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表示在从事社会政治追求的方方面面中存在着一套关系，也表明一些无法逃避的强制力安排，它暗示了某些超乎民主政治潜在矫正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论日本政治的时候，“系统”这个词就非常有用：它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但不管怎样，它都决定着日本人的生活该如何，以及谁该服从谁。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荷兰记者、政治评论家沃尔夫伦用“系统”这个词解释日本的权力结构。在东京长达30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沃尔夫伦通过实地观察与采访，写就了继《菊与刀》之后21世纪最新日本社会观察著作。
本文摘自沃尔夫伦《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中对日本的教育的探讨和批判，展示了同样处于“系统”之中的教育，怎样将学生置于复杂的等级关系之中。其中“唯名校论”、“地狱考试”、“教育妈妈”等内容，无不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教育现状带来警示。
顺从的教育系统
有一个很讽刺但并不令人惊诧的事实，教师们的联盟日教组，这个好斗的反系统机构能够存在，恰好是因为日教组在培育系统、强化系统中迥然各异又互相争斗的各部分间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教组阻止能以更明确的方式来服务系统的道德教育介入。虽然日本教育因此被管理阶层中的某个重要部分认为有着巨大缺陷，但它还是传授了一种确实对系统有利的意识形态。这点很少有人意识到。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几乎完全屈从于维护成绩等级的制度。学校成为一个拣选机制，作为招聘代理人将学生安置在各种互相重叠的等级关系中。在日本被认为最好的初等、中等、高等学校中，这个功能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其重要性被强调到几乎排除其他任何事情的程度，它对国家年轻人的知识发展伤害很大。
反知识分子的学校
日本的教育系统在海外以“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最好之一”而享有盛名。这一盛名部分是因为日本学生在国际数学竞赛中获取高分（而且通常是最高分），还因为人们假定日本的教育与其经济上的成功有关。专家对日本学校中的纪律、母亲们全心全意的照顾、学生吸收大量事实的能力印象深刻，他们的言论也支持了这一看法。
日本学生在国际笔试中成绩斐然，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日本学生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都在接受这种训练。但如果这些考试是为了评估能力，比如说得出结论的能力，根据事实加以抽象的能力，关联抽象概念的能力，在一篇论文中组织自己思想的能力，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能力，又或者仅仅是提问题的能力，那就可以揭示出日本教育系统到底有什么缺陷。
日本学校的目标与“教育”这个词本来的含义——产生并发展思想的力量，而不只是灌输事实性的信息——有着天壤之别。日本的教育系统根本谈不上磨砺受教育之人的推理能力，而且就整体而言，它对于这样的目标还怀有敌意。自发推理以及自主行为，几乎在所有学校都受到系统性的压制；学校对于原创能力没有任何耐心，也不会教育学生进行逻辑思考或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实际上最好什么问题也别问。教学重点反而是死记硬背。
日本那些“学得好”的学生，他们脑子里装着大量的事实；如果他们能将这些事实串联起来并形成清晰的人生观的话，那也是他们完全依靠自己做到的。日本教育系统中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目的，用一位日本教育权威人士的看法可总结为“为一个高科技、精英统治的系统塑造一代有纪律的劳动者，这个系统要求的是高度社会化的个人，他可以在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的、经过精密调整的组织环境中可靠地履行职责”。
决定谁能达到什么层次、处在系统哪个等级中的哪个部分——日本教育所运行的这个功能，在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国家中都能找到；但是，日本教育完成这一功能的方式，要比任何西方国家都更无情、更严格。它所塑造的精英分布在整个系统当中，同时又赋予系统以凝聚力。这一点有些类似英国的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校友网络，但在形式上却更大更广。
通往巅峰之路
选拔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但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就必须从另一头开始，也就是大学每年为大公司和官场提供大量毕业生这一点开始。
日本的高等教育形成一种等级制度，而东京大学——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法律系——处于顶端。东大的毕业生最有机会进入大藏省，那里也是尝试当上首相或是追求自民党内其他职位的最好跳板。它还为企业集团提供大量的未来高层经理人。京都大学和与东大处于同一水平的前帝国大学，只提供了一小部分精英。但是，要表述人们对东大这个标签到底有多么崇敬却并不容易。过去100年来，东大的法律系“钦定”了几乎所有的日本顶层官员，该学院的毕业证书，实际上就是通往统治阶级的门票。
进入法国政府的学生可能认为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现象，而且还指出了“大学校”（grandes ecolés）所扮演的角色。但“大学校”的多样性却高得多，而且学生在那里学什么专业、学习有多么努力非常重要。
东京的两所私立大学，即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它们虽然处于教育等级中的下一层，但仍然受人尊敬，而且这两所大学也是很难进的。早稻田的名望来自那些成为政客和记者的毕业生，而庆应大学是一直走向商界高位的通道。再往下走，我们会发现排位居中的那些大学，比如中央大学、明治大学、耶稣会运营的索菲亚大学和立教大学。再往下就是大量较小的地方性私立大学和学院、女子初级学院以及专业培训机构（针对艺术和音乐等专业而设）。其中，专业培训机构又形成自己的一个小的等级制度。
大学的教学质量从来都不是攀上日本管理机构高层的标准。19世纪最后的十年中，有一点变得非常明确，那就是政治决策将成为经由考试选拔出来的某个阶级的特权，而不再是通过血缘继承或是其他一些非精英统治标准所选拔出来的某个阶级的特权。争论的中心并不在教学质量，甚至也不关乎教授的内容，而是哪个权威通过怎样的考试才可以提供这样的选拔。今天的东大学生在法律课上实际吸收到的东西，成为他们通往行政等级顶峰的通道，但这些内容若是和众多欧洲大学，以及更好的美国大学里学生在毕业前所必须知道的东西比较起来，就根本不值一提。
排名最低的学校，其教学质量不一定就比那些精英学校差。排名中上的那些大学，不管它们会变得有多差，也不会失去它们的排名和名声。虽然官僚机构和大公司举行入门考试，而且这个考试理论上是向每个人开放的，但事实上他们在招聘的时候所依据的却是一个配额系统，这个系统按照基本上已经确立好的比例从各个大学中招收毕业生。教育等级所对应的是经济—官僚等级。一个排名中等的公司做梦也不敢招聘一名东大的毕业生，基于同样的原因，一名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很少能攀到商界的顶层，要想攀到政府中的顶层是根本不可能的。
日本人对他们交往的人上了什么学校有着敏锐的感知。我有一位朋友，他不是日本人，有一次他的女朋友对他说，接下来几个月不要见她，因为她的姐姐被安排了一桩婚事，男方正对她姐姐进行调查，而且可能会成为她姐夫的那位男子毕业于东大。任何事情——包括某个家庭成员与外国人的关系——都不可以阻碍与这么一位钻石王老五的联姻。
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做了什么其实根本无所谓，除非他们在药物、工程或者物理科学系做出了成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专业会将人引向商界—官僚“精英课程”之外的职业发展道路。法律、经济以及商务专业才是想进入系统更高等级的学生更偏爱的学科，而这些学科几乎完全侧重于相关作者在这些领域的行政范畴内所写的内容。在早稻田大学教学的四年中，我发现就读排名最高的政治系和经济系的学生们无所事事。他们只读一些通常很晦涩的专业书籍，而且一般也只记得其中有价值的一小部分。我得到的指令是，只要学生经常来上课，那么按照常规就应该给他们及格的分数。
毕业几乎是自动的。能够证明自己比其他大多数人更努力学习的学生，更有机会进入官僚机构和顶级商业公司中。相比那些来自排名较低的学校中的更有能力的毕业生而言，有名学校的毕业生就算四年当中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也总能找到更高等级的职位。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大学意味着纯粹的放松，是学生们在进入商业组织这一等级森严的世界之前短暂的放纵。
为了职业发展而用功
不少日本人认为，学生们在“更好”的大学中理应得到“休息”，因为进入这些大学实在是一个极为伤脑筋的过程。虽然金钱和父母的关系有时能起到作用（特别是在进入医学院和牙医学校时），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必须在入学考试中胜过十个、二十个甚至更多的对手才行。要做到这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入一个因生产大批成功的考生而享有盛誉的高中。事实上，日本的高中就是以这个标准来排名的。全国5453所高中里有3所高中为东京大学提供了大约10%的成功考生。
这就意味着，在那些公认好于平均水平的高中里，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培训，以便通过考试，对学校进行这样的评估差不多成了全民娱乐项目。名校对（全部是笔试的）考试中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最清楚。由于编制这些考试的教授对正确答案的看法通常都很主观，因此学校的目标并不是去教一门课程，而是培养能读懂这些教授心思的专家。
就拿英语教学来说吧。高中生学到的是如何通过完全由选择题构成的考试，编写卷子的教授自己对真正的英语也感到很不自在。试题常常出现歧义和明显的语法错误。英语、数学和日语是所有大学的三大考试科目。但在学习英语十年后，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学生还是无法用英语进行交流。
数学和物理更适合笔试，因此学校的注意力都放在通过数学考试上。谈到历史或是社会学科的学习时，就如一位专家所言，考试看上去“不过是由学者而不是由流行文化怪才汇编的一次大型智力竞赛而已”。
入学考试如此重要，因而诞生了一个利润丰厚的附属行业，就是各种在常规上学时间之后提供私教的特殊院校。这些所谓的“学习塾”同样根据它们有多少学生通过了何种考试来排名。许多学生如果没能通过那些名望极高的大学所举行的考试，他们就会重考一次，有时甚至会连续尝试三四年。与此同时，他们会进入学习塾去复习去年的考试，或是进入预备校。这些都是为了配合学生而成立的。在这些学校，学习变得非常神秘：之前考试的问卷被印刷成册，用于复习、解析和点评，就像是一位古典学者对待一份刚发现的中国古汉字文本一样。有些专业的应试机构，它们为了客户甚至发明了概率论，和“博弈论专家”在拉斯维加斯兜售系统赌博法没有什么不同。
要进入一个非常有名的高中，那么就读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初中，几乎就是势在必行的了。家长一旦决定要在系统上全力投入，那么大部分学生就要参加两家、三家甚至四家不同学校的入学考试。要进入最有希望的初中之一，毕业于合适的小学就会有帮助。小学的名望同样也依赖于进入排名靠前的初中和高中的升学率。市面上的书籍里有特殊的练习题，让孩子为小学入学考试做好准备。但是，筛选往往来得更早。
从摇篮到名校
某些昂贵的私立学院体系中包括了大学和它们的“附属”高中、初中、小学，有时甚至还有幼儿园，可以提供相对顺利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升学路线。一旦某个学生走在这条路上，各个级别的考试基本上就是走走过场了。这就是为人所知的“电梯”系统。而要搭上电梯，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进入一家能引领学童进入更高级别学校的幼儿园。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且十分昂贵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真的进行自己的入学考试。
在位于电梯顶端的知名的私立大学中，庆应大学、学习院大学、成城学园、青山学院都是从幼儿园级别开始的。据一位知情者说，幼儿园考试通常测试的是认读日文五十音图中字母的能力、搭积木的能力等等。我的一位线人参加过一次常规考试。到了某个关键时刻，他那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得到了一块包好的糖果，所有的眼光都在注视着他，看他是将包装纸整齐地叠好呢，还是随手往地上一扔。
但是，这甚至还不是起跑线。有些母亲为三岁的孩子安排了私教，让他们可能有更大的机会通过幼儿园考试。要进入东京的某个著名幼儿园，儿童通常要在学习塾中受到训练。众所周知，家长就是为了让孩子进入正确的幼儿园而纷纷搬到东京的。一家妇产医院甚至做广告说，可以将生产安排成一揽子交易中的一部分，从而保证孩子有资格进入合适的幼儿园。
追求官场职位的女孩会与系统中的男孩展开竞争。但是，对于大部分雄心勃勃的女孩家长来说，私立女子学校也存在着类似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中的排名也很重要，不仅对为女儿安排“好婚事”的母亲而言重要，对那些为雇员寻找一流新娘的公司雇主来说也很重要。为制造业提供高质量工人的蓝领学校阶梯也是存在的。
“考试地狱”
教育系统是整个系统中最受人批评的部分。一位前通产省副相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似乎只能产出低级版本的机器人”。日本多才多艺的散文家认为，这样产出的都是训练有素的海豹。大众一般都会习惯性地谴责“考试地狱”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社会形态：“教育妈妈”（剥夺了孩子正常的童年生活，逼着他们攀登教育阶梯的妈妈）。
教育妈妈受到强大动机的驱使。在很大程度上，母亲也要为孩子的成绩负责，孩子在考试中的成败对她在邻里中的地位有着巨大影响。家庭会认为在这位年轻的学生身上已经投资巨大，有时家庭在备考过程中的表现就像是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一样。考试失败会带来心理上的毁灭性打击，而且不仅仅是对考生而言。在日本，大多数日本中产家庭生活的戏剧性来自对孩子有超人般表现的要求，以及“考试地狱”影响了整个家庭的那种紧张气氛。
孩子要证明他们自己也是认真的，于是就要放弃爱好、体育以及社交生活，为的是可以全心投入即将——通常是两年之后——来到的考试。孩子就需要在学校和学习塾上完课后，继续用功到深夜。一家学习塾为12岁孩童开办的填鸭班，从周六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周日早上6点才结束。有些孩子被迫进行体力耐力训练，这让人想起军营里的做法。14岁的孩子凌晨1点还在学习也并不罕见。在几个小时的填鸭式学习后，他们几乎不能吸收到什么东西，不过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他们向世界证明，他们很认真而且具备这种必需的耐力。
只要孩子还能忍受，这样的选拔系统就能一直奏效。如果不考虑他们与母亲的关系，也就无法理解孩子们的自律行为。典型的日本家庭会参考世界运作的普适体系向孩童灌输正确行为的理念，而会操纵孩童的情感。男孩或女孩一般通过母亲对他们的行为的态度变化，来判断什么是好的行为，什么是坏的行为。这么做的一个后果就是“教育妈妈”能在孩子身上植入非常强的负罪感，并把它当作一种鞭策。
与考试焦虑或是失败相关的自杀事件，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公众由此形成了这么一种印象，就是考试地狱是学龄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常年的考试焦虑毫无疑问地加剧了人格的畸形发展，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困难。
尽管事实上每个日本人都会认为考试系统很残酷，而且应该被废止，但大部分人也意识到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种选拔方式。总的来说，这套选拔方式极好地适应这个系统。即使灌输进他们大脑中的一堆事实基本上毫无用处，即使是学生（比如在英语学习中）养成了很难改掉的坏习惯，但那些被选中的、达到顶峰的人将会非常坚强，他们的记忆力超强。官场和商界更看重的是坚持不懈、奉献精神和记忆力，而非创造力。
这些观察结果并不新鲜。美国牧师威廉·格里夫斯（William Griffis）是到日本最早那批外国传教士之一，他在1874年描写日本教师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满……学生的思想。拓展或开发男孩的思维力量、扩大他的思维视野、教他独立思考，这些恰恰成了教师所阻挠的事”。
学校系统培育了官员阶层成员高度统一的家庭背景。虽说成功的阶梯对所有人是开放的，但贫困的家庭负担不起私立学校的昂贵费用，也很少能够提供必要的环境，为孩子进入著名的政府机构做准备。日本公司预先认真挑选的“成员”，会和以前的同学保持关系，而同学们在系统其他部分中的位置，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价值。
非合同关系以及法律外的关系在日本企业和官僚生活中十分重要，为这一编织精细的网络带来了如神经系统般的功能。它可以让重要的信息在几分钟之内，传递到分布在整个系统中的各个相关领域中去。它也有助于减缓系统成员之间的摩擦。而在商业集团中，根据顶层员工就读的学校而产生的团体间非正式的沟通，也得到了加强。
本文节选自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作者: [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方: 新思文化
原作名: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译者: 任颂华
出版年: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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