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老师并不容易。即使像我这样高师出身的人，也并不因此感到当老师是个可以手到擒来的事，而更多感到的是如履薄冰，惴惴不安，更多的还是靠教书后的实际的摸索学会教书育人的。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张生
今年教师节的前一天，就陆续有过去我在交大教过的学生问候我，祝我教师节快乐，并且表示，因为我的学生太多，可能等到9月10日教师节这一天，怕出现网络拥堵现象，来不及问候我。
其实他们过虑了，虽然我从1994年研究生毕业就开始到交大教书，后来又在同济教书，到现在已经不间断从事高等教育24年，滋兰树蕙，所培育的桃李不说超过孔子，也相差无几。
但是就像孔子一样，他老人家门下虽弟子三千，成才的不过七十二人，我估计，记得他的可能也只有这七十二人，当然，真正能记得我的学生估计则要逊色很多，有个零头就不错了。
这倒不是说我门下的学生成才率比孔子低，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最多只是合格而已，所以，学生忘记我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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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从教师的“身份”上来说，我可谓是“根正苗红”，我本科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这所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之一。
我的研究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南大最早起源于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及其后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也是民国初年的著名的六大“高师”之一。
而华师虽然源自1903年创建的教会大学华中大学，但1952年院系调整时，也一度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
所以，我曾和朋友相互标榜自己的“出身时”开玩笑说自己是“高师之子”。而且，我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读的都是中文系。
去年教育部的“双一流”学科的评比，有六个大学的中文系入选，而华师和南大都位列其中。这我忍不住要感谢母校的老师，他们的努力让我增光添彩了。
说来惭愧，我在华师读书也好，南大读书也好，学校在新生入学和毕业时都挂过一条朗朗上口的标语，那就是“今日我以母校为荣，将来母校以我为荣”，但遗憾的是，我到现在还是以母校为荣，而且，估计这辈子很难让母校以我为荣了。
▲两江师范学堂（即三江师范学堂）旧址（图/张生摄）
既然如此，我也就在教师节这天再次厚着脸皮“以母校为荣”一次了。
先说南大，因为其前身三江师范学堂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这个有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1903年2月5日的《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为证，他在奏折中写到，“全国中小学教员咸取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所以，“兹于江南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张之洞年谱长编》（下），第767页，上海交大出版社）。
而且，虽然之前经历过甲午惨败，但张之洞还是明确提出要“以日为师”，让人聘请了11名“东教习”即日本教员前来三江，这些教习里，有管理教务的，有教法治和经济的，也有教物理和化学的，农业和生物的，更有教手工和图画的，几乎支撑起了整个三江的教学活动。
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对张之洞也不由得不“刮目相看”。这位洋务运动大员是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付诸实施的人。
虽然他办洋务也好，办洋学堂也好，是为了维持和存续中国的所谓“三纲五常”的“体统”，但他勇于向国外学习的开放的襟怀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的宽宏的气度和文化上的自信也是让人感佩。
他在1898年写就的风靡一时的《劝学篇》中的《游学》章的“序”里，他就直言不讳地主张国人要学习西方，要到西方去游学，如此才能“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而在《游学》章的正文里他更有言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读中国学堂三年”之令人热血沸腾之语。而且，他认为，最好是去“东洋”即日本，因为离中国近，而且日文与中文近似，并且“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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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岔开去说几句并非题外的话，我想，在教师节这一天的喧嚣过去之后，我们是否可以静下心来想想。
我们的现代师范教育是以学习日本为开端的，不说别的，“师范”这个词就是从日本引进的汉字，到今天我们的师范教育也有百多年的历史了，可是我们是否真的学到了日本师范教育的真谛呢？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主管教育的各级官员能否以日本为镜子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状况呢？
我总觉得，当初前辈们能“以日为师”，现在我们更应该“以日为师”。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对老师的待遇和地位，还是对学生及国民的教育上与日本相比都有相当大的距离。
先贤尚知道“以日为师”，现在更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日本学习。近年来因为时势的变幻与舆论的关系，大家一谈到日本的文化的优点和日本的好的做法就好像触犯了什么大忌似的。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时，从福冈到仙台，再到东京，就对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所表现出的秩序井然，还有安静和干净叹服不已。
不说别的，仅仅卫生这一点，上海的街道大概到现在也比不上东京吧。当然，这也不仅仅是街道干净那么简单，这后面折射出的还是人的素质问题。
我想承认现阶段我们的国民素质还不尽如人意并不可耻，倒是把对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的批评当作耻辱才真的是可耻。
▲ 华中师范大学（图/图虫创意）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全国按照地域分为六大师范区，即直隶、东三省、 湖北、四川、广东、江苏，每个区分别设立一所高等师范学校，1906年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的三江师范学堂也因而再次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江南地区的唯一的高等师范学校。
但是，这里的“高等”的意思，指的是相对于培养小学师资的初级师范学校，意在培育中等学校师资的而已。
而这种六大国立高师的布局，在二十年代前后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纷纷改制为大学，如南高就在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后又改名为中央大学。湖北的武昌高师改为1924年改为武昌大学，后又改名为武汉大学，1924年，广东高师也改为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等。
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为尽快培养中等教育的师资，在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又重新建立了“六大高师”，而我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此时以华中大学为主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又正式改名为华中师院，与北师大、东北师大、华东师大、西南师院还有陕西师院，一起组成了新的“六大高师”。
之后的几十年，可以说这几所高师对所在区域的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和作用。而这几所高师不仅为教育界也为其他领域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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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较而言，同为大学，高师与普通的大学又有着什么区别呢？或者说高师有什么“精神”呢？
我觉得，高师和普通的大学比起来的确有着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高师的人比较有吃苦精神。这当然与中国这百多年来的现实境况有关，因为做一名中小学教师，是要经常与清寒相伴的。
所以，相对于其他学校，高师更加强调学生的吃苦精神，就像南大，现在虽然早已变成了综合性大学，但两江时期由校长李瑞清于1906年题写的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还是保留了下来。
当然，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今天仍有意义，因为对于学生的孜孜不倦的启蒙和教育，是一项持久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没有吃苦的精神很难坚持下去。
其次，高师更强调学生的服务的意识。我在华师读书时，大学毕业分配时，学校老师开会时都强调我们要到基层去锻炼自己，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那些落后的地方，恰恰是最需要教师的地方。
当年我对此很反感，因为别的大学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都鼓励学生到“天南海北”去，也就是到天津、南京、上海和北京这些大城市去工作，可我们的老师却鼓励我们到“新西兰”去，即到新疆、西藏和兰州等偏远地方去从教。
但时至今日，我却觉得，这些老师们的嘱咐其实很让人感怀。不过，这或许也与华师的前身是教会大学有关，华中大学的校歌里有一句话非常让我感动，“母校华中，鞠育劬劳无穷。长路漫漫，我惟校训是从。牺牲服务，报国尽我精忠。表彰博爱，促进世界大同。”
因为在中国开启民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哪怕是到了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依然艰难，所以提倡“牺牲服务”的精神，对高师的学生来说，自然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 还有一条高师精神就是相对于其他大学，高师对学生的品德要求会严格一些。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而每个高师都强调学生要“立德树人”。
我在华师读书时，学校为了训练我们的纪律性，也为了我们将来能到艰苦的地方从教时不至于营养不良身体虚弱而死在讲台上，以便我们能多为国家服务几年，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我们早起集体出早操，点名做广播体操，锻炼身体。
当时感到十分不耐烦，现在觉得母校很有远见，我至今虽然已经任教二十余年，始终拿着菲薄的薪水而没有倒在讲台上，诲人不倦之后仍能有力气不时写文章发发牢骚，就像这篇文章一样，都拜母校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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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说的这几点“高师精神”，大概高师出身的人，也许多少会心有戚戚焉。其实，做一个老师并不容易。
即使像我这样高师出身的人，也并不因此感到当老师是个可以手到擒来的事，而更多感到的是如履薄冰，惴惴不安，更多的还是靠教书后的实际的摸索学会教书育人的。
我南大毕业后交大教书时还是一枚“青椒”，十多年过去，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的形象，日前和当年的学生聚会时，他们对我说，其实我当年和他们的交流并不多，但他们对我的印象却比较深。
我想，我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我住得离学校比较远，上了课就要赶回家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学生在大学里的成长，需要靠自己去摸索，而不是老师的亦步亦趋的指导。
图/图虫创意
但近年来我却感觉到大学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老师们被不断地要求参加各种学习，申报各种课题，写各种核心期刊的论文，参加各种评估。而学生们也疲于奔命，不停地参加各种学校组织的活动，为了将来就业的便利，自己也不停地去参加各种社会实践等。
因此整个大学校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象牙塔色彩，已经不能给学生还有老师安静的学习成长和教学研究的气氛。我想这多少是一件无奈的事情。
孔子的思想已不符合现代的生活，可他作为“万世师表”，作为老师的精神却是不朽的。
很多年前读大学时，学到《论语》，我曾经深深为之感怀，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对学生的“有教无类”，都让我这个高师学生敬仰，特别是《论语·八佾》里的对他的评价即“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曾经深深为之震撼。
当然，至今我也深感惭愧，因为我只是个普通的高师学生，并未能像“木铎”一样鸣响自己以警醒学生和世人，而将来所能做的也只是希望能做好一个“高师人”，不负当年师长的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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