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监狱里，许多无形的力量在束缚和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让我们拘泥于狭小之地自娱自乐。
电影《哪吒》里申公豹说：
人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你无法撼动它。
我们热衷于讨论这种“偏见、成见”这种人性基因，是因为比起自己的看法，我们更容易在乎别人的眼光。
我们渴望被关注，又害怕被凝视，我们希望获得认可，却发现无力摆脱那些百口莫辩的成见。
今天要讲的电影，不仅是关于成见，更是关于我们如何摆脱自己的成见，走进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不同的人生经历、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让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独特到或许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能理解你的内心深处。
这种不理解，像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灵高墙。
这堵高墙又高又险，攀爬它去追求彼此尊重和信任的过程伴随着惊喜和失望，甚至会中途放弃。
独特又盲目的我们，要怎么翻阅一层层高墙壁垒，去到达彼此最真诚的领域坦诚相待？
可幸的是，现实难以实现的事情总会在电影短暂有限的时空里呈现，它不一定会成真，但却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
Top250之触不可及
一开始选择《触不可及》只是因为豆瓣评分高达9.2分，牢牢挂在豆瓣电影Top250的榜单里，这样省去了信息检索的成本，降低浪费时间的风险。
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奥利维埃·纳卡什的巅峰之作，包含跨越种族和阶层的友情、艺术、人生等宏大主题。
叙事母题是种族对立，也就是讲白人和黑人相处过程中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评分很高的《绿皮书》也属于这类母题电影。
故事从瘫痪的白人富翁Philippe招聘贫穷的黑人混混Driss做全职陪护开始，到二人相互被“驯养”结束
“驯养”来源于《小王子》，表示和另一个人成为牵绊。
故事的走向并没有什么惊喜之处，结尾也是皆大欢喜。
而我想说的，是尝试从电影中的几段对话发现白人和黑人，或者说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的价值观差异，特别是其中折射出的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对比。
我甚至有点怀疑，导演是不是有意无意在调侃法国高雅艺术的落败。
另外需要多余强调两点：
一是之所以只说价值观差异，是因为电影整体很温和，没有表现明显冲突；
二是这里提到的所有标签只针对本电影，比如电影里的白人（Philippe）代表上流社会，黑人（Driss）就是底层社会，但现实并不一定是，也不代表本人立场。
三席精英与大众的对话
- 对话一：初次见面，肖邦遇上库尔邦
Driss：（自信）我有喜欢的歌手，比如：库尔邦、地球、风与火乐团，我品味不错吧。
Philippe：（平淡）我不认识他们。（有一种“我不认识这种三流歌手”的感觉）
Driss：（傲慢）如果你连他们都不认识，那你对音乐是一无所知。
Philippe：（试图掌控局势）听着，我可不觉得我是个没有音乐涵养的人，即使我没听说过你说的什么“苏尔什么的·······”
Driss：（打断）不，是库尔邦。（法语发音，不是很懂）
Philippe：（优越）那你呢，你认识肖邦、舒伯特、柏辽兹吗？
Driss：（不屑）我不认识柏辽兹？你知道柏辽兹才让我感到奇怪呢。
Philippe（自信）：我可是专家。
Driss：（调侃）是吗？在那里你认识谁？你知道哪幢楼？
Philippe：（懵逼）什么哪幢楼？·······天啊···柏辽兹在成为街区名字之前，他可是个有名的作曲家，19世纪的作家和批评家。
Driss：我开个玩笑，我当然知道谁是柏辽兹。我还看出，无论是音乐知识，还是幽默感，你都没有。
Philippe：让我们看看你的文件吧······
显然，关于音乐的对话最后难以为继。
对应在文化领域，二人的对话也是高雅文化（也叫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也叫大众文化）的对话。
而两种文化就是我们学习语文时熟知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谈到精英和大众，谈到流行音乐，不得不提到欧洲文化研究的其中两大学派。
一个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过度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对社会改革的阻碍、以及对精英文化的侵蚀。
该学派中有位名叫西奥多·阿多诺①的研究者写了些文章来批判流行音乐，如《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和听觉的倒退》、《论流行音乐》等。
①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评论家，批判电子机械复制技术，推崇印刷艺术。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是一种伪个性化策略下生产的同质化产品，这种音乐使文化消费变得消极被动，虽然为大众提供了心灵庇护所，但也让大众在千篇一律的节奏中丧失批判思维，由此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稳定。
通俗点讲就是，流行音乐是某几个固定主题、重复旋律模板下经过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商品，一边盈利一边愚民。
总之在阿多诺这里，普通大众没有什么批判性欣赏能力，只能接受流行文化的精神腐蚀。
另一个是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学派”，该学派关于文化的主张是大众文化有其消极面，但却是生活必要的一部分，大众对流行文化的消费是有反抗性的，直接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取向②。
②精英主义取向：唯有“有理性有知识”的人才能真正的推动社会进步。
在主张大众具有“消费积极性”路上越走越远的人是约翰·费斯克③， 其代表性言论是文化生产经历生产和消费两个阶段，而大众具有“文化生产性”，能够从流行文化中自己生产出“意义和快感”。
也就是说，虽然流行文化在生产阶段只是作为商品而生产，但到了消费阶段，生产者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过往和情感倾向去理解流行文化，一千个消费者有一千场内心戏。
与法兰福克学派相反，费斯克把大众文化具有的积极性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③约翰·费斯克：英国传播学研究者，大众文化迷，十分喜爱麦当娜。
- 对话二：一帧艺术的感动与一摊血的离谱
Driss：我们走吧，你都在这儿呆了快1个小时了，该换个地方了。
Philippe：这幅画传达了一种安谧祥和，甚至还有一丝冷暴力。
女职员：我也觉得这幅画很让人感动。
Driss：这些白布上的血迹让你感动？这幅画多少钱？
女职员：应该是3万欧（约二十二万七千多RMB），要不要我去确认一下？
Driss对女：我看是要去确认一下，这个价格太离谱了。
Driss对Philippe：你不会花3万欧买这一摊血吧？这不可能（这么贵）。
Philippe：不不，有可能。
Driss：这家伙流了一摊血在画布上要求3万欧？
Philippe：告诉我，德瑞斯，你认为人们为什么对艺术感兴趣？
Driss：不知道，为了卖钱吧。
Philippe：不。因为这是人们来过这世界后所留下的唯一的痕迹。
Driss：这是屁话。我去建材店，然后完成我来过这个世界的痕迹，如果你愿意，我还能加点蓝色作为馈赠。
Philippe：别胡说八道了，给我巧克力····
女职员回来：不好意思，我刚才搞错价格了，应该是41500欧（约三十一万四千多）。
Philippe：我买了。
Driss：真的？？？
一幅画，在白人眼里是祥和、感动、冷暴力诸如此类的抽象体验，价值千万；
而在黑人眼里只是一摊血，不可思议。
这像极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学者瓦尔特·本雅明④描述的声光复制时代机械技术带给艺术的影响，与该学派的其他学者不同，他似乎是个民主派。
④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文学家、哲学家、艺术批评家，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历史、神学、语言学等。
在本雅明看来，电影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复制技术从印刷复制走向声光机械复制，这种变化带来的是艺术灵韵的丧失，其展示价值超过崇拜价值。
所谓灵韵和崇拜价值，就是电影中P观望名画时带给他的艺术感动，这种感动是不可复制的；
所谓展示价值，就好比我们去了艺术展览馆，拍了许多照片然后发微博，再由许多人转发，于是艺术的震撼感由此结束。
但本雅明还觉得，机械复制技术打破了传统艺术的权威，拓宽了观赏者数量和层次，使普通大众有了接触高雅文化的途径。
传统艺术权威的打破在这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D后来在P的家里用颜料和画布即兴发挥了一幅似乎也很“抽象”的画，P帮D以不错的价格拍卖了这幅画。
这不知道是不是导演在暗示，高雅文化的灵韵在于精英们自作多情的观赏和买单？
- 对话三：一场静默与一颗会唱歌的树
Driss：（演员亮相）噗哈哈······他看得见吗？
Philippe：嘘····
Driss：好，我闭嘴，哈哈······
······ ······
Driss：这是一个树，哈哈······一颗会唱歌的树，哈哈哈······
Philippe：嘘······
Driss：他唱的是德语，哈哈······
旁人：嘘····
Driss：嘘什么嘘，是德语吗？哈哈竟然还是德语，你真是疯了。真受不了，这个演出要多久？
Philippe：4个小时
Driss：······
歌剧是欧洲古典艺术的代表，一般来说是贵族精英才能观赏的节目。电影中D因为成为P的陪护才有机会看到歌剧。
但在周围人安静的欣赏时，只有他在一旁很聒噪的调侃，显然D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高雅艺术。（其实我也看不懂）
这里和对话一形成对比。
对话一中P没有听过D所说的流行歌手，文化精英不能欣赏下里巴人，但在欧洲的文化研究中能找到关于为什么文化精英不能欣赏大众文化的解释。
他们的解释是：“大众文化没有灵魂，难登大雅之堂”。
实则背后的隐喻是，大众文化的出现与普及危及的高雅文化的存在，危及高雅文化观赏者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⑤。
简单讲就是，人人都有麦克风，谁来听我讲话，我怎么靠这个赚钱，所以要捧高踩低。
但反过来看对话三，当D无法理解歌剧，普通大众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却只能因为文化层次不高，艺术鉴赏力低等原因。
这种话语不对等的隐喻，其实存在于生活日常，也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
也就是双标，我不欣赏你的是因为你的不好，你欣赏不了我的是因为你没文化。
⑤话语权：信息传播的影响力、控制舆论的权力，以权威的身份说话并要求人承认其真理性。
走出我们的“文化监狱”
你认为我低俗，我觉得你装十三，所以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为什么要相互鄙视呢？
在这场精英与大众的对话里，重要的不是哪个好哪个坏，而是为什么好，为什么坏。
如果不是凭借一个标准去评价，那么这背后必然存在话语权的不对等，反正谁权力大、谁占的资源多，谁说了算。
话语权的不对等自然带来双重标准，以及民主科学、互相尊重等则成为乌托邦幻想。
此外，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曾把文化比作监狱，在这个监狱里，许多无形的力量在束缚和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些无形的力量就好比无形的高墙，使不同监狱的人缺乏开放民主的交流，久而久之产生文化隔阂。
当然除了这种文化内在性的束缚，还有外界人际交流、市场流行趋势等的影响。
这些因素从内到外使我们拘泥于狭小之地自娱自乐，阻碍着我们发现更广阔的天地，更别说学会理解和尊重对方。
电影的最后，遵循法式温情电影的戏法，Philippe和Driss最后成为互相欣赏和理解的朋友。
Philippe开始听流行音乐，学会了抽烟解愁，Driss也尝试以礼貌温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现实中，要去改变一个人很难，改变意味着彻底否定自己，而否定自己牢固的习惯并不容易。
但也会很简单，你不需要以个人标准去评价好坏、去责令改变，长久以往的相处就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然，人类文化纷繁多彩，值得我们走出自己的文化监狱，敞开心扉去欣赏。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如果人人都愿意攀过高墙坦诚相见，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会不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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