定的制约，“具体操作有一个过程，没那么简单，且看未来方案如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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