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伊拉克乱局，谁蒙其利？
于时语 北美专栏作家
随着极端主义武装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和地盘迅速扩张，美国重新出动军力干预，伊拉克危机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这一乱局具有非常复杂的内外因素，发展过程也诡秘曲折。例如“伊斯兰国”的前身年前就控制了伊拉克安巴尔省大部，欧美并不在意；6月初，这一组织接连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尔和萨达姆故乡提克里特，准备向巴格达大举进军，西方反应也大都是口水文章。这次真正引发华盛顿和北约盟国恐慌，而开始轰炸、军援的，实在不是伊北部雅兹迪教派遭迫害的“人道危机”，而是原先被看作精锐战斗力量的库尔德族独立武装，在“伊斯兰国”攻势下，居然不经一击，而像美国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那样溃不成军。
大中东的“30年战争”？
伊拉克的局势发展，早就超越了一国一地，而涉及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可能蔓延为大中东伊斯兰世界的“30年战争”。
1950年代以来，以埃及纳赛尔政府为代表，加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现代世俗民族主义主导了阿拉伯政治主流，享有无比的道德权威。曾几何时，这一世俗民族主义向专制主义和特权腐败退化，走向历史的反面。时至今日，除了饱受打击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就连依靠“绿宝书”统治利比亚40多年的卡扎菲也灰飞烟灭，埃及则落到外靠美国军援和沙特经援、内部大规模迫害平民的地步，完全失去对“政治伊斯兰”的道德优势。同时，西方和阿拉伯专制政权的双重压制防范，削弱了“政治伊斯兰”中的理性派及温和力量，刺激强化了其中的极端主义成分。比基地组织更加极端的“伊斯兰国”异军突起，良有以也。
“伊斯兰国”淡化国别属性，剑指西方划分的“后奥斯曼”中东架构。说来或许难以置信，现代大部中东国家的疆界，源自一战之后大英帝国内阁大臣丘吉尔与传奇人物“阿拉伯的劳伦斯”在一场餐会酒足饭饱之余，于一张餐巾上与法国草草瓜分了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小布什发动“倒萨”战争，启动了伊拉克的族群教派分裂过程。欧美再鼓励推动叙利亚内战，释放了该国内部的族群间仇恨。无论最后如何收场，伊拉克和叙利亚作为单一整体国家（unitary state）的历史一去不返。黎巴嫩和利比亚也极有可能步其后尘。而在耗费天文数字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衰落中的欧美世界霸权再无胃口和财力来维持这一过时的秩序。
与逊尼派极端主义复炽处同一时空背景的，是阿拉伯民主运动和什叶派复兴运动的交织。现代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失败，以及上层专制腐化，造成阿拉伯政权与基层民意的严重脱节，而刺激了阿拉伯民主运动的发展，成为街头革命的主要动力。革命在埃及等地的逆转，从历史角度只是暂时的波折，但也进一步把民主化运动推向宗教势力。因为民主运动是弱者对强权的反抗，在中东大部分地区处于少数而遭到长期歧视的什叶派的“维权”运动，于是与这一民主化潮流难解难分。
一年多前，随着叙利亚战争的国际化，笔者提出阿拉伯民主运动蜕化成宗教派系的暴力冲突，越来越类似欧洲17世纪旷日持久的“30年战争”。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几乎一直在西方强权的支配之下，这种政治弱势加剧了宗教的传统社会影响和功能，就像脱离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仍然处在强大的教会影响之下。更不幸的是，触发欧洲“30年战争”的是只有约百年历史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而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历史超过千年。阿拉伯街头革命释放的底层社会能量，迅速与教派矛盾纠结在一起，而专制体制瓦解后的社会“部落化”趋势，不啻在对此火上浇油。欧洲“30年战争”最后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外部卷入，但伊斯兰世界的“30年战争”却为外部势力提供了“四两拨千斤”的大量渔利机会，再加上当事的两个主要教派领袖─沙特和伊朗分别拥有巨大的油气资源，战争一旦在两大教派之间爆发就很难草草收场。
主要外部玩家的盘算
在这些交织的历史进程下，伊拉克乱局的主要外部玩家都得反复盘算自身的利益得失。
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始乱终弃”似乎成为华盛顿的标准政策，但是这仍然不出美国在本区的两项“核心利益”─石油供应和以色列的安全。虽然页岩油气开发改善了美国的能源安全，令其更不在意扰乱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石油生产，但无论以色列还是欧美，都把“政治伊斯兰”的上升看成对以色列的主要长远威胁。以色列在中东的长治久安，日益仰赖于欧美的支持，而成为“白种人的负担”。
几十年来，山姆大叔“维持中东政权稳定”的范围，限于“咱们的狗娘养的”专制政权。对华盛顿来说，埃及和约旦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沙特、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喽啰国则是美国的能源保障，其他不受西方控制影响的独立政权，都不在“维稳”之列。对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华盛顿的重点是避免引火烧身，但不会为抑制中东极端势力做出重大投资。奥巴马明确表示，军事干预限于伊拉克，而不会扩展到“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基地。英国BBC电台报道中东盛传“伊斯兰国”乃是美国帮助创造的阴谋理论，反衬了这一情况。
对伊朗的“核心利益”和区域霸权而言，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崛起是严重威胁，必须全力应付。德黑兰因此会与华盛顿在相当程度上合作，逆转“伊斯兰国”的进展。这在迫使马利基总理下台的过程中非常明显。由于伊拉克什叶派与伊朗是唇齿关系，只要维持伊拉克什叶派多数掌权，伊朗并不在意短期的战术让步。
鉴于沙特王室的最大生存威胁是穆兄会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理性派，以及东部产油大省的什叶派多数，“伊斯兰国”绝不是沙特的膏肓之疾，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同路人”，尤其是就针对什叶派伊朗的“30年战争”而言。利雅得因此与以色列建立了反伊朗兼反穆兄会-哈马斯的权宜同盟。众所周知，沙特是全球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的最大施主，沙特王室信奉的瓦哈比教义也与逊尼派极端主义合拍。只要这些极端组织维持在沙特“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默契，利雅得不会有太多动作。
明显的赢家与输家
直到遭遇直接进攻，库尔德族是“伊斯兰国”崛起和伊拉克内乱的最大赢家，并且抓住这一历史机会，大力强化事实独立国家的现状。欧美在库尔德区被攻的节骨眼上采取军事行动，证明维护库尔德族的变相独立，代表了西方的利益。
并非偶然，以色列是与库尔德族一样的大赢家。一方面，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政治伊斯兰”理性派（穆兄会分支哈马斯）和什叶派（真主党），向来避免冒犯以色列利益的逊尼派极端主义既增加阿拉伯世界的内乱，降低以巴冲突的重要性，又延缓华盛顿战略重点转向亚太，正中以色列下怀。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原来唯一的中东盟国土耳其（埃及虽与以色列签订和约，但国家地图上也没有标出以色列）被“政治伊斯兰”理性派接管之后，库尔德地区提供了以色列迫切需要的战略纵深，已被以色列特工全面渗透。库尔德族独立运动并无宗教因素，而与以色列一样面临“四战之地”的地缘劣境，在欧美支持下，无疑是以色列区域盟友的最佳选项。
与以色列相反，土耳其在伊拉克内乱中陷于最矛盾尴尬的处境。从教派角度，土耳其在当今“30年战争”中属于逊尼派一方，但是作为“政治伊斯兰”理性派，埃尔多安与埃及被推翻的穆尔西总统一样，深知与什叶派伊朗和解共生之重要。在欧美怂恿下轻率加入反阿萨德政权合唱，造成本地区极端主义武装组织泛滥，显然是埃尔多安后悔不迭的决策。更糟糕的是，因叙利亚、伊拉克动乱而强化的“大库尔德斯坦”运动，威胁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国家统一。笔者征询过一位伊朗逊尼派库尔德族知识分子的看法，他指出因为伊朗具有多民族传统，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出身突厥阿塞拜疆族，所以“大库尔德斯坦”对土耳其的威胁尤为严重。
总之，在上述历史进程和外部利益交织影响下，伊拉克动乱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变数因此不少。唯一可以确定的终局是，“最大输家”伊拉克不会再是一个单一整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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