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信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进入新的阶段。向第三世界转移的可以不仅是工厂，还可以是客服、售后、甚至做ppt等非核心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在美国，他们雇的是辍学者，而我们雇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印度德里大型外包服务公司CEO拉曼这样总结。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包公司能够以低廉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成为了数百亿的生意，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青年的财富来源和新生活的开始。
本文摘自《资本之都》，作者拉纳·达斯古普塔是一位英国的印度裔作家。书中记录了他在世纪之交回到印度德里的所见所感，在这个百万富翁与贫民窟共存的城市，机会与腐败交织呈现出的面貌。
印度：人力转移的新目标
尼赫鲁关于印度独立讲话的开头是21世纪演讲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但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印度的午夜时分，“世界”并非在沉睡。印度的午夜是伦敦的下午茶时间，是洛杉矶早上的咖啡时间，而且1991年之后将有数百亿美元的生意建立在这个最基本的地理事实之上。
如果说有一种商业项目成了印度全球化的新标志，那就是“业务流程外包”（BPO）。其背后的想法是：基于现代通信，一个公司的不同职能不需要全都在一个地方执行。这些职能现在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运作顺利，丝毫不受影响。这样公司就能把非核心业务转移到薪酬较低的地方，节省大量成本。尽管这种职能的重新分配已经在别的国家开始出现，但却是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业家们首先把这种理论变成了改变世界的现实。拉曼·罗伊就是其中之一。
印度市场自由化时期，拉曼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自英殖民时期以来一直留在印度的外国企业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环境下，拉曼协助说服了他的美国上司们，加强公司在亚太地区的会计工作，因为这里的成本更低，而且有很多受过教育且能说英语的人。
也许现在很难回忆起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当时是多不可能。印度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既遥远又原始，而且退一步说，把一个美国金融巨头的一大块业务搬到那里也不合传统。但就像很多古怪的点子一样，这个想法让那些对此有所担心的人们用一种不同的方法看世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运通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后勤”业务转移到了德里——于是拉曼意识到，这里面有一种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挖掘的价值。
印孚瑟斯的印度员工们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企业集中进行这项小小的实验。由于印度持续快速地解除各种对商业和资本的限制，大量投资掀起了一股创业浪潮，有一类公司异常迅速地崛起，它们就是新兴的IT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创立于印度南部，其中最耀眼的就是总部位于班加罗尔（Bangalore）的印孚瑟斯（Infosys）。
这家公司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一年后估值达到了3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能以美国同行一半的价格向跨国企业交付软件系统，不——他们的所在地印度不仅能让他们压缩成本，同样重要的是，还能压缩时间。印度籍的顾问和美国客户一起在美国白天的工作时间里工作，然后把简报发给印度，印度的软件团队在自己的白天（美国的晚上）工作，这样美国客户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可以看到结果。于是，一个工作日就变成了两个。到了拉曼·罗伊想到把美国企业的职能分割并放到不同地方的时候，他知道印度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在用差不多的方法试图改变世界。
在一个过去由国家控制的封闭经济体里，这种想法的出现并非偶然。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充满改革热情，非常乐于抹去他们童年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国界。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后来发现自己生活中的很多事务是由地球另一端在处理时，他们觉得很焦躁。这些印度企业家非常聪明，善于打破成规，相信科技和企业，希望用这些力量颠覆几乎所有1991年前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是印度人，看待美国商业世界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种奇怪的外国观点——“他们怎么会从来没想到要这么干？”他们喃喃自语，然后就着手去创造改变了。
也许，他们的灵感来自自己的家乡，那里做贸易的家庭数世纪以来都把家庭成员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打拼自己的商业天地。当你和这些家庭的成员谈话时，即使那个人在个人习惯方面非常狭隘（比如为自己的孩子安排种姓内的婚姻），你也会常常发现他们对地点和距离出人意料地不在乎。实际上，正是家庭结构的管制性使他们不受地点约束，并与其保持一种灵活且不掺杂感情的关系。只有成本和收入才是他们关心的事实，如果后者超过前者，那就是一笔好买卖，无论地理上看有多奇怪。
这种印度式全球主义释放的时刻使它正好可以和全球经济的另一次重大转型相融合，这并不完全是巧合。过去十年，美国企业一直在把需要人工的工作转移到海外，既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的做法，也作为对美国工人的政治攻击。美国本土的工人比那些远在印度的工人享受着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利，而后者正越来越多地取代他们。当时，这种分散在全球的低损耗企业形式对美国以及很多欧洲公司的董事会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随着新通讯科技开始缩短不同地点间的信息距离，他们很自然会问，是否有其他不需要人工操作的职能可以转移到海外，以在财务和政治方面获得类似的利益呢？由于这些职能很多都需要大量能说英语的人，印度——鉴于其大大低于其他地方的成本基础，成了显而易见的选择。用印度人而不是美国人——软件开发公司展示了这个想法的巨大潜力，条件已经为美国企业创造好，他们开始剥离自己内部运营的各种部分，向印度转移。
一半成本，两倍质量
外包业务在印度兴起的另一个要素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高科技不动产区。这个区域就在首都德里的外围，所有从美国剥离的职能都可以在这里落地。这便是古尔冈新区。20世纪80年代早期，房地产开发商DLF就开始在德里的西南边缓慢而持续地购入农田。外国公司进入印度的限制取消后，这片地区释放出了惊人的价值。古尔冈为在印度的主要全球企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这里位于和德里相邻的哈里亚纳邦（Haryana），离首都国际机场很近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远远优于德里的另一个邻邦北方邦（Uttar Pradesh），那里以犯罪活动高发闻名。到了90年代末，各种企业陆陆续续进驻，很多都是从拥挤的商业之都孟买搬来的。
德里的古尔冈新区
引领这场向哈利亚纳邦灌木丛搬迁的惊人大潮的是通用电气（GE）。这家世界第七的企业宣布它将在古尔冈设立一个新的运营公司，名字叫作通用电气金融国际服务集团（GE Capital International Services，简称GECIS）。这个新的实体将为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通用旗下的金融公司，后简称GE金融）运营全球的后勤业务。1996年，拉曼·罗伊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在GECIS进一步发展他在美国运通的实验。他去了德里的欧贝罗伊酒店（Oberoi Hotel）和GE金融CEO加里·温特（Gary Wendt）讨论这项业务的前景。
在一个企业能量熠熠发光的时代，温特是一个推动者，他深知全球放松管制带来的全新机遇。在他任期之初，GE金融在美国以外没有运营机构，而到他来德里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进入了四十五个国家。在他的带领下，金融服务成为通用电气集团最大且最赚钱的部分，超过了这家以制造业起家的公司的其他所有部门。温特的成就部分归功于在运营方面的天才，他了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该如何彻底重组成本和营收。
“那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拉曼说，“他太快就意识到了我们在美国运通做的事的潜力。他问我，‘你觉得如果这事儿没成，我们会损失多少？’我在原来已经谈过的数字上加了300万，说‘1000万’。‘好的，’他说，‘这就是点小钱。我会把钱打到一个账户给你，没人会过问你怎么用这笔钱。你就弄一个和你给美国运通做的差不多的东西。’如果不是他，一切永远不会发生。我永远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来买卫星天线和其他的东西。”
拉曼进入GECIS的时候，他已经在外包业务的最前线干了十年，对外包的未来发展比他的美国上司们有着更具体的概念。1998年，他在古尔冈办公室进行了一个临时实验。那是印度的第一家国际电话中心，在那个办公室里，员工们负责接听信用卡客户从美国打来的电话。通用电气驻印度的董事会成员已经明确表示禁止他的这个实验，所以他瞒着他们进行，并邀请加里·温特过来看看。
“我把那地方弄得像那种老式理发店。我在员工之间装上帘子，把他们隔开。如果有同事看到这些，我肯定就被炒了。屏幕上会有敏感信息，而且整件事非常不牢靠。我没有预算，开始的时候只有二十个人。
“加里·温特来了，他看了看这个理发店，惊呆了。我看到他一边下楼一边摇头。他说：‘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开始了怎样的一场革命。’他走后就开始在通用电气大力推广这一实验。我们的单位成本比当时原有成本的一半还低，而且质量更高。在美国，他们雇的是辍学者，而我们雇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很快我们就不只服务于GE金融，而是为整个通用电气集团服务。
“做到那种程度需要大量的游说工作。国际电信业务仍然由政府垄断，他们的疑心很重。我第一次去给那个理发店申请国际宽带的时候，他们觉得我肯定是在搞间谍活动，因为之前从来没人申请过那样的高速带宽。而且，尽管可以租用一条私人国际线路，但把它和任何公共网络连接起来都是违法的，因为绕开了政府的垄断，罚款是大概每天15万美元。我们花了八个月拿到了罚款豁免，而且那个许可只能用于试点。他们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得不从网上找了‘话务中心’的定义，打印出来给政府官员看，然后他们才理解了我们要做的事。”
这里是未来开始的地方
拉曼是那些满足于看着自己安安静静的成就变成全球革命的人之一。他说：“开始时，我们的雄心是最终实现大概一千人的话务中心。但公司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这个设想，变成了几十万人，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很快，这里的职位热门到每次公司开招聘会都被迫要通知警方的程度。人们带着全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会在办公室门外坐好几天，公司只好给他们发放食物和水。
GECIS为通用电气的下属公司提供一系列范围很广的服务。顾客服务电话只是被转到印度的很小一部分企业职能。这部分业务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复杂、更专业化。系统和培训都发展到了一个高效的水平，并且印度雇员并不只是做简单重复的工作，很多人去了美国述职，然后成了受这家跨国公司重视的员工。
过了一阵，拉曼开始觉得正在错过一个更大的机会。“在企业里待着很不错，能开豪车、去俱乐部，还有各种各样别的好处，但我看到了能做一番大事业的机遇。我告诉通用电气，真正的机会是为其他公司提供外包服务，但他们希望独享这项业务。所以我在2000年成立了Spectramind（印度最大的后勤服务外包公司），为所有大企业提供这类外包服务，其中包括微软、戴尔、惠普、思科、美国在线、美国运通和花旗银行。几年后，通用电气也跟着学样，他们卖掉了GECIS，它于是变成了一家叫简柏特（Genpact）的独立公司，对外提供外包服务。”
印度“打工人”
简柏特的总部仍然在古尔冈，现在它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和客户中一些财富一千强的公司相当。它收购了其他一些外包公司，这些公司远在危地马拉、中国、波兰、南非和菲律宾，并在全世界雇佣了超过五万人，以差不多三十种语言提供外包服务。简柏特在外包方面的能力太强了，甚至开始在美国进行大型并购。公司的专长使其在运营非核心企业职能时，比大部分企业自己做的效率和质量都更高。它还接手了实体业务，比如沃尔格林（Walgreens）的会计部门，把其作为美国的外包职能运营。
Spectramind被印度计算机巨头威普罗公司（Wipro）收购后，拉曼依旧不安分于大公司文化，他离开公司创立了Quatrro公司。随着印度的工资上涨，同时一些更基础的外包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国家，Quatrro公司在价值链上的探索愈行愈远。公司雇佣了数千人，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记者，用自己的专长为全世界的公司服务。Quatrro公司的目标是另一个不同的市场。“那时候没人为美国的中小企业服务，”拉曼说，“这些企业需要各种服务，但他们不想自己做，原因各种各样——从风险管理到报税。这样的公司非常多，他们付的费用很少，平均我的每个客户每月只付5000美元。但是我有一万个客户。”
拉曼估计已经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但这似乎不是他最在意的事。令他激动的是“改变”。他从自己的财产里拿出钱来投资更年轻的创业者，因为他觉得企业家精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救赎力量。
“外包行业是催化剂。现在在印度，这个行业大概赚了150亿美元，雇佣了八十万人，间接创造了四百万个就业岗位。人们开始写关于这些人的小说，拍摄有关电影，这都不是偶然。因为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新印度的开路先锋。他们工作努力，精通技术，而且他们身处全球环境，是巨大变革的一部分。
“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作机会都太少了，所以很多人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学一个文科硕士就为了面子，掩盖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事实。所以GECIS成立的时候，我们发现德里有一个很大的受过教育的群体在等着我们去吸收。但我们很快就招完了德里本地的人，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招人。那时候，古尔冈超过一半的公寓里都住着从别的小镇搬来的人，他们都在我们行业做事。”
“这些人想过不一样的生活。那时候，年轻人受电视节目影响，有了新的抱负，我们正是得益于此：忽然之间，年轻人开始想要工作，有自己的钱。在外包行业，大家能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实现财务独立，这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女性。对于年轻的单身人群来说，这里是印度第一个有热闹夜生活的地方。这里的夜生活很棒，和德里的很不一样，那里都是由官员和富人家庭主导的。但如果去古尔冈的派对，你会遇到更多聪明和谦逊的人。这里是未来开始的地方。”
本文节选自
《资本之都》
作者: [英] 拉纳·达斯古普塔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原作名: Capital:A Portrait of Delhi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译者: 林盼秋
出版年: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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