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由于一张幻灯片“弃医从文”的故事被大众所熟知，也影响了五四以后的诸多作家。在他的散文与小说之中，闹哄哄观看“砍头”这一极刑的大众是冷漠与愚昧的代名词。鲁迅希望通过对身体与心灵的对照描写，达成改变中国人精神的宏愿。
学者王德威对此产生了质疑。他认为鲁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批判观看的大众，实则维护了以极刑规训群众的政治思维，是“惫懒又犬儒”的。对比来看，沈从文对于“砍头”的描写，则抽离了“身体与精神、社会与礼教、国家与国魂”之间的象征链条，以“温柔”与“抒情”的描写，给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觅得了另一条出路。
本文摘自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作者以“砍头”切入，对比了鲁迅与沈从文的写作方法，以新的角度理解中国现代文学。
1906年，日本仙台医学专校的中国留学生鲁迅在课余幻灯欣赏时，看到一个画面：一群中国人正兴致勃勃地围观一桩砍头盛事。被砍的也是中国同胞，行刑者则为日本人，行刑地点却在中国东北。犯人的罪名是:日俄战争期间替俄国人作军事侦探。这张幻灯画面深深震撼了鲁迅。如其日后所言，学期未毕，他即遄返东京，随之竟弃医学而就文学。砍头一景，俨然成为刺激鲁迅生命志业的源头，亦从而掀开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页。
鲁迅对头与砍头的执念，再在可见诸文章。无独有偶的，五四作家中另有高手，也曾把无“头”故事写得头头是道。这不是别人，竟是沈从文。提起沈从文，我们立即联想到他温柔敦厚的品格、抒情婉约的文字、乡土田园的故事。谁曾想到他和血丝呼拉的头颅会有所轇轕？但沈从文不但写，而且写了不少有关砍头的文字。他少年从军，曾亲见多起千人受屠的大场面；看幻灯作文的鲁迅与他相比，反倒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沈从文有关砍头的小说或散文里，不见郁愤激越，却有反常的平静从容。难道他真如过去极左派所言，黄连树下弹琴、死人堆上跳舞，苦中作乐到极点了么？就算“反动保守”，沈亦实可不必冒这样题材的大不韪。他的砍头文字因此值得细思。我以为它们一方面凸显了沈少年经验的传奇面，一方面也透露了他温暖闲适的抒情哲学后，前卫叛逆的冲动。
而与鲁迅作品合观，我们更可见两者为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美学及道德尺度，所形成的一场主要对话。
青年鲁迅
01
在1906年的那张幻灯里，鲁迅看到清末中国人最卑怯投机又麻木不仁的劣根性。 何以日俄两军在中国的领土厮杀而中国人仍甘为其所役，打探侦察？ 何以自己同胞受戮，而中国人仍张口垂涎，津津有味地欣赏砍头大观？ 鲁迅的忧愤，莫可言喻。 16年后，在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他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
这段文字，剀切动人，可以视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基调。医学只能救治中国人病弱的皮囊，惟有文艺才能改造他们的心志，使他们免于没“头”没“脑”、行尸走肉地生活。躯体的腐朽断裂，犹可担待，重寻心灵的头绪，才是首要之务。更进一步说，中国人引颈待戮之灾，何尝不肇始于他们精神上的身首异处？
鲁迅对头与身体、身体与心灵的对照描写，果然卓显他的文学才具。而他自述1906年亲睹幻灯，愤而弃医就文的经过，实已极具戏剧张力。较之说部创作，亦不遑多让。学者如李欧梵等业已指出，由于缺乏实证，这场幻灯经验有可能出于杜撰，本身就是一件文学虚构！到底鲁迅是否看过那张改变他一生的幻灯片，恐怕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无头公案。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幻灯的有无，是鲁迅“无中生有”，以幻代真的能力，他从文字幻象凝聚毕生执念的才华。不仅此也，鲁迅看砍头幻灯的自述，原就是他回顾创作之路，为自己、也为读者“追加”的一个起点，“后设”的一个开头。我们因而要问，此“头”果系彼“头”乎？何以一开头即是断头？
图片来源：《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照片为三船敏郎之父所摄》，【日】铃木正夫著，赵陕君译，发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刊》2020年第1期
砍头或头的意象，在鲁迅小说和散文中均有发挥。著名的《药》写的就是革命志士刀下断头的血，如何竟沦为民间偏方的故事。烈士的血到头来既不能治心，也不能治身。我们也都记得《阿Q正传》中，犯人被绑赴刑场，砍首示众的场面，如何成为阿Q心中的绝妙好戏；而阿Q最后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事，如何成为围观群众的一大遗憾。还有《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眉间尺为报杀父之仇，不惜自刎其颈，以求知交黑衣人能藉机谋刺秦王。故事的高潮中，眉间尺、黑衣人及秦王的三颗头颅俱落秦廷镬中，啮咬追逐，为鲁迅作品中最奇诡的景象之一。1928年的杂文中，鲁迅更讥地评着万人争看杀头的新闻：“‘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闻之宁不堪惊！更不提像《墓碣文》等那样夸张人头尸身的场面了。
砍头为鲁迅带来的文学想像，可从刑罚与道德角度解释。作为过去极刑的一种，砍头在执行技术上饶有社会意义。 如《阿Q正传》所述，被定谳斩首的犯人在受刑前必得游街示众，必得在大庭广众下，咔嚓人头落地。群众的围观原是其设计的一部分。藉此，执行砍头的当局不仅可收杀一警百之效，也向公众证明其生杀予夺性命的无上权力。
这类诉请群众的“大观”式刑罚技术中外皆然。近年法人福柯（Foucault）对此曾加以理论化。他提醒我们，“大观”式刑罚有其隐忧。暴力的展示，可能刺激群众对权力当局形成一挑衅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斩首示“众”也可能导致一残酷的娱乐场合，在其中群众既怕且爱地观看身首分家的奇景——正如《阿Q正传》所述。但群众的笑声叫声未尝不使杀头的威吓警惕意义大打折扣，从而摇动了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
福柯《规训与惩罚》
由是观之，鲁迅赋予头的诠释，便得从长计议。我们还记得、1906年的那场头是在幻灯上看到的。鲁迅的叙事位置是“观看”中国人“观看”杀头的好戏。这样的游离位置引发了道德的歧义性。当他斥责中国人忽略了砍头大刑真正、严肃的意义时，他其实采取了居高临下的视角。他比群众看得清楚，他把砍头“真当回事儿”。但试问，这不原就是统治者设计砍头的初衷么？鲁迅当然反对砍头及执行砍头的那个暴虐政权，但他似乎并不排斥使砍头成为可能的那套道德与政治思维模式。君不闻“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死多少都是不足为惜的么？鲁迅于此反成指点批判看客的高级看客。另一方面，他以笑谑的口吻写着砍头盛事，讽刺之余，不无自我颠覆的作用。群众的热情捧场，已暗示了传统刑罚意义的质变。当砍头渐失威吓效用时，嗜血的群众开始蠢蠢欲动。阿Q终被“抢毙”，因而代表另一轮刑罚与镇压技术的开始。只是它真能达到目的吗？鲁迅的怀疑态度，既惫懒又犬儒，并不亚于他笔下的群众。他是“与人民永远在一起”的。
鲁迅“有”头“没”头的文字，因此投射了他感时忧国的块垒，以及自身立场的游移。但我以为在上述道德的层次外，头及砍头更能导出一种认识论上的吊诡，不容忽视。回溯鲁迅自述的创作缘起，我们可说他在砍头一景中，不仅看到中国人的无知与无耻，也更感到个体生命符号系统的崩裂，而此一崩裂足使社会文化意义停止运作。身首异处使人不再是人：但更可怖的是躯体的肢解断失，只是整个“中国”象征锁链散落的一小部分。中国领土四分五裂，中国的政治群龙无“首”，中国的语言“古为今用”、难达新义。连传统那圆融有机的礼教机构，也证明只是一席人吃人的盛宴，一场神魔不分的梦魇。陷身在这样个人及历史意识的断层中，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自是既深且远，撼人心肺。
然而鲁迅在求取艺术表达形式时，实陷入另一难题。他对砍头与断头意象所显示的焦虑，无非更凸出其对整合的生命道统及其符号体系之憧憬。但是这一憧憬在鲁迅创作意念里，只能否定的形式表露。换句话说，鲁迅越是渴求一统的、贯穿的意义体现、便越趋于夸张笔下人间的缺憾与断裂；他越向往完整真实的叙述，便越感到意符与意旨语言与世界的罅隙。砍头一景因而直指鲁迅对生命本体意义失落的恐惧，以及一种难归始原的乡愁式渴望。
由是延伸，我们更要说断裂的主题不只显现于头与身体的分家，也显现于像《狂人日记》中，叙事语言的文白分歧及主角性格的分裂，《祝福》中样林嫂对身后二鬼分尸的恐惧，乃至《在酒楼上》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愧疚上。鲁迅的杂文，正是以文类上芜杂散漫、“见首不见尾”的风格，分立于传统种种“大叙述”之外。鲁迅以惊见砍头所象征的意义崩裂起家，竟至自身迎向崩裂的主题、人物与风格，以作为对此一现象的批判。这不能不看作是一为求“全”却自我割裂、否定的极致演出。
隐藏在这迹近以毒攻毒的写作姿态下。至少有两层吊诡。
第一，如果理想社会文化境界只能藉否定或崩裂形式作负面衬托，鲁迅的美学观势必沦入不断自我矛盾的轮回。他越暴露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丑陋，越显出现实与他原始理想的差距，越暗示弥补此一差距的艰辛无望。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写呢？“写作”成为荒谬的活动。陷身此一轮回中，鲁迅犹抱一暧昧的耽溺心态。诚如夏济安先生当年以《黑暗的闸门》一文，描述鲁迅及其角色的悲剧命运所指：当英雄如鲁迅者投身于黑暗的战斗中，他自膺的宿命负担竟可成为一种蛊惑，一种夸耀。
第二，肢体及社会结构断裂带来了非理性状态，亦释放出始料未及的欲望。批评家早指出，鲁迅对死亡和人之心灵的幽暗面，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迷恋。《狂人日记》里他对礼教“吃人”意象的描摹，何其鬼趣多端；又如《药 》 中他写古中国对人头人血的迷信、竟自流露一己的好奇。 而最令人难忘的是，《阿Q正传》里万人争睹阿Q正法的场面充斥着一片嘉年华盛会的欢乐气息，与《铸剑》里的三“头”大战，遥相呼应。 至于出现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那个蛇身人首的女怪，或是散文诗《墓碣文》里，那具“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能口发人言的死尸，更展现鲁迅因由着身体的裂变，所生的深广想像。 这些吊诡层面构成鲁迅作品最引人胜的动力。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02
沈从文14岁从军，曾经转戍湘川黔边界。 军事的杀伐牺牲，对他原不足奇。 尤其地方汉苗等族杂处，传统上民风已极强悍，一逢乱世，枉死刀枪下的冤魂，更不知凡几。 沈的作品中关于死亡，尤其是横死的题材不在少数，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仍属他对大规模头的描写。
小说如《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散文传记如《从文自传》、《湘西》等均曾涉及砍头的情景。 陶醉于《边城》、《长河》式作品的沈迷们，可能不免讶于这类血腥场面的出现。 但沈写来处变不惊的风格，才更让人心有疑窦：怎么到了人头落地的节骨眼，他还能“温柔”、“抒情”得起来？ 但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沈从文将传统抒情文类的范畴，推至危险的极致，并藉此一展他前卫叛逆的企图。 同时，他处理砍头的态度，也为鲁迅所示范的那套写实法则，提供一不同的出路。
我们且先以中篇《我的教育》为例。该作描述沈早期行伍经验，自传意味浓厚，而看杀头则是其中的一大项消遣。全文23个小节里，细写或提及杀头的部分竟占了12节。年轻的小兵沈从文看到军队砍土匪的头，也砍逃兵的头；砍罪犯的头，也砍无辜百姓的头。军队的生活太“单调”了，“要刺激，除了杀头，没有可以使这些很强壮的群人兴奋的事了”。看完了砍头，有人爬上挂人头的塔尖，“拨那死人的眼睛”，有人以抛头为乐。沈从文不甘人后，也好奇地“踢了这人头一脚，自己的脚尖也踢疼了。”晚上大伙议论刽子手的刀法，并用同把杀头的刀杀狗烹肉，沈也乐在其中。日子久了，一切习以为常，沈反在寂寞里，有了新感受。一天早上他一个人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到杀人桥上观看。一掬烧剩的纸钱，“似乎是平常所见路旁的蓝色野花，作灰蓝颜色，很凄凉地与已凝结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一切宁静如常，沈无言而退。
以沈从文多次参与砍头大观的经验来看，他一定也是鲁迅痛骂的无知“看客”之一，为人吃人的社会，加油助威。可不是，沈老年轻时，看之不足，还用脚踢咧。但要紧的是，他在文中不仅是无知麻木的看客，“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兵，“也是”灵犀渐通的年轻艺术家。他同时用不同的观点看砍头、看世界，也要求读者作如是“观”。由此产生的包容的、多角并行的生命视野，在同辈作家中，实不多见。
在《黔小景》中，或在《从文自传》《槐化镇》一章中，他写尚未成年的小孩，“用稻草扎成小兜，装着四个或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哭啼地在山道上走着。懂得的人立刻可知那是小孩父兄的头。如何死的却是“谁也不明白，也不必须过问的”。在自传《一个大王》中，他笔锋一转，写一个狐媚的女匪被捕后，仍能颠倒众生，俟机脱走。她最后与一弁目一夜风流，事后终难逃被的命运。或是在《新与旧》中，他写一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刽子手，在刑罚技术演进到枪毙时，竟面临了生命价值的危机。描写被砍头或看砍头者的反应，鲁迅已有先例。但从黑色幽默兼同情的角度替刽子手唏嘘，沈从文此作可算独沽一味。当然，沈在追述当年苗乱及辛亥革命时所无谓牺牲的脑袋成千上百，其惨烈令人掩卷后，犹自耸慄不已。
沈从文
试想鲁迅如果要写作这些题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沈从文笔下我们只得一清如水的文字白描。既少孤愤，尤乏讥诮。但沈对人性的愚蠢、家国的动乱，岂真无动于衷？《我的教育》或《从文自传》的叙述者，以蓦然回首的姿态，回顾军旅生涯的血腥点滴。因年纪与见识成长而生之反讽意图，早藏于字里行间。当小兵沈从文凝视溪流边斩首尸身的血迹，一夜就能濯洗尽净；当他眼见无辜的农民，被迫以掷筊的儿戏方式赌输性命，哀哀向待释的难友交代后事，他形诸于外的反应是莫可奈何。但作家沈从文想到死者已矣，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家人似平很快就忘了一切，“大家就是这个样子活下来”；“规矩以外记下一些别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谁也无这义务”时，寥寥数语，却有多少对人世劫噩的大悲悯、大惊恸积蕴其中！
这样的诠释方法，虽点出沈从文极敬谨沉潜的人道关怀，却仍不能说明他砍头故事真正的力道所在，以及他与鲁迅分庭抗礼的最大本钱。欲论其详，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前文已试申明，鲁对砍头意象有着不能自已的焦虑与恐惧。这不只因为万头攒动、争看人头落地的奇观，道尽了中国人的麻木冷酷，也更因为那场景所暗示的荒谬气息，带出了一切礼仪及生命的崩颓与断裂。鲁迅的焦虑与恐惧，因有其形而上的层次。而在寻求文学语言的表达时，个人肢体砍断失落的震颤痛苦，还有阵阵围观者的叫声笑声、成为他一切想像的具体依归。请注意这里身体与精神、社会与礼教、国家与国魂之间虚实交接的连锁关系。就像语言与事物，意符与意指互为指涉的关系一样，身体、社会与国家是某种内烁资源的外在体现，构成一情境交融的象征体系。作为其基础的个人身体/精神有变，自然反映更高阶序之象征关系的倾圮。
03
沈从文与鲁迅最大的不同处，即在于他并不预设这样的象征锁链。 在他的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辗转照映，惟缺鲁迅所构思的那种牵一发动全身的逻辑秩序。 相对于“象征”，我们毋宁说他的叙事法则，更倾向于当代批评常说的“寓意”（allegorical）表达。 象征藉具体经验、符号“再现”灵光一闪般的内烁意义，迹近神秘的宗教启悟； 寓意表达则偏重具体经验、符号间的类比衍生，而将内烁意义作无限延搁，因此遥拟修辞托喻的“游戏”法则。 所请情随意转，意伴“言”生。 语言本身也正是“物”界中，最灵犀流转的一部分。 终其创作路程，沈从文一再强调语言与形式的重要，绝非偶然。 语言、形式、身体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并不永远附属于超越的意义、内容、精神之下，而自能蓬勃扩散，不滞不黏。 沈从文常喜说的文学的“神性”，应在这“寓意”而非“象征”的范畴下。 才愈见玄机。
依循这一观点，我们可再思何以沈从文对天地最无情事物，仍能作最有情的观看。“亲民爱物”式的人道主义辞令，不足以解释沈写那些最残酷血腥人事的动机。从他对语言修辞上的强烈寓意特征，我们或能揣摩他出入生命悲欢仁暴之间，仍能不囿于“一”的原委。砍头当然是极其可怖的暴行。但不像鲁迅对头所赋予的唯一象征内涵，沈从文自其中还看到许多“意料以外”的意义，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既然他无意自头的断裂中，引申一环环相扣的象征危机，他的反应在悲悯之余，竟多了一层宽容。既然他不汲汲预设一道统知识的始原中心，他的视界因可及于最该诅咒詈恨的人或事。在寓意的想像中，等列并行的类比取代了灵光“再现”的象征阶序；而罅隙或圆融、断裂或衔接都还原为修辞的符号，为散乱的世界，暂时作一注脚。尤其耐人细思的是，尽管鲁迅自身体的新伤，发展其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体系，但身体毕竟不如心灵重要——恰如他认为语言文学只能作为达“义”救“心”的工具一样。沈反其道面行，在身体形而下的运作或停止运作里，他重新发掘生命不可测的律动潜能。在文学叙述的起承转合形式中，他见证意义涣散、重组、衍生的无尽过程。这一对身体、语言、形式的执著，其实说明了沈从文对五四人道主义最特殊的诠释。
湘西
于是由小说《黄昏》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扬子江中游的一个衰敝的小镇里，正值晚饭时分。炊烟处处，彩霞满天。午后的一场大雨停后，处处稍见新意。孩子们正在臭水塘边围捕鳝鱼，小鸭则悠游水中觅食。而这也是每日例行的砍头时分。看狱的老门丁刚从白日梦里惊醒，他原在计算“属于一生的一笔账项”。年轻时的荒唐，百年后的准备，一一流过眼前。行刑兵的步伐已近。被点到名的囚犯，或惊惶、或悲泣、或抵抗。一阵骚动后，一个被拉走的乡下人还老实地拜托狱吏:“砻上人来时，请你告诉他们，我去了，只请他们帮我还村中漆匠五百钱，我应当还他这笔钱……刑场上只剩下“留在家中也没晚饭”的孩子们高兴地围观。天上一角全红了，“一切是那么美丽而肃穆”。典狱官急着办事，偏偏一个小兵点灯不慎，打翻了一地灯油。典狱官惦记着“自己房中的红烧肉，担心公丁已偷吃去一半”。这时，“天上红的地方全变为紫色，地面一切角隅皆渐渐的模糊起来，于是居然夜了。”
我们如果只看到《黄昏》中对社会的反讽批判，或是“天地不仁”的慨叹，未免糟蹋了这篇小说。砍头，而且是冤枉的砍头，是沈从文的主题。托生乱世，人命果不如蝼蚁！但他抒情的笔触静静地将与砍头同时的各种感官意象联结起来:变幻莫测的夕照，晚饭的炊烟菜香，小孩的嬉戏目光，老门丁的春情旧梦，犯人的最后交代，添油兵丁的笨拙举动，还有典狱官的红烧肉，似乎一起来到眼前。这些杂然分属的事物好像各不相干，担又似乎有所关联。分则木然兀立，合则生机乍现。离合存没之间，它们没有象征闪烁的逻辑，惟见文字左右联属的寓意。
鲁迅断头一瞥所引出那决绝的、崩裂的危机感渐弛渐远，取而代之者竟是一连绵柔韧的生活及生命憧憬。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一个政教秩序四分五裂的时代，沈的断头故事别具道德意图。他对生命本能的惊奇，不因荒诞无道的世路而稍挫。他对文字“之间”接驳意义的可能（而非必然）未曾失去一再尝试的兴趣。这种对身体、文字、具象符号增殖互补的信心，其实充满了嘉年华式的反叛冲动，与鲁迅追逐终极形上道统的姿态，遇相对立。同时，沈从文也对抒情文类的题材及道德尺度，作了历史性的突破。
鲁迅与沈从文的砍头故事，因此提供我们绝佳的机会，回顾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不同路线。鲁迅从断头的场景，看出了中国的社会民心，以及“中国”的道统象征，不可收拾的摧颓瓦解。沈从文面对这样的现状，却试图从文字寓言的层次，提供疗伤弥缝的可能。但两者成就，皆远过于此。鲁迅在身体断裂、意义流失的黑暗夹缝间，竟然发展出一不由自主的迷恋，一种与理性背道驰的恣肆快感。奇诡曲折，令人三叹。沈从文则决非童騃的乐观主义者。正如著名的《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尾所述：“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沈从文书写砍头的故事，或许是求藉着叙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说也罢的生命创痛；但更重要的，因由叙述绵延不尽的寓意格式，他将碎裂的、分割的众生百相，组合起来。
在意识形态狂飙的二三十年代，我们失落的终极信仰和生命寄托“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边城结语）但对沈而言，处在或长或短的等待状态里，哪怕是虚构的希望也还得有。生活还得过，命还得活，“故事”也还没有到头。 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的 义愤。 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 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头的故事找寻接头。 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股脑儿砍将下来。 他的文采想像，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个源头，而他对文学文字寓意的无悔追逐，不由得我们不点头。
本文节选自
《想象中国的方法》
副标题：历史·小说·叙事
作者: 王德威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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