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人人都爱“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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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生”一词，并非近代鸦片战争之后才有的新发明。在传统章回小说中，女学生一词已经相当常用，例如《红楼梦》第二回：
“雨村拍手笑道：‘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
女学生自古有之，但“女学”却实在是近代才有的新事物。古时男尊女卑，外加宋朝之后儒家大力倡导男女授受不亲，以及禁止女子抛头露面。所以近代以前，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方式，基本都像《红楼梦》中的黛玉宝钗一样属于家传或自修。虽然也有专为女子设立的私塾，称为“女塾”或“女馆”，但通常只学习常用字、《弟子规》和“三从四德”，最多教到能写信便作罢。至于诗文辞赋，都是不教的。想一想薛涛和李清照之后，元明清三代基本一个出名的女诗人也没有，就知道六七百年里，中国女子受教育的比例低到何种程度。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开始在阵痛中开始现代化进程。时人在受到男女平等之风的熏陶后，对西方指责中国女子“失教”的指责深感惭愧，1897年的《湘学报》上载文感叹：“西人谓其国，生一人获一人之用，而中国四万万人只能以二万万人计算，非虚语也。”
同年，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新式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学，资助办学的人里有谭嗣同和张謇，而章程和公告是由梁启超起草的。中国女学堂旨在通过新式女校，培养一批有文化的新女性，以推动中国自强。
这之后，一批西式女校在中国各大中城市陆续出现。到1919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教会女学外最早的一所女子大学。第二年，北京大学等高校开放女禁，女子也能进入大学就读，这堪称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然而想一想，女子入校这样对于中国一半人口而言意义无比重大的事件，距今也还不到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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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学出现之前，科举考试是男性的专利。针对女子而设的只有“花榜”，即职业妓女参加的花魁评选比赛，也设状元、榜眼、探花的称号。在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就有乾隆凭借皇权让评委袁枚等人划定名次的情节。
女学出现之后不到十年，延续1300多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除，效法欧美和日本的西式学校教育正式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只是虽然女学开始普及，此时能进女学就读的女子，却几乎无一不是社会上层。1907年，记者调查北京豫教女学堂的全部68名女生，发现清一色来自士宦家庭，其中57名的家长是官员。十五年之后的1922年，北京高师附中的女生里，仍然没有一人出自农家。
此时的女学，百分百是富贵阶层孩子的专属领域。而像宋美龄、林徽因这样家世不凡的孩子，一般选择教会女学，相当于如今的国际学校。
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理，因为女学生的数量实在是太少，因此她们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极为引人关注。从前的大家闺秀处于深院之中，路人难得一见。而如今的年轻女学生们除了在家和在校之外，还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大街小巷。路上的女学生不论胖瘦妍丑，走在路上就是一道移动的风景线。1908年《北京女报》曾刊文：
“这些学生，老远地就一望而知，并不在衣服上分别，那个气宇，就与众不同。头一样，眼睛不胡看；二一样，不像寻常女子，那样羞羞涩涩的；三一样，脸上福气，带出来有学问的样子，正是古诗上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因为女学和女学生的新潮，当时的媒体对此的关注可谓巨细靡遗。大到女学堂的筹建、开办、毕业，小到女学生的入学试题、课程安排、服装规定、是否缠足等，都一一采写，以飨对此充满无比好奇心的大众读者。
1907年，大力兴办女学的教育家江亢虎在北京琉璃厂甸举行女学慈善会，各校的女学生登台演说、唱歌、游艺、义卖募捐。当天车如流水马如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轰动了北京城。但江亢虎对此心知肚明，他后来自嘲：“其实大众的心理，哪里都是慈善为怀？多半是来凑热闹，来看女学生。”
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公然观看年轻女学生的长相、神态、举手投足和一颦一笑，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吸引力要超过原来菜市口刑场的枭首凌迟。毕竟砍头时时有，而女学生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稀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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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女学生的着装，跟一般都市女子全然不同。女学堂对着装的规定力主朴素淡雅，例如上海务本女学就明文规定，“帽鞋衣裤，宜朴净雅淡。棉夹衣服用元色，单服用白色或淡蓝。脂粉及贵重首饰，一律不得携带。”
在路人的眼里，清新质朴的女学生，与浓妆艳抹的一类女子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而女学生的优势更在于知识的掌握，是文明开通的代表，也是国家和民族新兴希望之所在。女学生们的诗书才华和内在气质，普通女子一时间难以拥有。于是对于女学生的艳羡和倾慕，最直接就变成了服饰上的模仿。
女学生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当然主要针对男性。在鲁迅的小说集《彷徨》里，有一篇《高老夫子》，写仰慕文豪高尔基而自己改名高尔础的混混高老杆，平时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因为想看女学生，去谋了一个女学堂的教职。
而女性有时也会不自觉地羡慕女学生。鲁迅的正妻朱安，在女学生来家时时常自惭形秽。许广平们剪短发、穿黑布裙、落落大方、谈吐不凡，浑身都是青春的气息。而朱安年近五十、脸色蜡黄、少言寡语、无人问津。朱安在她们的眼里，就像是惋惜地看着一件鸡肋古董。
年轻、漂亮、大方、知性的女学生，青春、明朗、纯情、天真的女学生，对于大多数的男性而言充满魅力。鲁迅选择许广平而非朱安，实在也是情有可原。毕竟像鲁迅那样的头脑和心灵，必须要受过教育的女性才能勉强跟上一二。而朱安这样缠足无文的旧式女性，注定会在女学生面前被淘汰。
当时有权势的男性阶层，纷纷把女学生作为择偶的第一选择。以军阀杨森为例，一开始娶的妻妾都不看重文化，后来就越来越逐渐注重要有文化、上学念书的女学生，把文化素质作为妻妾的关键标准。杨森的七妾曾桂枝在上海读书，八妾汪德芳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就读，九妾蔡文娜在成都上大学，十一妾胡洁玉在重庆求学，十二妾张灵凤，是台湾的中学。像张宗昌这样的大老粗，一开始在妓女里择偶，后来也开始物色起女学生来。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理想，只是没有入学经历，那男方甚至还可以负责送到海外留学镀金。民国时的《求偶》刊载启事，说男方已在东京买好了大房子，因为房子太大住着空虚，所以想要找一位太太共住。除了注明女方须“相貌娇艳清白”、“十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身体健康活泼”等条件之外，还特别注明：“办法一经订定，即可前往东京留学，不论女家贫富，一切用费皆由男家负担。”
即便是在文化人扎堆的高校，教授们对于女学生的趋之若鹜，也让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颇为不满，曾专门要求教授们注意自己的举止，同时也规范在校女生的行为，因此被讥讽为“寡妇主义”的校长。
其实“女学生”三个字，在想入非非的异性那里，所意味的特定身份认同并不奇怪。就像如今女性也有了“小奶狗”、“小狼狗”、“小奶狼”等对于青年男性的特定称谓名称，而其中的暧昧和不可说，至少不会比“学生妹”这样貌似中性的名词包含得更少。但重要的分别就是：它们还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广告牌上。
社会终究还是男权社会，男性终究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万科在郑州的广告引起争议，“春风十里醉不如树下学生妹”，板子也只能打在男性的身上。虽然歧视、不尊重、性暗示这些都值得鞭挞，但如果再想深一点：是不是把学生妹换成小奶狼，就意味着男女平等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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