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高林
△高林的书房
田川：天呐，这些书你都看过了吗？
高林：都看过我就“死”了，大概看了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田川：那也很厉害了。
△作家高林
高林，微信公众号“青年维也纳”及其文史沙龙社群的主理人。他不定期地组织沙龙活动，参与者分布北京、伦敦、东京等世界各地，年龄跨越70、80、90后，以趣味为基础，谈论历史、社会、经济、艺术和音乐。
高林：我们把历史想得太严肃了，总觉得历史里的人都是些伟大的，三头六臂的，我们只能仰望的人，其实都是普通人而已。如果用“凡尔赛文学”写，路易十四应该会发个朋友圈说“哎呀，把我冻醒了，这房子太高，太大了。”
高林熟读欧洲史，尤其痴迷于19世纪的欧洲历史。2019年，他出版《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一书，在自序中写道，“历史之于你我，应该像睡神与梦神，紧紧地抱住你们，蒙住你们的双眼，带你们走进梦乡。”
高林：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好像离19世纪很远，隔了一百甚至两百年。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远，他们和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你不需要靠幻想找到19世纪，相反，你在日常生活里就可以体会到19世纪的生活。
今年9月，偶然在一个音频节目里听到高林漫谈19世纪。我们惊叹于他对历史知识的熟稔于心，也被他对历史人物精准幽默的评论逗乐。对19世纪欧洲历史和当下中国之间的关系，高林见解独到。
高林：上中学的时候我是住校生，学校不许我们看武侠和言情小说，所有流行的书都不许看。可如果你看的是世界名著，就没人管。后来我发现，世界名著比武侠小说好看。
田川：为什么？
高林：其实这些世界名著也是言情和武侠小说，像瓦尔特·司各特的《英雄艾文荷》就是欧洲题材的武侠小说，《基督山伯爵》就是欧洲题材的发财报仇的故事。我印象里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上数学课，我在那儿偷着看《悲惨世界》，整整看了一下午，三节连堂课我都没注意到中间下过课。最后老师忍无可忍，“咔”就把书从我手里抽出来，说你上课看什么呢，翻过来一看发现是《悲惨世界》，又给我放回去了，说以后不要上课看了，也没收我的书，特别神奇。
田川：是不是因为我们对欧洲文学还有点向往或是崇尚导致的？
高林：对，我们的人其实对这些文学作品有一种敬畏感，认为它们是很了不起的或是严肃的，是一种艺术。但其实你看过后就会发现，它们跟我们平常看的小说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特别喜欢用莫泊桑的《项链》当一个梗，这篇文章不是上了中学生的课本么，我就说编课本的人真不容易，能从莫泊桑那么多不和谐的小说里，找到这么一篇多少还算积极向上的文章编进课本。《项链》讲的是一个女人丢了一串假项链，导致夫妻俩人含辛茹苦还债的故事。但其实莫泊桑还有一篇文章叫《首饰》，刚好和《项链》的故事相反。它讲的是一个特别穷的家庭，妻子长得很漂亮，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收集假首饰。后来妻子去世了，一天丈夫拿着妻子的假首饰路过一家珠宝店，随便拿出一个妻子的假首饰问珠宝店的人值多少钱，珠宝店的人说“四万法郎吧”，丈夫说“这不是假的吗？”珠宝店的人说“这怎么会是假的！这就是从我们这儿买走的，你要是还有，我们都愿意收。”那你想想看，妻子的这些首饰是怎么来的？莫泊桑写的都是这种风格的东西，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讽刺小说或伦理小说，甚至是网络小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无非就是它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而已。
△北京某商场拱廊街
高林：拱廊街就是在两个商业街之间，用玻璃搭出一个顶棚。其实拱廊街就是19世纪的发明，来自19世纪的巴黎。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具体发明它的人，就是拿破仑三世。在拿破仑三世成为皇帝以前，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流亡生活。在英国流亡的时候，他还是靠女朋友接济的。他在英国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所以他对伦敦的印象特别好。等他当了法国的皇帝后，他希望把伦敦的生活方式移植到巴黎来。那怎样才能让这些原本去伦敦消费的人，来巴黎消费呢？就只有在两个商业街之间，用钢搭一个拱廊，再在上面铺上玻璃。这样阳光就可以透过玻璃直接照进来，站在拱廊街里的时候，你就处在了一个过渡性的状态里。既在公共场合里，也在自然环境里，它又是封闭的，把所有对我不利的东西都排除在外。于是那些原本去伦敦消费的人，就来巴黎消费了，这就是拱廊街的诞生。而且拱廊街在19世纪是非常时髦的东西，它被波德莱尔看作一种新生活的象征。
田川：像温室一样。
高林：对，那它发展下去会是什么呢？就是19世纪出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房屋建造模式，他们不要窗户，就要一个水泥盒子一样的房屋。这个房间里所有的灯光、温度、湿度全由自己控制，这就是技术的奇迹。对他们来说再也没有自然这个概念了，我醒了那就是白天，我睡了它就是黑夜。
田川：想要阳光的时候就有阳光。
高林：对，他们就如同住在我们现代的房屋里一样，不想要阳光的时候就用帘子把四周隔上，这也是大落地窗的发明。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正好符合19世纪人们的理想状态。
△北京某大型商业中心
高林：商店街也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商店街带动了高端奢侈品的消费，导致地价上涨，所以就不能再修商业街了，于是出现了大型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曾被认为是更时髦的产物，尤其柏林人特别仇恨这个东西。他们觉得你们造了这种大型商场，然后又把路设计的错综复杂，你们太坏了。一个柏林的作家曾写说“我就想买包烟，于是我走进一个大型综合商场，我从男装、女装、女帽，到儿童游乐园，甚至儿童玩具我全都看了一遍，就是没买到烟，但我却花了无数的钱。”这就是19世纪的奇妙之处。
高林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分水岭。对19世纪的人来说，他们创造的和对地球的改变，比既往几十个世纪都要多。“世纪”的概念也是在19世纪才开始出现的。
田川：为什么从19世纪才开始有“世纪”的概念？
高林：因为过去的世界发展得太慢了，比如科隆大教堂，建造它要几百年，对那会儿的人来说，一个人的一生微不足道。你出生时看到城市是什么样，你死的时候可能还是什么样，“世纪”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只有19世纪，在短短几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1848年的时候，整个欧洲还和1700年没什么区别，意大利还是十几个国家，德意志也有三十几个国家。但到了1871年，意大利就变成了一个国家，德意志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人们才第一次意识到，或许我的人生和“世纪”之间是有关系的。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田川：我们就已经是时代了。
高林：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按10年分层了。90后，00后……我估计再过一段时间，随着我们发条上得更紧，可能就是以“年”为单位了。
田川：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高林：只能说存在这个趋势。你想想看，19世纪以“世纪”为单位，21世纪以“10年”为单位，说不定22世纪就以“年”为单位，甚至以“月”为单位都有可能。你8月出生，那咱俩不是一代人了，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田川：现在以“10年”为单位计算时间或时代，我们觉得80后跟90或00后之间存在代沟，就像我们感觉19世纪的文学离我们很远一样，它总有一层膜隔在那边。该怎么样去捅破那张纸，让我们可以去交流呢？
高林：我觉得存在这层膜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去沟通，你不了解他，所以觉得我们之间的差别很大。人和人之间更多的还是共性，任何时代的人想追求的都差不多，都是想生活得更舒适，更愉快。像法国那种巨大的宫殿，挑高那么高，每次看到我都想说，挑这么高，还开这么大的窗户，冬天的时候国王难道不冷吗？我的朋友就会提醒我说，他是国王，他不在乎。然后我说其实国王也在乎，比如路易十四就特别在乎。在路易十四晚年的时候，有人跟他说我们准备进一步改造凡尔赛宫，要建一个凡尔赛宫的宫廷大剧院。路易十四就说别弄宫廷大剧院了，把它留给下一任国王，你们先改造我的卧室让我不冷吧。
△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
高林：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社会的艺术、思想和文化会出现爆发性的增长？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我今天睡着了，明天还醒不醒得了都是个问题。豪华者洛伦佐有句诗说：“得欢乐且欢乐吧，因为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闲暇。”其实不光是闲暇的问题，是明天能不能活着都是个问题。还有一种是高度沉闷的社会，每个人一出生就知道自己日后会怎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固定的，这个时候大家该怎么办？就只能从另一种东西里去寻找慰籍，寻找自由和精神上的解放。那什么东西能满足他们呢？就是文化和艺术。比如“自由”，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曾说：“动物是没有自由的，因为谋生，生存的欲望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时间”。一只老虎或一只狮子，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觅食。而人类社会的分工，最大的功能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时间了。古代只有君主有时间，后来贵族也有时间了。到了19世纪，终于有整整一个阶层的人都变得有时间和无聊了。他们可以去追求一些没有实际功能的东西了，这就是为什么唯美主义的意识形态会突然爆发的原因。就像别人问王尔德：“你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王尔德说：“就是没有用啊”。他可以非常坦荡地说“没有用”。反过来别人问他“你今天干什么了呀？”他说：“我上午给我的诗加了个逗号”。人家又问“那你下午干什么了？”他回答“下午我又把那个逗号给去掉了”。他会用这些来反驳你，讥笑你，“你为什么认为我每天就应该点干什么呢”。过去认为，你要是喜欢诗，就应该作一个诗人，用诗来养活自己。但像王尔德这样的人，他可能是个专业的诗人，但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好像他当了一个杂志社的编辑，结果他天天翘班一样，这其实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觉得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给更多人无聊的机会，或者说让更多的人有更多闲暇的时光，去追求他自己。
高林没有历史的学术背景，他原本的社会职业也和历史毫无关系，他说自己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最初是出于对文学的喜爱。在高林的《皇帝圆舞曲》一书中，他写道“我们在文学里感受别人的心灵，体验别人浓缩过的生命，享受文学的乐趣与温暖，假如我们抱着同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它也可以提供相同的服务，文学用自己的手法表现作者的时代，历史学家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把历史看作过去时代里人生活的总和，他说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和我们之间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历史就是我们自己。
高林：19世纪，人的各个方面都被记述下来了。一个人高大上的部分，不高大上的部分，他的缺点，他的爱好，他不太光彩的东西，都会被记述下来，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就变得特别完整。我们既可以看到喜欢张牙舞爪的德皇威廉二世，也可以看到特别焦虑的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右手因为小时候难产被夹坏了，是萎缩的。所以他总是把左手放在前面，右手背在身后，然后用左手跟人握手。他还特地去练左手的力量，会把左手上的戒指转过来，让宝石这面儿冲里。这样当他跟别人握手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别人的手握得特别疼，这是他的一个怪癖。就好像在说你别看我右手是萎缩的，但我的左手比你们的都有力量。其实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感受到一个坐在宝座上的残疾人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完整的，我们没法将自己去粗取精，所以我们也喜欢看到更完整的其他人。当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巨人，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这样吗？但反过来当我们看到一个焦虑的，张牙舞爪的残疾人，我们会更有代入感，我们会觉得他是正常的。
△毕沙罗《蒙马特大街》· 巴黎街景
田川：了解19世纪的历史后，再回看现在，会让你的生活里多一些色彩和趣味性吗？
高林：是的，至少你会觉得那些家伙梦想了半天的生活，无非就是过成我现在这样。
田川：那有让你觉得还挺欣慰，可以更享受现在的生活吗？
高林：可以吧，我觉得在任何时候，享受当下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田川：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种智慧。
高林：是，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未来会更好，但其实不一定，至少从19世纪的历史来看不一定。1901年的时候，人人都认为一个新世界到来了，但其实那个新世界超级黑暗。
田川：当你了解19世纪的历史后，再结合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以及伴随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面对未来，或怎么去想象未来？
高林：我觉得就别管未来了，过好现在就可以了。19世纪留给人们最大的经验就是别寄希望于未来，过好现在就好，因为明天可能比今天更糟糕。如果你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但最后发现未来其实也没那么糟糕，也是件挺好的事儿。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积极的厌世观，你告诉自己这个世界太糟糕了，但活着的你却发现这个世界也没那么糟糕，于是你过得就会幸福一点儿，我就是这么看世界的。
△19世纪巴黎街景
高林：总有人认为，同时这也是我们的传统观念“读史使人明智”。好像看了历史后，我们就会因此变得更聪明，更伟大。
田川：或者更容易接受当下的自己，或现在的时代。
高林：对，但历史其实更多的是让你体会到一个人的无力感。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的命运已经给你画好了一个范围，你最远能走到哪儿，其实已经被画好了。就像我说的，中世纪的人走到中午的时候，已经走到生命的边缘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有飞机、火车，移动的速度更快了，所以我们已经找不到明确的边缘在哪儿了。但其实命运依然给我们画了一个边缘，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但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的边缘在哪儿。尤其是德意志的历史，每一个德意志皇帝在年轻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是神选择了我来统治这个国家，我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后来他就会被这个国家耗尽能量。每一个皇帝死的时候都是非常绝望，甚至空虚的，他们发现原来人能做的，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跟他的时代相比，跟他的国家相比，跟他所要做的事业相比，一个人真的微不足道。历史传达给我们更多的是去享受现在，反正我也就只能做这么多了，我为什么还要去雄心壮志呢？为什么不更多地享受一下呢？
田川：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是释然的。坦然地去接受跟面对一件事儿，会让你活得更自在、更容易。但也会让你失去斗志，或失去坚持完成某件事儿的那股劲儿。
高林：多时候人是出于爱好，而不是出于斗志去做某件事情。被迫做一件事的人才会需要斗志。比如我们觉得科学家真辛苦，企业家他们真惨。但其实如果你也处在他那个位置上，你可能就觉得他也没那么惨。比如一个企业家，他办公室的后面可能就有卧室，甚至有洗澡的地方，他可以过得很舒服。很企业家可能真的就是喜欢他的工作，
高林：再比如了解历史，并不需要你含辛茹苦、头悬梁锥刺股，它就是人的一个爱好。我常说其实看历史就是人的一种消遣，你挣钱总得花吧？你花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历史就是一个非常廉价的消费品。这种娱乐非常便宜，就一本书的价格。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做个广告，比如我这本书，才几十块钱对吧。
△高林著作
编导：李晗
编辑：612、林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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