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杰
原标题：李燕杰：为共和国演说
文|王晶晶 编辑|张薇摄影|王海森
30名戴着旅行团式黄色遮阳帽的中国人最近去了趟美国宣讲“中国梦”。他们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以及街头演讲，就连拥有大喇叭的“某邪教组织”也在他们的口号和红歌声中，“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
遮阳帽上印着几个红色的字，“中国梦赴美演讲团”—这个新近成立的民间组织，幕后支持者是住在北京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的84岁老人李燕杰，演讲团成员都是其追随者。他行动需要依靠拐杖，罹患晚期前列腺癌，但在30多年前曾肩负国家任务，去美国83所大学宣讲那个年代的“中国梦”，被称作“共和国演说家”。
李燕杰是1980年代演讲台上的明星，那时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报告，挤不进屋的人坐在墙根下，或者洗掉磁带上的港台流行歌曲录上他的演讲，然后对着录音机鼓掌。一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辉煌，穿着西服的李燕杰站在讲台上，一手叉腰，另一只手指向天空，面前支着五六个麦克风—这应该是他最满意的状态了，照片被印在递给《人物》记者的名片上。
“那些年我红得发紫，但是现在人们市场经济了，什么都是要钱了，像我们这种人也不值钱了。”靠在沙发上，李燕杰半开玩笑地说。与同期另一名“共和国演说家”曲啸在美国演讲遭遇滑铁卢相比，李燕杰已属幸运，圆柔之道让他生存至今。现在，他很少再到外面演讲，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编“习近平文选”。
李燕杰说自己是“文革”后走向社会演讲的第一人。“那时候报纸有3天不出现李燕杰，就有人打电话，燕杰，怎么这几天报纸上没你的名啊，那言外之意，你是不是出事了，言多必失啊，总认为演讲是危险的差事。”“后来李瑞环问我说别人都栽跟头你为什么没栽？你们干那个活像踩钢丝，政治多么危险啊那几年，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右了，他说你为什么没垮台？我跟他逗着玩，我向尼姑和尚学习，把头剃得光光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想抓小辫子没门儿。”他胡噜着头顶染黑的头发笑着说。
李燕杰的说话之道是与高层的精神保持一致。“四人帮”倒台后，他讲“江青女士为什么喜欢《红与黑》”，提倡“五讲四美”时，他宣扬“塑造美的心灵”，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他鼓励年轻人“投身改革大潮”，最近的主题变成了“国学与智慧”，他统计过，习近平同志最近给北大学生的演讲中“引传统文化20次”。
包装这些思想的是青春和励志，上台前，李燕杰通常会背十几条自创的万能“哲理”：“能干大事干大事，干不了大事干小事，干不了小事不干事，千万不要干坏事”。他擅长运用年轻人的语言，“我演讲前首先要寻找你们中最漂亮的女同学，看着她们，我就有了激情”。一位网友回忆，一场“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演讲，略带痞气的开场白瞬间赢得台下年轻人的共鸣。他曾说站在演讲台上，自己就像一个演员。
李燕杰并非政工干部出身，他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来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学院读书。刚解放时，他曾在北大露天广场听过郭沫若演讲，诗人在台上说：“今天我沐浴在金黄色的党的阳光下”这一幕留给他深刻印象。
“文革”爆发后，李燕杰被打入“牛棚”，在那种环境里，他偷偷编写“毛主席诗词”。1970年，李燕杰被召回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工农兵学员，或许因为自己的经历，他在班里设立“全优生”，照顾那些因出身不好而没有资格评选“三好学生”的孩子。“我活了85岁了，我敢说可能办过不少错事儿，但是主动地让我干过坏事儿我没有过。”他说。
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老师李燕杰1977年1月受北京市运输局邀请，向公众作一场批判江青的报告。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普遍反感说教式、“假大空”的政治报告，李燕杰别出心裁，把江青和大学生爱看的《红与黑》中“往上爬”的于连结合起来，到场听众1000多人，反响热烈。几天后，一个日本代表团到北京师范学院，他又受邀讲了《“四人帮”是鲁迅的死敌》。
“一个人单枪匹马走向社会演讲，太可怕了，今天我想都觉得可怕。”李燕杰的“挺身而出”也为他迅速积累了声名。那时的青年还在迷茫“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李谷一用气声方法唱了首流行歌曲就大受争议，而李燕杰讲述的爱国、励志、成才，既安全，又可以触动青年内心。他的演讲经由电台播放后，影响了许多年轻人，“中国梦赴美演讲团”成员、中国演讲与口才协会常务副会长颜永平就曾是坐在收音机前的听众之一。
最辉煌的时候，李燕杰一天收到过125封来信，“只要李什么燕，李什么杰全往我这儿送”，一封信里面还夹着一摞女孩的照片，“李连杰你会武打，你的姿态美，我爱你”。家里的信太多了，妻子按重要性在信封上标注，这个要自杀，得优先处理。
除了演说家这个头衔，李燕杰当时还被称作“青年导师”。杭州一个女孩失恋跳了西湖，救上来后被警察带到李燕杰的演讲现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跟这个男孩这么说，你不爱我我还不爱你，为你死没门儿，咱们走着瞧，做生活的强者，应该在逆境中挑战！”女孩之后寄来信：“李老师，听了您的报告，我不死了。”
他的演讲集《塑造美的心灵》出版后累计销量550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76岁的顾兴业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在电话里告诉《人物》记者，当时听说北京有个老师演讲很受欢迎，不明白为什么“对讲演报告很反感的时代，反应这么强烈”，如今回头看那段历史，他认为“『文革』压抑了老百姓爱国的热情，还有成才啊学习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并不一定好到哪里去，而是填补了青年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在民间多年说话经验的历练，为他被国家选中奠定了根基。1981年一场报告后，坐在台下的几个女领导上台，其中个头不高的一个拉着李燕杰的手说：“你用生动的语言说了中央要说的话”。她是胡耀邦的夫人李昭。那年冬天，国家培养的一个留学生在纽约发表“反共言论”，中央决定成立“慰问留学生代表团”，去西方给留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李燕杰入选“慰问团”，住进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开始为共和国演说。
“不管母亲多么贫穷困苦，儿女对她的爱也绝不含糊，我只喊一声『祖国万岁』，更强烈的爱站在感情的深处！”在美国，他话音一落，“哇，那一片人都哭了”。有人不客气地问共产党红旗还能打多久，他流利地吐出两句诗：“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雪辱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轻松避开射来的利箭。
李燕杰窝在沙发里，沉浸在回忆中，看上去有些得意。与高层的关系也让他受益，演讲时，历任领导人的名字就像隔壁邻居一样频繁出现，“我在中南海跟锦涛他们接触时”
不过，那个年代的演说家们并不都是这样幸运。当年和李燕杰齐名的“共和国演说家”曲啸在美国讲演时，为打动留学生，讲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悲惨经历。网上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称，曲啸以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作为故事的结尾，又说了句：“但是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本想教育年轻人爱党爱国，结果却给现场一位台湾教授递了质疑的刀把。当天的演讲因此中止，曲啸提前回国。1991年他在一次演讲后突发大面积脑梗，瘫痪并失去了说话能力，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之行让曲啸心理崩溃，没有休养过来。
“在国外这么讲啊，这时间地点有点差别，它有点错位。你要在大陆讲（没问题），都是咱共产党儿女，你妈妈打了你，你骂你妈妈，当然不能骂了”李燕杰说，“我不会像曲啸那么傻说不客气话，你想找我的毛病是很不好找。说难听点，已经油了。”一个被他反复讲述的经典案例是，在欧洲演讲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他答：“联合起来干什么这你都不明白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变成有产者！”
“李老师看上去就是比较圆柔，左右逢源，什么话都能讲”最近几年一直为李燕杰出书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张立红告诉《人物》记者，“虽然很多人的行为他是绝对不赞成的，他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此次追随者去美国演讲“中国梦”，临行前李燕杰特意嘱咐，到了那边不要谈论宗教、政治体制，不要谈论文化差异，一定讲正面的，不要讲负面的，不去指责别人、说三道四—这是他多年总结的安全经验。
李燕杰说，他也是在曲啸去世后才知道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与此相比，“共和国演说家”们受到的另一次冲击更为人所知。1988年，几个深圳蛇口青年听完曲啸、李燕杰等人的演讲后，称他们的思想在蛇口没有市场，几个青年认为，对祖国爱的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讲虚的假的空头的。《人民日报》还就此进行了一次大讨论。一位评论家撰文认为，这场“蛇口风波”意味着“空洞、高蹈的理想与实际的严重脱节”。
如今依然活跃在演讲台上，李燕杰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频繁出现在报纸头版上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过时了，“现在媒体本身有问题，为什么？媒体就喜欢这漂亮的女演员，哪怕出了个家庭问题，第三者插足，这都愿意登，李燕杰作了多大的报告，影响多大，无所谓，是不是这样啊，很明显。”
时代也并非不需要李燕杰。至少最近几年，他还经常受邀去寺庙、监狱以及企业家培训班里演讲，他的追随者颜永平说，习近平主席提出领导干部讲话要脱稿，演讲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人物》记者采访时，住在隔壁的中年女子硬把家里的两个中学女生塞进李燕杰的屋里，让她们受受教育。总有人在路上跟他抱怨，“燕杰教授，您做了半天工作，幼儿园的阿姨跟孩子说要红包。”他在路上听到年轻学生聊天，“共产党的社会我就先拿党票，拿党票就出国，出国以后我就发财，发财以后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准备5到10年就去见马克思的李燕杰，正抓紧时间“扬正气，打倒邪气”。他在单位分的宿舍楼里成立“李燕杰工作室”，成员只有他一个人，下设“盛世研究组”，专门研究“怎么样使我们国家出盛世”，“我必须为青年做出贡献来啊，没有别的企图了”。
李燕杰还打算成立一个“神州智慧传习馆”。“这个‘习’字是个双关语”，怕记者没明白其中玄机，他耐心解释着，“一个是传习的习，一个可以理解为习近平的习。”这时，他坐在沙发上挺直了腰杆，背后的墙上挂着习近平的大幅织锦挂毯和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的毛笔字卷轴，左手的书桌上摆放着印有胡耀邦头像的瓷盘，一尊习仲勋的半身像上挂了几串项链，“表示尊敬的意思吧”。
他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的诞辰纪念大会，“一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领袖，他过世以后，有人妄图贬低他，否定他，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大会发言时他这样说。
李燕杰并不讳言自己把儿子和孙子都送出国，一个当CEO，一个去读博士。今年正月初一，全家40口在北京相聚，照相时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红色的国徽。那是李燕杰提前为他们准备的，“我说不管你在哪国，你今天回来了，必须给我戴上国徽。”说完，他双手比划着，“都是这么大的，（这样）照相是不是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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