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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钱理群讲，我在2003年的文章里曾经引述了王瑶先生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两个概括；在这次燕京学堂事件中，我又想起了王瑶先生的这两个堪称经典的概括。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北大和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学问，只会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点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竭力推销自己的东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报。一旦有了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正有与时俱增的趋势。
北大燕京学堂的风波似乎正在淡去。但这次争论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尤其一些更为要害的问题、更具危险性的趋势，可能也将就此被舆论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学者约在东城的一个咖啡馆，聚会研讨了一些燕京学堂之外的问题，而大学文科、特别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是大家关注的中心。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与会并发言，本文摘编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学”才是核心问题
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满忧虑。还是仔细搜集了所有的材料，准备作为校史的一页，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不打算直接介入。但这回三联的会议邀请，却逼得我、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机会，公开说出我的忧虑与思考。
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它非常郑重地宣布：“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办学模式”的“创新”，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国学”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北大教育，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也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展开了“北大向何处去，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的长文，并且和我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一起，把有关讨论资料汇集起来，编了一本同名的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昨天在准备发言时，把当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恐怕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发展；因此，当年说的话完全有效，也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北大围绕燕京学堂所进行的新一轮的“改革”的发言。
就是说，2003年与2014年北大两次所谓“教育改革试验”有内在联系，很多问题一脉相承。
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是要“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因此，在我看来，2003年的北大，是面临着一个“用资本的逻辑与力量，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彻底摧毁”的危险的。以后，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此，一个是经济的手段，一个是刚才老师们说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体制化的手段，双管齐下。
而现在它要进一步：要改造学科了，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觉得需要对“中国学”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中国学”的概念根据北大的解释，它有两个内涵：一是“顺应国家战略需要”，一是“国际化”。“国际化”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国家战略”问题也不可忽视，两者都有可质疑、讨论之处。
先说“国家战略”，这更是提出“中国学”的主要依据和重要背景。校方是这样宣布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昌盛，以及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国热’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的需要，启动燕京学堂计划”。于是，又有了这样的阐释：“‘中国学’在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无异于为外国人了解、理解、认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不但会收获为数众多的‘中国通’，同时将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简单一句话，提出“中国学”，就是要服务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
这就说清楚了提出“中国学”的背景：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第二大国的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种文化焦虑感。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思想，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大历史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这样的“以论代史”的“学术”，几乎耽误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时间。我看“中国学”提出课题，全是大而无当，结论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强调实用，要求速成、超赶，用大跃进的方式来组织学术，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学术垃圾。我们不说远的，就看看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学报、学术杂志，尽管其中也不乏认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却是空论、大论、泛论，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我们就不难想象，这样的以论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国学，将怎样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并祸及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北大的批判传统会丧失殆尽，北大的学术传统也会遭到严重的伤害，而且很难弥补。
“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再来讨论“国际化”的目标。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当时叫“与国际学术接轨”。我在文章里就指出,这就是要“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和美国化”为目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语教学是学校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论，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了”。
当然2014年重提国际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国学，强调中国“主体性”，似乎是对前面说的美国化倾向的一个纠正，校方也是这样自辩的。但实际上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经指出的，这还是隐含了一种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焦虑，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补充的：西方的中国想象也是复杂的，除了希望用中国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西方中心论者之外，还有一种思路，特别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就把中国理想化，乌托邦化。这样的“主体性”还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基础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是真正的主体性。这倒是很能说明2014年提出的“中国学”的内在矛盾和实质：它一面打着中国自信、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一面却暗恋着西方，至少是不能摆脱西方主体性。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过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的。我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为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指标？”听说2014年这一回提出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谁要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们学者要吗？是北大老师学生要吗？那么，“他们又想通过什么手段、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做就一定能达到吗？”这背后又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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