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观察｜是什么拖了中国遗体捐献的后腿?
7月31日，国家卫健委披露，我国每百万人口年器官捐献率已经从2010年的0.03%上升至2017年的3.72%，2017年我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达到了5146例，捐献例数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随着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例数的不断提升，我们的临床器官移植手术量也在同步地不断提升。2017年全国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178所医院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6万例，手术量也居世界第二。在这1.6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当中，86%的器官是来源于公民逝世后的自愿捐献，14%是来源于亲属间的活体捐献。
器官捐献工作的可喜进步，要归功于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颁布实施和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的不断完善。成绩固然可喜，但器官供求之间的依然存在着巨大鸿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先生在年初曾坦言“比起每年约30万器官移植需求，目前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缺口仍然巨大”。
为什么器官供与求之间竟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呢？这两个问题：一是器官捐献的问题，另外一个器官分配的问题。其中器官捐献问题是主要方面。一方面，中国公民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希望死后能够留个全尸，不愿意死后捐献器官。
另一方面，纵使他们愿意死后捐出器官，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真正完成器官捐献，不仅要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还需要符合一定的医学、伦理条件（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六、十七、十八条）。同时遗体是包含着人格利益，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还必须排除捐献人近亲属的异议。
自愿捐献按照现行规定和执行方法，成效不能令人满意。有没有增加可供移植器官的良策呢？
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先生将摘取人体器官的政策路径概括如下：（一）自愿捐献，即一个人生前表示愿意死后捐出器官；（二）推定同意，即如果生前没有表示不愿意死后捐出器官，有关机构可以假定死者是愿意捐出器官的；（三）强迫捐献，即不承认个人对尸体的拥有权，人死后，有关机构可决定如何处理尸体；（四）买卖器官，即以金钱利益鼓励人们死后将器官变卖供有需要者作移植用途。
强迫捐献和买卖器官被认为有悖于人性道德。“推定同意”虽为一些国家立法承认，但在实施中尚存伦理、法律争议，同时在我国还存在缺乏良好的信任环境和器官捐献公众平台建设滞后等困难。
为此，香港城市大学余锦波教授曾建言，政府为适格市民作一次登记，如果市民表示愿意，除非他日后修改已经登记的意愿，否则死后有关机构可以摘取其器官作移植用途，其亲属不得反对。这个做法的好处是没有将任何意愿强加于他人，个人可在自主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样可以在避免病人刚去世时说服其家属捐出遗体器官所引起的心理抗拒。
在中国内地，纵使死者生前表达了捐赠器官的意愿，只要家人反对，器官还是捐赠不成的。如人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如要摘取可用于移植的器官，需要捐献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红十字会或者相应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但若捐献执行人或者捐献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怠于“通知”，衰竭器官的器官则无法于移植。比如，个体心跳停止死亡几分钟以后，血块完全凝结，器官就不能用于移植。
我国地方立法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也做了努力，如《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已经办理捐献登记手续的自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应当尊重该自然人的捐献意愿”。但是，由于缺乏诸如“近亲属不得反对捐献者生前意愿”这样明确的规定，摘取器官前，仍需器官协调员安抚捐献人亲属，并争分夺秒沟通协调获取其同意。因沟通协调时间过于漫长，许多原本可以摘取的器官因衰竭而导致捐献失败。
当然，推出“近亲属不得反对”规定，需要加强器官捐献体系的公开透明和捐献补偿制度，让更多人打消顾虑，而这同样需要法律的支撑。
2007年颁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重在规范器官移植方面的问题，涉及器官捐献的规范则过于原则。黄洁夫先生曾表示，中国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但相关法治建设还要不断完善，有必要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进行修订。如此看来，国家层级的立法不应该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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