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挂帅的“临时机构”，不少旨在对要害部门进行监督。其具有的灵活、务实的特点，与监督机构的要义颇为吻合。
高官挂帅的“临时机构”
文_本刊记者李天锐
今年夏天，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有了新头衔——“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委员会”主任。接下来1年多，竣工验收将在汪洋的日程中占据重要位置，直至2016年一季度，委员会做出验收结论并报国务院审批。
与平日常见的一些“小组”不同，该委员会并非常设机构，其“横空出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三峡工程建设质量把关。验收完成后，机构就撤销。
事实上，很多高官都有挂帅“临时机构”的经历，他们的“头衔”包括督查组组长、代表团团长、组委会主任、指挥部总指挥等。这些名目繁多的头衔，有时却有非同寻常的能量。
高官差点进了派出所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相比一些常设的“小组”，高官挂帅的“临时机构”，最大特点就是更加灵活、务实。
灵活首先表现在，存在时间可长可短。今年6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率领由民政、外交、教育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泰国参加亚洲减灾部长级大会。从组成团队到访问结束，仅用时4天。而汪洋挂帅的上述委员会，则要工作1年多。此外，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临时机构”的灵活性较高，可以临时制定规程，突击检查、暗访等。
务实则与此类机构的性质——致力于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非仅宏观指导有关。有人戏称，高官一戴上“临时头衔”，就不能“打太极”，总要办成一件事、完成一个任务、做一个结论。
或许由于以上特点与监督机构要义颇为吻合，记者发现，高官挂帅的不少“临时机构”，正旨在对要害部门进行监督。它们包括“一次一授权”的中央巡视组、督导组，国务院督查组，事故调查组，人大执法检查组、各部委检查组等。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高官要想执掌此类“临时机构”，除了该机构与其主管工作相关外，首要的是敢于碰硬。不久前，长期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的张化为“转正”，引发关注。这名原“成克杰专案组”成员，去年赴湖南参与巡视，巡视组发现了童名谦的违纪线索。今年巡视辽宁后，陈铁新成为该省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名省级官员。
善于发现问题，也是高官获得此类“临时头衔”的必备能力。
“去年至今，住建部总共才取消和下放2项行政许可，进度滞后，贡献率低。7项非行政许可拟全部转为内部管理事项，不符合国务院文件要求。”
今年6月至7月，国务院派督查组检查政策落实。这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挂帅”的督查组，在住建部新老部长陈政高、姜伟新交接当天，当着二人的面提出的。该部随后决定，对涉及8项人员资格的审批事项“全部取消”。
由此可见，此类检查的时间选择、方式方法等也颇为考究。有意思的是，就在交通部部长杨传堂督查河北期间，国务院副秘书长肖亚庆率督查组进驻交通部。杨传堂对河北提了整改意见，回京后不久又开会研究督查组给交通部提出的整改措施。
2013年6月，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宋元明“挂帅”的暗查组，发现的安全隐患“触目惊心”。这直接得益于暗查组“不发通知，不听汇报，自行安排食宿，出了机场就直奔矿上”的策略。检查从端午假期开始，理由是“越是节日越容易懈怠”。
“你在哪里培训的？”“我也不知道……”“人员定位系统怎么没开呢？”“因为刚刚打雷就关掉了。”“瓦斯监控呢？”“也关了。”“谁是监控系统的值班员啊？”“她刚刚有事回去了。”湖南湘潭长岭煤矿人员与暗查组对话中暴露的安全隐患，让宋元明非常气愤。
检查中还有小插曲。宋元明要求矿长出面说明情况。他没等来矿长，却等来了派出所民警。原来，警方接到矿主报案“有人干扰生产秩序”。暗查组解释后，民警才领出了矿长。后来有人开玩笑：“要是拿不出证件，说不定我们就得到派出所被检查了。”上述情况曝光后，责任人均被问责。
“和谐”为何落选奥运口号
除了执掌以监督为主的“临时机构”，高官们还常“挂帅”各类临时事务性机构，如大型活动组委会、领导小组、慰问团、出访代表团等。
今年8月16日，南京青奥会将正式开幕。早在3年多前青奥会申办成功时，就成立了由时任江苏省长罗志军“挂帅”的青奥组委会。
阵容庞大、事无巨细，是此类组委会的共同特点。如已于2009年解散的北京奥组委，就曾云集刘淇、王岐山、陈至立等高官。从口号发布到人员协调，从场馆建设到赛前调试等，他们都要一一过问。如王岐山就曾表示：“奥运工程不能误了工期，要对整个民族负责任！”他还欢迎大家给北京奥运“找问题”。
高官把关下，奥组委的工作并不轻松。单就确定北京奥运口号一项，就经过了向全球征集21万个口号、确定“英文优先、通俗易懂”等原则、征求专家意见、奥组委开会通过等。鲜为人知的是，筛选中，“四海一家，共创未来”因“未来给人不确定感”等遭弃用，而刘淇在央视提到的“和谐”，也因其英文力量较弱，且曾用于汉城奥运而未能入选。
除了执掌组委会，当民族地区等逢十周年大庆，或某地发生严重灾情，高官还会率团祝贺或慰问。
对临时组成的出访团，团长也要“对一切行动负责”。出访前，他们往往会开会熟悉成员，出访中每天总结情况，分配接下来工作等。团长常强调的，是食宿从简和严守纪律。
2011年8月，李克强赴港访问。他1984年作为共青团中央书记率团访港的细节也被披露。昔日的代表团成员迟先生回忆，那些天他们就住在港大学生宿舍“明原堂”，早餐在港大学生食堂解决，出行就搭巴士或地铁。“睡的床是临时找来的钢丝床”。
1979年冬，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率13人出访澳大利亚，则自己新增了一条纪律。据称，当时允许每人带一件大件电器。习仲勋却对团员讲：“我们不是物资采购团。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东西。”当代表团回广州时，列车长看到托运行李很少，还以为东西拿掉了。
率团出访，重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让习仲勋感触颇深的是国外的工作效率。他总结说：“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很小，人员少，工作开始后没一个闲人。看了他们的计划管理委员会，平时不干涉，下边出了乱子才干涉。这种领导结构值得学习。”该观点在当时，振聋发聩。
能完成重任，也引发争议
在地方，一些官员对“临时头衔”也颇为偏爱。尤其是为推进重点、难点工程，他们常建“推进办”、“指挥部”、“联席会议”等。
还有跨地域的“临时机构”。为推进厦门、漳州、泉州“大都市圈”发展，2011年7月，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等3地书记挂帅的党政联席会议宣告成立。不久，三地旅游“一卡通”正式发行。尽管三地博弈不断，2013年后未见该联席会召开的报道，但厦漳泉“同城化”仍在推进，前两次会议确定的54个项目不少已经实现。
在一把手力推下，集中人力物力的“临时机构”能完成重任，但也容易引发争议。
2012年起，在武汉大兴城建的市委书记阮成发进入公众视野。这名被称为“满城挖”的书记，早在2009年任市长时，就担任“市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对自己因大刀阔斧建设而被指“扰民”、“搞政绩工程”，他表示：“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
此外，更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一把手执掌临时机构时，决策缺乏论证，推进过程缺乏监督，出台的措施容易有违法治，甚至引发腐败。
李春城强推“危房改造”，并任“指挥长”，就曾遭遇骂声。对“李拆城”的诨号，他曾回应：“作为城市管理者，有时挨点骂是必然。如果没人骂你，可能你的工作没做好。”
高官落马后的媒体报道中，当事人常深陷“借临时机构搞腐败”漩涡。如前不久落马的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就被指任“普洱矿山资源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时，借煤矿改制牟利。
“当然不能因为有人借机搞贪腐，就否定各地‘临时机构’推进急难险重任务的作用。”有专家称，此类机构具有的“强制性”，会“倒逼”地方官员有效履职。
“通常认为，地方上越是规范，设的推进办、指挥部等临时机构就越少。遏制地方临时机构可能发生的腐败，首要还是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对设置临时机构的科学性做出评估，尽量少设。其次是加强监督，向该机构派出精干监督力量，管住人、看住钱，促进其规范化运作。”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光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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