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为了让自己的转基因产业化梦想早日成真，李宁跟猪、牛打交道的时间，可能比跟家人还多。图为2010年7月，李宁陪同农业部领导视察中国农大的转基因奶牛实验基地。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李宁与济普霖公司合作申请的国家研究基金资助（李伯根/图）
原标题：院士李宁：阴暗的日子，阳光的日子
“把每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和每一个阴暗的日子串起来，就会铸就伟大的人生。”
“请问一下李宁老师住哪栋楼？”8月下旬的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市圆明园西路3号院问路人。
“你说的是那个李老板吧。他那么有钱，怎么可能住我们这个小区？”路人答。
这是中国农业大学一个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家属院，李宁在中国农大工作之后最早居住的地方。典型的筒子楼，没电梯，楼道里无数的小广告，循着他的旧地址敲门，无人应答。隔壁邻居说，里头住的是学校后勤的一位老师夫妇，至于李宁，她从未见过。
李宁现在住的其实是西校区内一栋5层的院士楼，离他的实验室不过几步路的距离。有门禁和电梯，一梯两户，李宁家住2楼，目测有一百多平米。南方周末记者踏访的那个午后，窗帘一直拉着，邻居说，自从李宁出事之后，已经好久没看到他爱人了。
新老两套房子就像是李宁人生的真实写照，一个8岁跟父母下地插秧、没有任何背景的知青后代，凭借着一己之力，最终在45岁那年问鼎中国工程科技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
“耐得住寂寞”
路人口中那个有钱的李老板，在熟悉他的人眼里却是个简朴的人。王月是李宁的学生，跟了李宁五年。他努力回忆，都没有想出李宁有任何奢华之处。他们有时候经常一块到篮球场打球，打完球，李宁还是一样跟他们一起去吃8块钱一碗的马兰拉面。
几乎每年，李宁的投资人黄中石都会在北京跟他聚两次。他请李宁吃饭，李宁一般都不去。李宁请他吃饭要么在学校食堂，要么在学校路边的新疆菜馆。“有一次没吃完，他还打包带走。”黄中石说，他跟不少大陆的官员和商人吃过饭，但还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打包。
对于吃饭要求不高的李宁，对于学术的要求却极其苛刻。王月记得，只要不出差开会，哪怕是双休日，李宁都喜欢在实验室待着，每天都要到半夜12点以后才走。“他似乎在家坐不住，学校春节放假，过了大年初七你保准能在实验室看到他。“我们有时候觉得他太强悍了。”他说。
在一次中国农大研究生的迎新会上，李宁说，假如我一天用12小时甚至14小时工作，你只用8小时工作，这种工作一两天积累出来的差别可能不明显，但5年以后，也许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境界，是两重天。我觉得这就是勤奋的力量。
1985年，留在江西农大任教的李宁决定报考中国农大的研究生，媒体报道说，为了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备战考研，那时的李宁连“上厕所都是跑步前进”。
李宁当了院士之后，应酬突然变多了：开会，做报告，出席各种大小活动……他不喜欢。王月常听他抱怨：不去也不行，去了又觉得浪费时间。
李宁曾不止一次告诉他的学生，从事科研的人都是能耐得住寂寞的人。2003年，他主持的《猪高产仔数FSHβ基因发现及其应用研究》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他为此投入了10年。
1993年的李宁还是中国农大一名普通讲师，没什么名气。当时的科研条件，跟日后动辄百万的科研经费也不可同日而语。他后来回忆，研究之初经费紧张，实验室就设在猪场，吃住都在那，到了夏天，随手都可以抓一把蚊子。去各地调研，经常因为买不到座位票不得不一路站着。
“大家都不觉得苦。相反认定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相信自己的努力终有回报。”李宁说，“把每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和每一个阴暗的日子串起来，就会铸就伟大的人生。”
敢于冒险
李宁第一次被学术圈熟知是在2000年底，当时，他带领他的中国团队，克隆出了3只转有人α抗胰蛋白酶基因的转基因山羊。之后，李宁的学术成果呈井喷之势，其中很多是中国动物遗传领域的原创性工作：首次克隆了鸡性连锁矮小基因，发现了鸡抗白血病病毒的基因座……
他的一位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李宁对于科研方向的把握非常有前瞻性，“创新是科研的灵魂，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曾说，做科研要有正确和智慧的判断，找准方向，再坚持到底，如果方向找错，既浪费了国家资金也耗费了自己的精力，这是万万不可的。
李宁对创新的理解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得更好。在一次2009年的一次演讲中，李宁以他自己的经验举例：克隆不是中国人先做出来的，但中国克隆技术水平不比英国弱，英国克隆羊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但我们还使用冷冻暖母细胞进行克隆，这是世界领先。
李宁的克隆之路始于1996年7月跟克隆羊多莉之父的一次交谈，而他最早的学术启蒙老师同样是另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他在中国农大的导师吴常信。这位日后成为他岳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动物遗传学界的权威。李宁日后能成为院士，在一些人看来，多少受到岳父的人脉恩泽。
“环境只是次要因素，他的成就完全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吴常信对南方周末回忆，“他跟我女儿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只是个普通的研究生，怎么可能知道未来他会当院士呢？”“我是一个很开通的人，谈恋爱是年轻人的事，我不会反对他们。”
尽管吴常信跟李宁住同一栋楼，但二人却很少碰面。“大家后来研究的领域不同，他研究转基因克隆，我研究遗传育种，加上我们都很忙，有时候开会才会碰到一块聊两句。”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跟团队的交流上。最多的时候他指导有三十多名博士生。正是这些博士生构成他的科研团队，完成了那些被外界熟知的重大课题。
他给自己团队中的每个人一份英文备忘录，里面记录着为人标准、指导原则，既有共性要求，又有依据每人个性、经历等而给予的不同要求与鼓励。“一个团队就像是一艘船，船长应该了解每一位水手的能力，协调起来使大家的力量都能发挥出来，这条船才会跑得很快。”李宁曾对媒体说。
一个课题批下来，他不会把学生当作实验室的工人和实验机器。“做课题的时候，都让我们自己结合自身兴趣来选择。”他的一位学生回忆，“他很大方，我们做课题能多给我们一点补助就尽量多给点。”
争议很大
1962年出生的李宁几乎经历了中国最坏的年景和最美好的时光：三年困难时期时出生，5岁随父母下放，“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从小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一个例证是，他从小最爱看的书都跟战争有关：《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以弱胜强的军事战争》……
好胜的性格贯穿在李宁学术生涯的每一步。即便是已经克隆出了不少转基因成果，他经常提及的还是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我希望国际一流科研工作者开展相关研究时，会引用中国科学家的数据。希望在国际科研舞台上，一直活跃着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但西方留学的经历，也让很多人从他身上看到自由主义的影子：针砭时弊，大胆敢言。他痛恨学术克隆，在一次迎新活动上，他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告诫同学：“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认为，科学精神对于治理社会同样重要。“如果我们的一些领导和老板们科学研究的素质高些、科学精神强一些，我们的动车就不会相撞，拆迁就会减少，毒奶粉、瘦肉精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一直以来，李宁都被校方当成中国农大的一张名片。2006年，中国农大号召全校师生向李宁学习：“他师德高尚，治学严谨，学术卓著。展现了我校青年一代科学家的风采，为我校赢得了巨大荣誉。”
伴随着他的科研成果接连获奖的是，各种评审邀约纷至沓来：863项目现代农业领域和生物反应器重大专项专家组组长，转基因生物培育重大工程副总工程师，国家重大研究计划生育与生殖专项专家组副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
但与此同时，李宁还是这些项目课题的申请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早在2008年就引起其他专家的不满。2008年，有人在网上举报，李宁在一项国家级的水禽开发中没有回避，导致评审结果出现严重不公正。举报人称，李宁仅在投票时进行了形式上的回避。
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李宁对当评审的事有些从不从心。“他自己也不愿意当，因为大家都看着。”这位学生说，但是在中国这种申请人兼任评审的情况相当普遍，“李宁老师可能做了一件不公平的事。有的人可能做了无数起。”
李宁当了院士之后，拿到的项目确实比以前多，规模更大。“在中国没办法，不是李宁想要，而是这个制度决定的。这跟国外很不一样。”中国农大一位博士说，国外科研是鼓励年轻的科学家，比如那个英国的克隆羊之父，因为年纪大了点，科研经费反而特别少。这在我们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人如果取得这样的成就，就算到了100岁，爬不动了，国家还是要多给你一点钱。”
在学校内，也难免受到非议。中国农大一位老师说，一般的人只能申请到几十万的项目，而且都很难。但是李宁往往不费力气就可以申请到成百上千万的经费。网上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之所以搬到神内大楼，并不是因为学校帮他建了新的实验室，而是受到了生物学院老师的排挤。南方周末未能联系到生物学院对此置评。
为了推广转基因，李宁亦遭到反转人士的炮轰。早在7月下旬，李宁被调查的消息还未被媒体曝光之时，崔永元就在网上发文爆料并揶揄：李宁至今未归，同学们都说李宁院士一定是给检察院普及转基因知识去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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