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们走西口》
蒋韵
在我的小说《行走的年代》中，我让男女主人公——一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青”，在前人“走西口”的路上，完成了他们的生死之恋。这样写，我其实是忐忑的，我不知道今天的人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还会有谁，对那一段历史，对那一段路程，关心或者感到有意思。
《行走的年代》，蒋韵
说来，有关行走的文字，其实是很热的，甚至是越来越热。只不过，作为小资和文青的标志，这行走的坐标，一般是：拉萨、墨脱、尼泊尔、恒河、红海、金字塔、阿拉伯神话的发源地或者柬埔寨等等。而我的主人公们顶着塞外沙尘徒步穿越的黄土高原，那貌不惊人的朴素的大风景，还没有被这个时代“符号化”。
让我意外的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其中就有我的女儿，却对我这样说，这本书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男女主人公在塞外，在残破冷峻的古长城和烽火台，在通往类似秘史的西口之路上，所经历的那一切……
作家蒋韵和女儿笛安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寻根”的文学热中，我和丈夫李锐一起，曾有过一次“走西口”的体验。那时，“晋商”这个词汇，还远不是一个热词，晋商的历史，也还在中国的各种“正史”之外，沉睡着，沉寂着。而我们对“走西口”的认识，也只不过是停留在民歌《走西口》那样一种被定义的层面上。
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有一些体验，有很多的困惑，听了形形色色走口外的故事，也有一点发现。这些东西，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至今，我认为，那短短一段行程，那漫天风沙，那烽火台与古长城永恒的废墟，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这也是我想把当年的笔记，整理如下的原因。
希望它能传达出我所尊敬、热爱和想念的那个时代真实的气息。也庆幸我自己能够在年轻时，可以用这种方式，对我脚下的大地致敬。
（以下选摘日记均由蒋韵写于1985年）
4月25日 星期四 晴
早晨，李锐带我去后山平梁，有云。碰上李凤龙老汉挑水浇萝卜秧。看见了烽火台，远处的和近处的，默默眺望了许久。想用照相机拍照，突然放弃了，因为我知道拍不出我心里的那种感受，拍不出我对它们的敬意，以及，类似秘史一般的奇怪的隐衷。
黄土高原在这里具有独特的风貌：断层、水土的冲刷流失、这个季节的寸草不生，使沉厚的黄土看上去就像凝固的时间洪流，有一种沉默的不可撼动的大神秘和大尊严。在它面前，总觉得任何语言都来得太轻佻。直觉它喜欢沉默的生命，不喜欢人。
上午和一个叫戎振武的老人聊天。朋友东黎说过，村人的学名总不及小名来得喧闹生动，看来是这样，但我们初来乍到，怎好意思打听人家的乳名？戎振武老人今年七十六岁，五十多年前走过西口，如今说起来，亦很凄伤。当年他离开家乡出口外时，已娶妻生子，人走了，许多年女人带着孩子苦熬苦做。他爹看不下去，对他外父（岳父）说，让你女子再找个人家吧，他去了口外，谁知道甚时能回来？外父回答，甚时看见他的骨头，我甚时再给闺女另寻人家。
他真回来了，挣回八块大洋。
和他结伴出口外的是个叫李二爸的后生。两人一路讨吃回家，走哪儿宿哪儿，荒村、破庙、大路边；两人替换着，你看行李，我去讨吃的，就这么相帮搭伴回到了故乡。
李二爸的女人，是讨吃讨到这村里的。逢人问，谁肯收留我？李二爸光棍一条，就收留了这女人，两人活成了一家子。只可惜这女人一辈子不开怀。
这里的人说起女人，有一个最坚定的标准。村里有一个放羊老汉，因为穷，四十岁上讨了一个没眼的女人，人们说，“这女人没眼，可一气养下四个儿子。”让人感到，生育的本能有一种理直气壮的神圣——是这沉默酷烈的土地的准则。
中午去一户高姓人家坐了坐。这高姓虽说是“原占”，如今却是这村里的小姓，只有兄弟三人在村里立着。这老汉看着十分面善，一笑，叫人觉得可信赖而且谦恭。或许是因为小姓而势单力薄，处处要赔小心的缘故？这家大女儿离婚四年了，生养了两个儿子，大的留在了婆家，小的自己带着。我们一边说话，她一边给儿子用篦子篦虱子。人生得很白净。
一家人都在工地上干活，大儿子开小四轮拉沙，老汉用小毛驴拉沙，老伴则砸石头，震得满手都是血口子。而离婚的女儿却在家做饭，当妈的说，女儿眼疼。
4月26日 星期五 晴 风
二十二里路，走了三个小时。风极大，一直上山。徒步走完在山西境内的路程，是我俩的共同决定。也许我们想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对这片土地、对“走西口”这段历史以及前人的敬意，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想行走——那是生命盛年的需要。
越走，黄土高原越显得荒凉，大路上几乎没有人烟。这里老百姓有句口头话，“地赖”“土瘦”，所以才往口外去讨生路。有些小小的林子，光秃秃的，长不成材。有些地方几乎要沙漠化了，地名上也多有反映，有条干涸的河，就叫“大沙沟”。河川里风大得能把人掀倒。途经一个叫“店梁”的村庄，晚上就在担子山借宿。
运气不错，找村支书，支书下地不在，支书的侄子把我们领到了自己家。这家的老人叫“芒女子”，芒种生的，人又热情又爽快。十三岁（民国十八年）遭天年，让自己的姑父把她从口外托克托县领进口内，照传统“卷席筒”的方式卖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她一生生养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老汉十一年前去世了。
这位老人是个苦命的老人。但说起往事，说起一辈子的苦辣酸辛，也就那么短短几句，还很淡然、爽利，像说别人的事。
支书下地回来，我们便来到了支书家。支书姓陶，五十岁了，是个精明人，见过世面，早年间在和林格尔念书，当了十几年支书，后来又在公社机修厂当厂长，包产到户后，回村种地，去年又被选为支书。他家院子里拴着大犍牛和骡子，窑里贴着闺女在学校的奖状。他说他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供孩子念书上学。家里确实没见什么好摆设和值钱的物件。
这村有二十个姓氏，姓付的是大姓，有四十多户。但势力最大的是赵姓人家。不过土改后，赵姓人家就衰败了。村里原来有庙：老爷庙（关帝庙）、龙王庙、奶奶庙、财神庙，还有一个特殊的庙，叫古红眼庙（？），名字记不准，听不清也弄不明白，但知道供的是一个特殊人物。传说，有一天，这个不知名姓的人问自己的娘，这世界就这样？娘回答说，就这样。于是他就不想活了，生生饿死了自己。死后，人们就给他修了一座庙。这座庙的来历让我很惊诧，听上去这一点也不像中国式的哲学，倒像是发生在印度的故事。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更是一座有意思的庙宇。只不过这庙早毁了，但即使现在，村里殁了人，亡了人，人们还是要到“红眼庙”里烧张纸。
附近还有座儿女山，传说，谁想要孩子，便从沟里拣一块石头放在那里，天长日久，那里便堆起一座山来。
晚上宿在老陶家里。出来解手，看见了在城里永远看不到的星星和月亮，那么亮，那么清晰，那么冷和美。
这里的女人、媳妇对我说，看你们穿的这艰苦衣裳！——她们叫牛仔裤是“艰苦衣裳”。
4月28日 星期日 晴
早饭吃莜面窝窝（又叫栲栳栳，至今我也不知道这种食物的正确写法），麻油调和。支书的女人送我们去一户赵姓人家，顺路进去给芒女子张大娘照了相，也给她的外甥媳妇和支书女人各照一张。张大娘还特地换了干净的衣裳。
这赵姓人家的主人叫赵世富，1947年，他报名参加了武工队，到内蒙古清水河韭菜庄打顽固，即同傅作义的部队打仗，也就是小股的骚扰。傅作义部队骁勇善战，且冷酷严烈，凡收留八路者，全家活埋。所以武工队在那里扎不下根。赵世富干了三年武工队，用他的话说，背了三年炒面袋袋，在崖下跌伤了胳膊，只好转到地方上干行政工作，当过副区长，也在县邮电局干过。现在离休在家，开了一爿“留人小店”。院里住着从原平来的受苦人，都在采石场干活。
上午从担子山启程时已有九点多了。行至交界，遇一年轻农人赶着两头毛驴迎面走来。毛驴各驮两个红花条编成的箩筐，缓缓从梁上下来，有一种天长地久的从容。抢拍了一个镜头，被沟底下的人看见了，便在沟下喊：“照相的！照相的！下来给照张相！”我俩笑了，急忙走下去，走进一家庄户院，一条极凶的大黑狗，狂吠着，被一小女孩用手蒙了眼。院子里，摊了一地的莜麦在晒，晒出了粮食的香气。我们进屋，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在炕上，正是刚才招呼我们的人。“照相？”我们问。那女人便很精明地打量我们说：“先看看你们的相，好了才照呢！”又问：“多少钱一张？”我说：“不要钱，拿故事换。”女人茫然不解。我们笑了，解释半天，女人虽然听不明白，但还是让我们给那小孩子拍了照片，就坐在院心晾晒的莜麦上面。女人的眼睛里，始终有着对我们的犹疑和猜测。
后来我们问，这村里可有人出过口？一个年轻后生便把我们领到了一户人家，只有夫妻二人，女人病在炕上，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河北人。男人叫张旭，属马的，和我同岁，刚从口外归来。原来张旭是个赤脚医生，1977年才出口，到内蒙古巴蒙地区五原县海子堰公社落户。当年因为出身有问题，高中毕业后，他开始自学中医，学针灸，却一直领不到行医执照。无奈之下，一冲动，出了口。后来把全家人都迁了出去，在口外考了执照。这是“走西口”的新故事了。新时代的走西口。这个“口外”啊，它真是拥有无所不包的宽阔的襟怀……
张旭的父亲，用张自己的话说，是个地痞。嗜赌，十三岁便学会赌钱押宝，家里原有二十多垧地，全让他卖光了。还不清赌债，让人砸了锅，脸上挂不住，跑到太原当了阎锡山的兵，竟混了个连长。临解放前，一看大势要坏，衣裳一扯，名一除，谎说病了，洗手不干离了部队。后来娶了个交城女人，在外父家住了一年，住不下去，跑回原籍。至今还爱摆他连长的谱，和孩子们处不好关系。
从交界出来，在西水界一家小饭馆吃午饭，然后经大路庄、半坡东、大盘村、小盘村、三里庄，到平鲁老城。一口气行四十多里，顶着塞外大风。这路是条小路，人烟极其稀少，爬坡过沟，常疑心走错了路。怪不得民歌里要唱“走路你走大路，且莫要走小路”，风大得使人背气，常常站不稳。这样飞沙走石的大风天，没有急事，谁会上路呢？
这里的山显得高峻了，山上也裸露出了石头，已不是纯粹的黄土。从大盘村附近走进一条沟，一直通向平鲁老城。沟里有一处山坡，居然覆盖着一层灰黄透绿的草皮，从中渗出细细一条绿汪汪的溪水，与四周干旱、枯黄的山坡迥异。坐下来歇歇脚，看着那草坡、那水，突然眼睛就湿了，心里有一种感动的疼痛。觉得那水，像是从神秘的混沌处流来的生命之泉。
沟里有了响动，原来是驮水的农人，赶着小毛驴，驴身上驮着大木桶，说是从三里庄驮回水来。一问，他们是三百户村人，驮一次水，要这样走五里路。
到平鲁老城时已经快下午六点了。这条沟一直通到平鲁外城城门。找到公社，住下。这里的一个副书记姓边，农学院七七级学生，戴眼镜，小个子，眼睛鼓鼓的，大大的眼白。还有一群年轻人，是一群文学青年，知道我们，对我俩非常热情，晚上就在我们下榻的窑洞里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风太大了。据说，在平鲁这风也算是大的，半夜里，公社的一个烟囱被刮倒了。这里有一句民谚，“春风号破琉璃瓦”，原来这是真实的描述而非形容。加上今年天旱，所以风便格外大些。这里的老人骂年轻人，说，看你们连白面吃着都不香了，非叫你们遭天年不可。
果然今年就旱了。人们说，该唱台戏了。一动响器，天才会下雨。
今天一早，和这里的石书记还有小徐上街，碰见一个老汉叫杨二仁，原来是教书先生，我们聊起来。老人是个五保户，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个头小小的，拄拐棍，看上去挺精神，正要到北街外甥家里去。我们就一路跟他来到外甥家，闲谈一上午。杨老人是个乡村小知识分子，在私塾里念过百家姓、千字文，读过《论语》《孟子》等，也上过县里的高小，是个有性格亦有意思的人物。他给我们讲了平鲁城、北固山，也讲了他自己的故事：初解放时，他在七区扫盲，后来就留在那里教小学，但因为家里的几垧地没人种，就回家种地了，用他的话说，“没领上细粮本本”。老人因为喜欢作诗，在“文革”时因诗获罪，被打成了反革命，让人捆起批斗。他的诗听上去就像大白话，你可以说有“元白遗风”，当然更像是打油诗，比如：“垫圈逢酷暑，汗流满头珠。劳动一整年，负债粮亏口。到头无所得，腹气胀如鼓。”诸如此类。
他“直抒胸臆”的癖好至今不改，前些日子因为领来的新棉衣不合心意，于是赋诗一首：“当赐五保缝衣宽，官僚干部无人管。巧碰裁缝叫杨蛮，偷工减料把污贪。又薄又窄捆绑身，虽然供给心不欢。”
这位老人，让我想起了同样爱写诗的我朋友的父亲……
4月30日 星期二 晴
昨日一早出城，小徐送我俩出东门。有太阳，但天是黄蒙蒙的，下午要起大风。好在我们是朝东北方向走，顺风顺水。走出很远回头眺望，和平鲁城默默道别。
中午在一个叫花家寺的村庄吃饭。这里已是右玉县境了。风已经大起来，村里管事的将饭派到了一户李姓人家里。这家主人叫李先成，七十一岁，但看上去比真年纪要年轻。他早年出过口，和村里一个后生搭伴，出七墩，到过和林、呼市、武川，给人叼工（打工）。最后在武川县给人拔麦子时，叫傅作义的部队给抓了兵。当时是半夜，他正睡觉，村里人欺他是外乡人，叫军队上的人一绳子捆了他。他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当骑兵，南征北战，到过河北、甘肃、宁夏，后来随部队起义。解放军围城时，他正在北平，驻防在西直门一带。起义后，又当了三年解放军，最后从西北转业回家，娶了一个寡妇。那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寡妇女人带来两个孩子，又和他一气生下五个，如今亦是儿孙满堂了。
这家女人比丈夫小十岁，头一个男人早早死了，也是长她十岁。当初成亲那年，她虚岁十四，便做了二十四岁男人的媳妇，生儿育女，当起女人来。我问她要了多少聘礼，她笑得很淡，说，唉，忘了，那时候便宜呀！
初来乍到，萍水相逢，有很多事是不好深问的。这一路遇到了不少人，谈起往事、经历，都不过是短短三言两语。备尝艰辛的一生，就像一股淡淡的水，远远流走了，无风、无浪、无声、无息。而我们又没有采访的经验，更没有诀窍，反而觉得自己这样惊扰人家是对所有伤痛的不尊重。我知道那些我们捕捉不到的、流逝的东西是珍贵的，但，它们有权利选择沉默远去。
那我们来做什么？
午饭吃的莜面窝窝和搓鱼鱼，很好吃。调和很香。显然这家女人是过日子的好手。饭后给人家饭钱，死活不收，无奈，我们给盛情的老人家照了一张相。
这家的女儿打扮得很入时，像城里姑娘，烫过的头发高高隆起别在脑后，是个初中毕业生。无论我们在外面干什么，她始终一个人趴在里屋的炕上练毛笔字。我翻翻她的本子，见上面有小楷抄成的一篇小说，问她，她说那是她三哥写的。只可惜我们没见到这个“文青”三哥。她还告诉我，两天前这里唱了两天戏，连本《刘公案》——想来是为动响器求雨。我问她可喜欢看旧戏？她回答，听懂了就爱看，听不懂就不爱看。
李先成老人送我们上汽路（公路），天已是昏黄一片了。风奇大。在一片草坡前留影，风吹得相机直抖。一路行来，没见一个路人，也没见一辆车。下午五点多钟行至一个小村叫牛家堡，便决定歇在那里。牛家堡村前有一个小水库，碧绿碧绿，湾在一片昏黄干渴的沟壑间，看去又温柔又孤寂。
一天共行五十四里。
一进村，便看见一排漂亮的砖房，一边是学校，一边是村主任家。主任的女人招呼我们进家上炕，一群打扑克的女人和孩子顿时围住了我们。主任的女人二十六岁，很爽快，说话高声大嗓，抽纸烟，奶头上吊着小娃娃。书记和主任都不在家。男人们都不在家，在灰窑上受苦，还没回来。
这里女人不下地。除收秋时到田里帮把手外，其余时间就是做饭，生孩子，奶孩子。现时正是农忙时节，我们走到哪儿，哪儿的男人都在地里受苦，种庄稼。豌豆种完了，种莜麦，又苦又累。牛家堡的女人们似乎分外悠闲，大忙时节，打扑克，坐在热炕头上说笑。她们都问我是否有孩子，都对我把孩子扔在家里表示惊诧，也都对我们只有一个女儿表示既惊诧又遗憾。
这年轻女人的公公，也就是村主任的父亲走过西口。那是1955年闹天年，老人赶牛车出口叼工。和老人聊了聊，没几句话，老人便去饮牛了。
晚饭就在村主任家吃。夜里宿在一户新婚夫妇家。这小两口去北京了，村人安排我和一个长得很白净的小姑娘睡在一条炕上。很累，睡得很香。
早晨天清气爽，是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最好的天气。步行三十里，来到右玉县城（梁家油坊）。途中穿过了一片大草滩，遇到了两个内蒙古来的小羊倌，是一对小哥俩，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二三模样，他用树枝架起自己的棉袄在身上背着，人憨憨的，不苟言笑，又有趣又让人禁不住心疼。他们给徐村放羊，一年能挣八百块钱。
给他们和羊照了相。
5月8日 星期三 晴
早晨约好和于老师谈话，整整谈一上午。于老师名叫于申年，原籍定襄于家庄，出身于商人家庭。十六岁（虚岁）高小毕业，东北沦陷，再也念不起书，便和本家叔叔徒步走西口，一天八十里，出雁门关，出外长城，从此便成了一个口外人。
下午我们便赶赴广昌隆。广昌隆是科布尔最富足的地方，土地肥沃，出产小麦，地是“灌地”。有银弓山，据说此山有墨金矿。车是从呼市开来的，迟迟不到，一直等到六点才姗姗到达。在黄羊城下车已经是傍晚七点了，暮霭中四野显得极阔，远处平缓的山坡，围着一片拓垦出来的麦田，深深的青色，倒愈发衬出了田野的辽阔。太阳从银弓山栽下去，银弓山苍青峻伟，在一路平缓的山背上忽然划出很奇特的曲线，静静的，黑黑的，很神秘。
非常不巧，在广昌隆乡遇到一群“大人物”：副盟长、旗长及一大批随从在此巡视，天快黑尽了，我们还没吃饭，除了乡政府，周围没有可投宿可打尖的客栈旅馆饭铺。这里的书记连我们的介绍信都没工夫看一眼，就匆匆把我们打发给了一位副乡长。这人一只眼睛斜视，和他说话，不知该看他哪只眼睛。有时你觉得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别的地方。没有电，点一支蜡烛，我俩在昏暗的烛光中坐在一间空寂的屋子里，偶尔，那副乡长进来和我们寒暄两句，便又匆忙跃出，并一再声明饭做不出来，要我们等着。我们等、等、等，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才有一个小伙子领我们进伙房。路过旁边屋子，看到里面一排大炕上摆设着好几只炕桌，却早已是酒残人散，杯盘狼藉了。伙房给我们一人一碗早已泡乏的面条，虽然很饿，但吃不下——真好像是向人讨饭一般。
这群大人物把好一点的房子全占用了，特意为他们从村中借来干净的被褥。有人把我们领到“客房”，一进门，我们就傻眼了！只见里面浓烟滚滚，满地脏东西，满地垃圾。光秃秃的土炕上扔着两垛黑乎乎的玩意儿，后来知道那是被褥。我们一边咳嗽一边想办法驱烟，怎么也驱不尽，因为热炕不起火，却一个劲从炉缝里往外冒烟，一直折腾到深夜十二点多，没办法，只好用水将火彻底浇灭，敞开房门，和衣凑合一夜，那铺盖自然是没办法盖的。第二天，管事的人伸手问我们要了房钱。
这一路，盖过脏被子，睡过有虱子的炕，住过肮脏的房屋。但，再脏脏不过这间房、这盘炕，因为它无情。
5月10日 星期五 风
昨日晨赶到黄羊沟大队，找到支书。支书恰好忙完了春种，在家歇息。他领我们走访了张三后生、杨大富、杨二富等人。支书待人也不热情，但看来是脾性如此。
黄羊沟当年多黄羊，据说满山满滩的黄羊群是这地方的主人。如今当然一只也看不到了。村里多是浑源人，村庄的历史不算久远，真正的“坐地户”是张门和李门两家。他们称自己是“后山人”。张门祖籍山西忻州东红院村，早年间，有个叫张泰的人来到黄羊沟，那时黄羊沟还是牧区，地就是张泰开垦的。他们从蒙古人手里买下黄羊沟，据说是几个人合股买，再各自分开种。
至于这里和“广昌隆”商号是怎样一种关系，仍旧是个不明白，但肯定是有某种关系的。张泰初来时，搭个茅庵，下面挖坑，上面搭蒿子。这里的蒿子能长一房高，像麻秆，人就住在那里头。种小麦、大麦、莜麦、菜籽、山药和洋烟（大烟）。张家因此发起来。到这张三后生，已是第五辈了。后来，来了李家，李家定给张家一个闺女，在此落下脚。其后，于门、刘门、杨门，都是这样搬迁来的。根根蔓蔓，牵扯在一起。
张家后来败了。这里有句话，叫“张家塌，李家发”，李门最早来黄羊沟的祖先叫李心宽，他是个能耐人，最早是给张家当长工，闹了个结拜，从张家手里闹出点地，张家还不肯给他熟地种，给他东山坡上的新地。但后来张家抽洋烟，把家产一点一点卖光了。张家卖，李家买，李家成了大财主。这里人说，李家最富时，有百多条大牲口，十六七犋牛，套上犁，一口气犁到东山上都是他家的良田。李家的柴火垛掏个洞，安上碾盘当磨坊，不小心失了火，两个月都没烧完这柴火垛。他立起一个村子，就叫“新地方”。
李心宽当然也是山西人，原籍山西阳曲县。
中午我们来到张家老坟看了看。坟在西坡上，孤零零五个大土包，无碑、无字，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草也不繁茂。没有播种的田地，辽阔无边的田地，寂静如海，他们就永睡在这大寂静中。阳光突然穿过云层，洒下来，那么耀眼。我从没有在白昼体会过这样明亮的辽阔无边的寂静。
下午赶到黄羊城等汽车。仍旧是姗姗来迟，一直等到我们几乎绝望时才看到它的影子。到广益隆时已是晚上九点了，黑灯瞎火找住处，找到公社，这里正搞民兵集训，住房紧张，且无人管事，忙乱半天，总算给我俩各找了一个睡处。还是其脏无比的被褥，并且没有一口水喝，晚饭就更没有了，说，明天早晨再吃吧。饿着肚子，胡乱睡一夜。
广益隆从前是一家村，全村的土地都是崔姓人家的。崔家是大户，有堡子，养家兵防土匪。关于崔家，有许多传说，说当年康熙爷御驾亲征时曾病倒在崔家，也有说是这位爷微服私访时到过他家，总之，在崔家住过一段日子，崔家接驾有功，康熙爷后来就赐崔家三股枪、黄马褂，说三股枪插到哪儿，哪儿的地就姓崔，因此这崔家很肥富，子孙也颇多。当家的有两个，崔志如和崔六。都说崔六打得一手好枪法，家里雇了六七十个长短工。我们走访了一个叫倪二娃的老乡。倪二娃小时候就是给崔家放羊的，他爹则是广益隆崔家的长工，山阴人，给崔家赶大车。而现在，从前赫赫的崔家旧宅，成了一大片蓄水池。
我们还走访了崔志如的二儿子崔仲让。崔仲让完全一副老农形象，说话极其小心，只说他是瞎汉（文盲）、庄户人。养家兵是为了防土匪，这里土匪闹得很凶，最出名的叫个“干豌豆”。他说当年土匪一来，人们就跑到堡子里崔家院子，崔家管吃管喝，土匪走了才回去。他的父亲和叔叔土改时都死了。
关于广益隆的村名，据这个崔老二说，是根据丰镇二爷爷的买卖起的。当年崔家弟兄三人一起出口，一人在丰镇，一人在大营子，一人在此地。别的他就不知道了。但我们因此知道了一点，这崔家，应该算是“走西口”的先行者，还知道了，广益隆这村名，确实是起源于商号。
中午挤上一辆汽车，三小时后，抵达四子王旗。明天，就要返回呼市。我们走西口的行程，告一段落。走了短短这几天，告别时，忽然有一种深深的不舍。晚上餐厅里有人聚餐，乌兰牧骑的歌手在给他们唱《祝酒歌》。没人给我们唱歌，但我们手中有酒。我把杯中的酒洒在了地上——我敬所有曾走在这条路上的生灵。
再见。
2014年2月17日整理于北京
本文节选自
《青梅》
作者: 蒋韵
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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