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原标题：顺手抢占黑瞎子岛
斯大林派“远东军魂”击败张学良，撤退时留下军队，驻扎黑瞎子岛
在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判中，除了外蒙古，还有一段中国边疆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便是东北。
斯大林十分清楚，中苏在东北边界上，存在多桩历史遗留下来的“悬案”——两国最早的接触就发生在东北，1689年，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的边界，暂时阻拦了沙俄取道中国东北打通太平洋出海口的野心。此后的200年里，沙俄一直在寻找机会。当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立即动手，在1858年和1860年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走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从那以后，沙俄在东北强行修筑了一条“丁”字形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并与沙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东至绥芬河，南经长春至大连。后来，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长春以南的铁路被日本占据，称为“南满铁路”，北段仍在沙俄手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中苏合办，称为“中东路”。
斯大林在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初，也曾经想过好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的“悬案”。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很快变成了新的“悬案”的制造者——占据黑瞎子岛。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1924年，斯大林接手的苏联，是一个新生的、尚未站稳脚跟的政权，在国际上面临被孤立的困境。为了打破外交僵局，争取中国的外交承认，斯大林主动向中国提出解决两国边界的“悬案”。当年年初，斯大林派出曾任外交事务全权代表的加拉罕，来到中国和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谈判，拟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下文称《协定》），规定“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1919年与1920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两国“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这一《协定》基本上是平等的，它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截然不同。但很遗憾，它只是一个大纲，并未“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在《协定》签订前，加拉罕坚持“立即恢复中苏正常关系”，再商议两国间的“悬案”。北洋政府则坚持先解决“悬案”，再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双方争执了一段时间。其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那么脆弱了，与中国建交也就不太迫切了。北洋政府只好同意加拉罕的意见，于1924年5月31日先签约，同日宣布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则在《协定》中承诺，“中东路”将由中国赎回。
几个月后，加拉罕还和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当局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表示要在60年内把“中东路”全部无偿地交给中国。不过，加拉罕坚持铁路局局长由苏方委派，理由是“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一语道出了苏联和斯大林的真实态度。
在那之后，时局变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欧洲各国宿怨重现，苏联逐步摆脱外交僵局，斯大林也就不急于解决十分棘手的“中东路”问题了。拖延之下，《协定》渐渐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张作霖对斯大林的积怨日深，于是故意破坏苏联在“中东路”沿线的利益，中国民间收回“中东路”的呼声也开始高涨。
到了1927年，斯大林转而考虑把“中东路”及沿线特权转让给日本，并派人与日方进行了秘密会谈。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惊讶，东北当局更觉得苏联不可信。
恰在此后不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内外局势的大变，把张学良推到了势必一战的境地——对内，他既要树立“少帅”的威望，又要服从蒋介石，追随其“反共绝俄”的政策，蒋介石也在鼓动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对外，他觉得中国虽然打不过日本，却未必抵挡不住苏联，如果能把“中东路”一举收回，就能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了。树威的渴望、错误的判断、爱国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使得28岁的张学良贸然决定对付苏联。
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驱逐“中东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斯大林随即作出反应，宣布对华断交，向中苏边界集结苏军。从7月到11月，张学良的东北军陆续取得不少胜利，但都不是根本性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于是，斯大林把苏联名将布柳赫尔（曾译布留赫尔）派到前线，此人号称“远东军魂”，日后位列斯大林的五大元帅之一，与中国颇有渊源。北伐战争时，他曾化名“加伦”，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布柳赫尔一来，战局立变，海拉尔、哈尔滨、黑瞎子岛相继失陷。“（东北军）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90岁那年，张学良亲口讲述了自己28岁时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顺手强占黑瞎子岛
1929年11月2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张学良不得不要求停战，并派出蔡运升和苏联谈判。斯大林同意停战，条件就是：“中东路”恢复此前中苏共管的原状。12月20日，蔡运升与苏联签署《伯力协定》。对此，国民政府并不承认，理由是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蒋介石鼓动张学良发起的这场战争，结果是双重惨败：不但铁路没抢回来，苏军撤退到黑瞎子岛后，留下一部分驻扎不走了，一占就是79年。
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主航道的中国一侧。在满语里，它的名字叫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在中国版图中，它则是“鸡冠”，是“东方雄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由于岛上生态良好，有黑熊活动，人们称之为“黑瞎子岛”。它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其战略地位从沙皇时代起就一直为俄国人所关注。1929年的斯大林同样不会忽视它的战略意义，撤军途中顺手强占这一水上关隘，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斯大林权衡利弊，宣布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在1934年将“中东路”以1.4亿日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还要求日本支付3000万日元作为遣散“中东路”苏联职工的费用。1935年4月之后，苏联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即便如此，苏联也牢牢占据着黑瞎子岛，不让日本染指。
等到二战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斯大林抓住机会，把卖给日本的“中东路”又给“要”了回来。1945年，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雅尔塔秘密约定，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除了外蒙古独立之外，“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作战，苏军进入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重新控制了整条中东铁路。
此时，蒋介石担忧的却不是什么主权完整，而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发展壮大，如果苏联把东北的地盘、铁路、军工厂、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的装备都移交给中共，那么，中共很快就能建成一支百万规模的正规野战军，具备大量重炮和一支坦克部队，对自己的统治会构成巨大威胁。于是，蒋经国和斯大林谈判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拱手让出外蒙古为代价，要斯大林保证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完整，港口和铁路中苏共有二十年，其后所有权归中国。
斯大林答应了这一条件，并且承诺“在同情和支持中共方面以不使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破裂为限”。此后不久，苏军撤退，苏联势力再度退出东北。
帮助中共站稳脚跟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斯大林时刻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的政策有了变化，不仅舆论上公开支持中共，而且在行动上协助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转交大批武器装备，帮助中共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进入新的轨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就是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旧约，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1950年，在中共领导人的努力下，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旅顺口的民事行政事务，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随后，苏联履行了上述约定。
然而，黑瞎子岛的归属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规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各半，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2008年10月14日，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纠缠一个多世纪后，中俄在东北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终告全部确定。
原标题：斯大林的边疆逻辑
邓小平曾评价过，自鸦片战争起，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诚如邓小平所言，历史是不容割裂的。斯大林和苏联对于中国边疆的影响和干预，遵循的是苏联的历史逻辑，它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逻辑，无一不是为苏联的利益考量。但客观上，在此逻辑下的某些政策，一定时期内又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帮助了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认为新疆稳定最符合苏联的利益，于是他出面打压新疆分裂势力、支持盛世才赶走其他割据军阀、力促中共早日进疆。公允地说，他对新疆时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二战末期开始，苏联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双重外交政策，甚至表示在国共之间持“中立”立场。此后的中国内战中，苏联根据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即便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巨大优势之后，苏联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指示，国民政府迁到哪里，苏联大使馆就跟到哪里。因为这样可以维护苏联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获得的利益。由此改变了中国北方的边疆状况。
但斯大林对中国边疆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在制度上。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后来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这个希望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苏联创立了斯大林模式，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此后，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不例外。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除了学习苏联，没有其他选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有一段蜜月期，中国全面沿用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都是如此。在边疆地区，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大林模式，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识别，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是，一个制度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与时俱进，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国外学者断言，斯大林模式下的“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领土化”政策，并没有使苏联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了“新民族”的“孵化器”，导致各民族对本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对苏联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却越来越低，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对此，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民族治理和边疆治理之道，这需要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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