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1962年12月29日出生，青年时期便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二十诗章惊海内，以《镜中》、《何人斯》等作品一举成名，2010年3月8日因肺癌逝世。
这位一直被称为“天才“的诗人，人生最初的诗歌启蒙却来源于一次冬天蹬被子的经历。在张枣和颜炼军的对谈里，他提到过这样一次经历：
『我的外婆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她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就是白居易。
我夜里不好好睡觉老爱踢被子。有一天早晨起来，她就对我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这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
我当时就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变成诗歌？这句诗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让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
这种对于诗歌萌发的并非来自语言或者知识，而是日常的一个动作，它显得直白又富有冲击力。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想起“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诗意的唯美，更是一种回归诗词故里的温柔。
从前幼时的张枣在冬天蹬被子，如今，我们在这个西伯利亚寒流到来的冬日，重新阅读和了解张枣。
哀歌 （张枣，1992）
一封信打开有人说
天已凉
另一封信打开
是空的，是空的
却比世界沉重
一封信打开
有人说他在登高放歌
有人说，不，即便死了
那土豆里活着的惯性
还会长出小手呢
另一封信打开
你熟睡如橘
但有人剥开你的赤裸后说
他摸到了另一个你
另一封信打开
他们都在大笑
周身之物皆暴笑不已
一封信打开
行云流水在户外猖獗
一封信打开
我咀嚼着某些黑暗
另一封信打开
皓月当空
另一封信打开后喊
死，是一件真事情
也借此祝亲爱的张枣，生日快乐。
以下为2008年3月6日下午张枣与颜炼军的访谈原文。初刊于《星星诗刊》（理论刊）2008年第11期，原标题为《“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
“对诗意的寻找，才是人类最高兴的事”
颜炼军：你最早的诗歌教养来自哪里，什么时候开始体会到诗的愉悦？
张枣：我觉得还是来自家庭。我也一直回想这个问题，每个诗人的诗肯定有一个来源。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诗人的诗都来自他自身。当然，从教养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来自于很多童年时的影响。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好几件童年的事情。比如说想起我外婆，她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她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就是白居易。
颜炼军：这与白居易对诗歌读者的期待很契合啊。
张枣：是啊，我估计就是因为白居易这样呼唤她，所以她就很喜欢白居易。她有一本白居易的诗选，而且是五十年代中国那批很优秀的老学者做的竖排选本。我还记得，当时她把它锁在装粮票和钱的柜子里，有空就拿出来读。她读这本书读了很多年，最后都被翻烂了。另外她还喜欢一个诗人，就是杜甫。
那个时候我们家阶级情况不好，父母外放，外公、爷爷都是右派，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跟外婆在一起。她的情况也不好，被安排在一个汽修厂值夜班。她带我时我大概十岁，因为冬天比较冷，所以她常说，这个枣娃子晚上就像个热水袋暖着我。
但我夜里不好好睡觉，老爱踢被子。有一天早晨起来，她就对我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这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她告诉了我。我一下子就觉得“娇儿”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呈现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关系。
我当时就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变成诗歌？这句诗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让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这种愉悦是触及灵魂的切身体会，当然就激发了我对诗歌的追寻。
另外，我们家所有人都很爱诗，有时候相互开玩笑时都会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首你喜欢的李白的诗啊。这就是所谓的教养吧，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要当一个诗人，但就觉得诗歌很厉害，它让我开悟，而不只是知识性的发蒙，因为有诗歌，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被照亮了。我们的日常性动作因为诗歌的阐释，就变得不一样了。
此外，我爸爸是个诗人，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一会左，一会右。在我懂事的时候他还在写诗。他是学俄语的，他常常用俄语给我朗诵诗歌。从我爸爸那里，我了解到普希金，这使我很早就有一个观念：普希金和杜甫是一样的，人类的诗意是一样的，对诗意的寻找，才是人类最高兴的事。
诗人张枣与他的成名作《镜中》手稿
颜炼军：好像诗与民族、历史等的差异没关系？
张枣：具体的讲，当然有关系，但至少那时还觉得诗歌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诗意比民族、历史更有优先性。我爸爸给我朗诵俄文诗时，我对其中各种自由的元素虽然有不一样的感觉，但对我来说，它们与“娇儿恶卧踏里裂”的作用一样，照亮了我的世界。我感觉到了一种叫做诗意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这种诗意都隐藏在其中，这是特别迷我的一个东西。
“我慢慢相信文学是一次行动”
颜炼军：你最深刻的文革记忆有哪些？如今看来，是否有某些契机促成了你与诗歌结缘？
张枣：我想还是有一些记忆。有一些东西让我们从小就对暴力不太陌生，对暴力抱有审美倾向。当时虽然我还小，但还是有一些记忆深刻的瞬间。记得有一次，我和爸爸正在五一路散步，就看见在一个交通亭里有很多人用皮鞭围打一个人。我就问爸爸，他们为什么这样，爸爸说一会儿解放军会来救他。我现在都对这个画面印象深刻。
我就想，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我虽然是这代人的末尾）对于暴力不陌生，所以在我们的创作中，还是有某种很霸道的东西。它可能就表现为某种极端，哪怕是一个温柔，也是一种极端的温柔，下定决心的温柔。你知道，这就是Paradox。
还有，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诗歌特别坚强，在能够写出的诗歌中，表现得特别坚强，所以它也被遗弃得特别坚强，好像“砰”的一下就出来了。这也是一种极端吧。
1986年于德国
颜炼军：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
张枣：我开始写诗是在文革后期。当时都成立许多“向阳院”，好像是学习小靳庄，大家都写诗。写民歌一样的诗，我记得当时很多大知识分子也写这种歪诗，当然，这些诗的意识形态味很浓了。当时我们湖南有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负责组织这件事情，他是《湖南日报》的原主编。他家离我家不远，他觉得我这么小就爱写，就鼓励我，于是我也顺着写了好多句。
我的第二次创作，是我爸爸妈妈也经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当时我的老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数学老师，爱讽刺人。我们班上有个很笨的学生，叫殷宫奇，大家认为他很笨，因为他成绩不好。老师就这样讽刺他：“殷宫奇，爱绣花，作业本上绣粑粑。绣得粑粑团团转，绣个零蛋就是他。”
后来我也回了一首讽刺诗，把那个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并改变了他对那个学生会的态度。在这些行为中，我慢慢相信文学是一次行动，从外婆那儿感受到的那种诗的愉悦得到了实践和发挥。因为有了自己的感情，有奇怪的渴望，于是就开始慢慢写诗。
“我在大学里的写作，是很自觉的行动”
颜炼军：去年是高考三十年纪念，很多人写文章回忆这段历史。你也是文革结束后参加高考的第一批学生之一，你觉得自己的文学喜好有没有得益于当时的学校教育？或者受益于其他？
张枣：非常受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时一片荒芜的情况下，大学给了我们一种精英意识。进入大学给人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成了一个精英。我又是少年班的学生，精英意识特别强，而且大学里头毕竟有教育的技巧和环境。而且当时的知识还埋藏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知识的传统还是在一些幸存的老派知识分子身上。
应该说，我在大学里的写作，是很自觉的行动，这个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给人一种强烈使命感，认为文学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当时的大学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使中国产生了后朦胧诗，使进入大学的第一批写作者，比如我、柏桦、钟鸣，王小妮，韩少功、都不会再满意当时的文学，我指的是朦胧诗和伤痕文学。我觉得77届、78届学生中产生了文革后的真正精英文学，这大概是文学史研究还不太注意之处。
颜炼军：你当时上的湖南师范大学有没有一些老先生在写作上或者人文意识上给过你有效的帮助？
张枣：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学的环境。我的专业是英语，我比较崇拜专家型的人物，而当时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家型的老先生还有好几个。我认为写作和专业还是不矛盾，我当时很愿意跟他们学好自己的专业。
但从人文意识的角度看，我认为在湖南师大，甚至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是没有满足我们，因为，首先，大学当时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其次，经过文革的淘洗，大学老师大多没有水平。再次，我们这代人的精英意识和自信，让我们觉得当时一片荒芜。
但大学给了我们学习的合法机会，给了我们自己教育自己的机会，寻求书籍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合法地追求人文使命感，这对我来说更重要。
张枣在四川外国语学院（1980）
颜炼军：在早期的写作生涯中，你最喜欢哪些方面的阅读？当时对同行的阅读对你的写作有多大程度上的影响？
张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我们那批人当时的阅读基本上遵循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爱做的两件事：一方面就是寻求古代文化，因为它在文革中被中断了，而它的美是不可能真正中断的，当然这也与我的童年经验有关。
另一方面就是阅读西方的东西。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一批作家很多是外文系的，这与六十年代台大外文系那些人很相似。他们一方面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求灵感，寻找更好的教育，同时又是很优秀的西方文学人才。
在当时学会外语就等于打开了一个世界，通过外语阅读，会觉得有相当高的自由度，可以自己去寻找新的东西。我当时就感觉一切知识都对我们焕发出巨大的美感，古代的哲学、相术、诗歌等，只要能找到的，都给我们打开一个世界。比如找到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就马上感兴趣，找到《中国钱币史》就马上拿来阅读。那个时候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冲动，就是想让自己了解一切。
对西方文学，接触的主要是现代主义这一脉，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的外教。我们每一届都有两三个外教，他们给我们许多书，后来我出国后才知道，这些书是外教通过教会和媒体募捐的，当时他们的宣传口号是：“中国知识青年现在急需书！”所以当时马上有了《二十二条军规》、艾略特的诗歌等英文原著，我现在保留的很多书都是那时候留下的。
“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
颜炼军：你早期写作的鼓励者和交往者都有哪些人？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从他们那里获得过什么？
张枣：湖南师大当时搞写作的主要是写小说的，比如韩少功、与湖南师范大学有关系的何立伟等。还有徐晓鹤，当然他还是倾向于写诗。他们主要还是在散文类写作方面发挥作用。我一直觉得湖南的现代诗歌很奇怪，基本只有一些半官方化的诗人在写作。
就像后来我给柏桦写的序里说的那样：我基本上与这片土地绝缘。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没有什么知音，很多人知道我，但他们都不理解我的梦想，我基本是孤军奋战。我大学四年里虽然可以与很多人交流，有很多写作练习，但基本没有诗歌的知音之悦。
颜炼军：当时你到四川外语学院继续读书与写作有没有关系？
张枣：我想可能有，因为在湖南我觉得无限孤独，但我又是那么狂热的一个诗人。当时是1982年，事实上当时我也没听说四川有多热闹，但我在湖南实在是太孤独，特别想离开那个地方。毕业时我又刚好考取研究生，所以就欣然而往。没想在四川接上头了。
（左起）柏桦、张枣、钟鸣和欧阳江河
颜炼军：那你真正得到同行的鼓励和认可是到四川以后？
张枣：直到到了四川和柏桦相遇，我们才相互知道我们都想干什么。到四川后，获得了很多朋友，我相信我自己的写作与四川有很多关系，当然并不一定是地貌、文化等方面。而是与我能直接遭遇的朋友有关系。当然第一个是柏桦，他针对我的作品的所有理解方式，是我在湖南一直渴望而又没有的，他那种结伴联袂的方式、激情发挥文学梦想的方式，一直是我需要的，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他。
其实1983年前后，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间歇阶段。柏桦之前也在广州外语学院，处境与我在湖南很像。当然他在那边遇到过梁宗岱这样的前辈，但对诗歌的再度狂热也是从83年开始的，而且我觉得与我们的认识，彼此的激励和发挥也有很大关系。
那时候我就相信，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所以，我认为我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遇到了柏桦。通过他，后来遇到了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当时我们活动的范围也是这些。好像当时更年轻的万夏、胡冬等也开始诗歌方面的活动。
颜炼军：柏桦对你创作的参与和认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写的任何东西，任何一个思绪，一个隐喻，他都知道你想干什么，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简直吃惊到可怕的程度。
我第一次见柏桦，是由一个学日语的朋友介绍的。我们见面时彼此都出示自己的作品。他给我看的作品好像叫《震颤》，我一看就知道他在写什么，他在写怕，而且写的是怕鬼。我马上指出来，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搞法。
我念的一首诗叫《危险的旅程》，非常乱的一首诗，这首诗当然后来被我扔掉了。他马上问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很内行的问题：“你是先想好再写，还是语言让你这样写？”我说是语言让我这样写下去。他说这与他一样。因此我发觉我们是同志：寻找语言上的突破。
“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
颜炼军：你早期的写作大致处于朦胧诗的高潮期，可否描述一下这种处境，以及跃出这种处境的历程？
张枣：如果说细一些，朦胧诗在1980年以后应该说开始沉寂了。朦胧诗真正震撼人心是1979年到1980年，这个时候主要的朦胧诗人如北岛、顾城、舒婷等已经显现出来，某种意义上也开始格式化。但是我们感觉朦胧诗可能会被收编，觉得朦胧诗的可兼容性有点像伤痕文学。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表达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
其实我直到现在还很喜欢他们中的一些诗。比如舒婷，我觉得她的抒情比较纯粹，《四月的黄昏》，她的抒情的能力很强，口味很纯正，是在讲个人怎么感受这个世界。
张枣与北岛（右）
抒情总是有一种优雅文气的感觉。比如北岛，我很喜欢他说话的声音。我认识他很早，他温文尔雅，这与他诗歌中的声音——一种纯正的普通话宣读的声音不一样，那是一种个人化的动作，但出来的却是一种集体的声音。我觉得很美，就像我当时羡慕别人会讲普通话一样。
但这种诗歌我们不会写，也写不出来，它完全不能满足我们。他们在代表一个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苦难时代。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诗歌很有历史感，那个时代的历史感，它让我们不断想起那个时代。
颜炼军：那你觉得自己当时的写作受到过朦胧诗的启发么？
张枣：应该说不多。因为我们隔得很近，一下就有了竞争意识，文学优异性的竞争意识。后来我也仔细想过，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一样。从年龄上来说，我们这一代诗人，像柏桦、欧阳江河、钟鸣、于坚等与朦胧诗人年龄相当，但我觉得后朦胧诗是一种南方的行为和作风，我们这一代南方人居多。当时的北京文化是一种非常政治的文化，而南方不一样。联系到我童年时被诗歌照亮的经历，那都是传统诗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问柏桦、翟永明、陈东东，他们也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写作的直接动因不是政治，而是一种非常隐蔽的经验。
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一开始就不想为这个时代承担什么，没有意识形态针对性，而是想要为整个中国诗歌帝国做什么。此外，因为当时的精英感，让我们有了学习和心智，这就必然上升为反思。我们那时觉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无用的文学，写作就是一件无用的事，是浪费生命、青春年华的颓废行为，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追求失败。这种状态持续到出国前后。
“我需要一种‘陌生化’”
颜炼军：出国前，你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了吗？
张枣：当时我觉得是这样。那时我的反思能力非常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自己想做出个什么东西。到我出国之前，虽然我天天在写，实际上没写出什么东西，因为我是一个敬畏的写作者。如果把大学期间写出的作品基本上废掉的话——实际上也废掉了，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学习期——这几年时间我觉得写出的作品就只有《镜中》、《何人斯》、《楚王梦雨》、《灯芯绒的幸福舞蹈》。当然还有别的，但我自己觉得就这几首有意义。可能后来很多人也认为，我早年的写作成绩基本就是这些。
颜炼军：1986年出国后，你在写作上遇到的困难和惊喜有哪些，你如何处理？
张枣：我觉得出国我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我需要这种教育。但我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我特别想让我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开始写作起，我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帝国汉语。
当时我学的是英语，我觉得远远不够承担这个任务，而且英语某种意义上让汉语变得更加庸俗，因为汉语依赖英语太多。如果选择去德国，我就可以学到另一门语言，那时候我才21岁，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东西，在原文中去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
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当时我的反思意识告诉我，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因为一个诗人是去发明一种母语，这种发明不一定要依赖一个地方性，因为母语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是在未来。所以它必须包含一种冒险，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那里。
张枣在德国（1986年秋）
颜炼军：出国之后的经验累积和视野与在国内该有很多不同，在一个非汉语语境中，你如何实现写作的“因地制宜”？
张枣：我一直是一个比较内化的写作者。我非常敏感地感觉到地域的差别，他们很快进入我的诗歌，但是对我来说，我从小学外语，所以外语命名的另一个世界和事物对我来说不可怕。不像当时的一些作家那样，觉得外面的世界是一个阻隔的世界。
出国时我的英语非常好，我甚至对另外一种语言呈现的世界很激动。当然，到国外后，我也想过很多办法，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文学练功者。有时甚至尝试了很蠢的办法，比如学习王阳明的格物，坐在樱桃树下去重新学习观察等等，呵呵，这当然与王阳明不一样了。
但我刚到德国，就马上理解了里尔克与罗丹的关系，就是所谓物诗。从那里，我真正开始了解罗丹，了解看，练习各种观看，然后内化看。在孤独的黄昏，寒冷的秋季，坐在一棵樱桃树下，观看天鹅等等。这种看也成了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消遣，也是一种面对绝望的办法。
本文节选自
《张枣随笔集》
作者: 张枣 著 / 颜炼军 编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 2018-7
编辑 | 明星辰 巴巴罗萨 打工人联盟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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