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走廊简史：从古埃及圣殿到《闪灵》》，作者：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译者：韩阳，出版：东方出版社
走廊的文化史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我都会从战后那栋饱经风霜的双层公寓出发，穿过大厦里60米长的混凝土走廊，走到楼梯的位置。接着，我会搭乘伦敦地铁，从法灵顿站到国王十字站。这段地铁1863年就已经通车，在整个地铁网络中的历史最为悠久。2010年，环线（现在已经不是环线了）升级为连廊车厢，所以，客流较少时，你能从曲折行进的地铁一头看到另一头。我从尤思顿路的出口离开国王十字站：自总站欧洲之星站建成以来，较低的楼层已经被改造成购物广场。我的办公室位于破败的布鲁姆斯伯里市的戈登广场，在一排乔治王朝风格的宅邸中间。这些宅邸最开始属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姐姐瓦内萨·贝尔，后来易主梅纳德•凯恩斯。这些由伦敦大学租用的宅邸曾遍布错综复杂的楼梯和通道。有时，从一栋去往另一栋，你首先得下楼梯到地下室，或上楼梯到顶层阁楼，绕过承重墙才行。现在，经过整修，建筑物侧面新建了几条横向走廊，尽管曲折迂回，但至少能让人摸清头脑，也能标记每座独立宅邸的边界。不过，迷路的人依然不在少数，他们徘徊在走廊中，困惑于难以捉摸的房间编号系统。
我每天上班经过的地方主要是走廊，是典型的现代空间。短暂的旅程能让人领略复杂的历史——起点是现代主义集体住房，是共用走廊和公共生活的暗淡梦想；接着，我踏入维多利亚时代的运输车厢，那是于19世纪90年代大张旗鼓首次引入的通廊列车；之后，我走进19世纪10年代作为全新商业空间出现的购物商场，最后到达二十世纪处于理想主义、扩张主义阶段的大学——这里的走廊变成了孕育和传播知识之地，是各学科汇聚交流的场所。
黄金巷居民区的通道，伦敦，建于1957—1962年。
然而，说实话，这些空间仅仅是通道而已，是联通其他地方的通路。从家到办公室的路上，走廊的部分是最不用担心的，下意识地往前走就可以，几分钟和几小时累积起来，逐渐变成习惯。毫无生气的时间和波澜不起的空间。
建筑历史大抵可以印证。“走廊”于十八世纪初出现在英语语言中，然而，直到1978年，罗宾·埃文斯（Robin Evans）才提到“走廊的历史……尚未书就”。在详尽无遗的《风土建筑百科全书》中，保罗·奥利维尔（Paul Olivier）在一个小短篇提到“在风土建筑图书中，‘走廊’是出现频率最低的词汇之一，反映出人们对走廊及其通路功能的忽视”。法国实验派作家乔治·佩雷克决定描写我们不甚关注甚至不曾记得的现代日常空间时，开篇第一例就是“城镇……或巴黎地铁中的走廊以及公园”。此外，走廊在其《空间物种》的前言中反复出现，但可能是因为出现频率太高，佩雷克后来在这本书中未有关于走廊的只字片语，仿佛这位挖掘被遗忘、被忽视内容的专家也对走廊视而不见。
人们为什么会无视走廊？现在，大部分办公室的工作都是在开放式的办公室中完成。这种办公室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是体现战后现代、高效的典型空间。目前，很多办公人员的工作环境，与维多利亚时代颇受欢迎的家装环境一样：内墙已经拆除，室内空间宽敞明亮。自20世纪80年代，对旧城区工业空间进行重组的浪潮过去之后，中产阶级接触到的生活杂志就一直在宣传没有内墙、没有走廊的公寓。时尚先锋和绅士并非是这种开放式设计的唯一受众。在新建成的医院中，我们可以坐在宽敞的开放式玻璃房中，不必如之前一样在走廊中候诊。每年冬天，英国医疗机构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受困于过渡空间无疑是人们最可怕的就医噩梦：“中风患者要在走廊里待上54小时。”这是反走廊的时代。
如今，走廊已被视为基础设施，即世界各处的基础服务元素。这些元素有的太过巨大，有的埋藏太深，有的甚为无趣，所以不值得费心评论。基础设施“很少能引起人们注意，只露出毫无特征的底材，只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方面服务”。排水沟、电缆、通风口、辅路、变电站——还有走廊，都在此列。20世纪60年代，室内走廊逐渐消失之际，其在比喻意义上的延伸逐渐出现，这就是生态走廊。其实，会深入研究大型贸易及运输走廊或设计生态廊道的不是建筑师，而是工程师。确保建筑遵守健康和安全规则的，例如确保现代建筑后台空间消防通道符合《国际建筑规范》，也不是建筑师，而是工程师。各种规范中，疏散走廊是连续、畅通的外出道路，将建筑物的某一部分与公共道路相联。它们必须满足的最小宽度要求是约两个肩宽，一半用于疏散人员，一半用于接引消防人员。当然，这些技术细节也并非建筑师的工作范围，应由工程师负责，所以斯蒂芬·特鲁比（Stephan Trüby）才敢说，走廊是“非建筑部分”。
如果你买过流行建筑指南，比如《读懂房屋》或《读懂建筑》，就会发现其中根本没有关于走廊的内容。加斯顿·巴切拉德（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诗学》精彩地论述了家庭中“所有亲密空间的吸引力”，但说到“角落和走廊”时，却只是一笔带过。我们想了解的是房间带来的共鸣，而非各个房间之间的通道。大量文献和历史作品都描述过门廊和门槛重要的象征性共鸣：丹尼尔·尤特（Daniel Jütte）通过对作为象征的门进行调查研究，在精彩的《窄门》（The Strait Gate）一书中提出，从最初的文化印记看，“通道和过渡空间这一想法，是发现和汲取新知识的重要范式”。
然而，走廊逐渐从室内空间退出的同时，我发现，其在电影院、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中反而无处不在。每次我跟别人说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走廊文化历史的书，几乎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闪灵》（1980年）。电影中，小男孩丹尼骑着儿童三轮车穿梭在眺望旅馆的迷宫。他一边在让人眼花缭乱的空间中绕圈，一边画下让人看不懂的字符。这一短暂出现的画面之所以会让人牢记在心，是因为此前观众并没有见过相似的场景。库布里克使用了当时相对较新的发明摄影机稳固器，将之倒转，放在贴近地面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走廊就变成了令人畏惧的阴森空间。此外，顺畅的滑动过程营造出一种氛围：仿佛有谁的目光跟在这个小男孩身后——并非是人的目光，充满恶意。
丹尼骑着三轮车穿过眺望旅馆，选自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闪灵》（1980年）。
《闪灵》揭示了我们对走廊在情感上的后知后觉：这是空间在社会构建方面的简单一课。《闪灵》上映之前，我们仅仅是通过对垂直楼梯、阁楼和地下室等空间的刻画表现恐怖之屋，房屋本身的作用是修饰有意识或无意识思想的分层（比如在《惊魂记》中，侦探走上阁楼终不复返，诺曼的母亲陈尸地下室，诺曼的受害者则倒在汽车旅馆远处的沼泽中）。然而，《闪灵》之后，恐惧感便史无前例地潜藏在了横向走廊中，或许是某座无名现代酒店的远景，或许是在公共建筑平淡无奇的通道里。
走廊已经出现在数千部恐怖电影和电脑游戏中：走廊变成了一个从不不断、无限铺展的空间，不仅限制了角色的动作，且随着镜头的向前移动，来自画面外空间的威胁也成倍增加。20世纪70年代最早的电子游戏就是以迷宫为基础，且20世纪90年代如《毁灭战士》及首版《生化危机》等极有创新性的著名电子游戏，主要设计的都是在走廊中奔跑的场景。一瞥当代电影或电视剧，我们就会发现相机对走廊空间的利用：比如固定在《超自然活动》（Paranormal Activity，2007年）中卧室门外楼梯平台无人之地的闭路电视，比如系列电视剧《美国恐怖故事》中鬼屋、精神病院或酒店走廊中的突然袭击，比如《生化危机》、《怪物奇语》和《西部世界》中军工基地里的主要空间——空无一人的实验室迷宫等等。这些作品均可归入“走廊挑战”这一子类别：主人公必须从走廊一端打斗到另一端，与无数强大的反派对手交手，从《硬汉》（Hardboiled）到《老男孩》（Oldboy），从《僵尸世界大战》到《突袭》（The Raid），再到网飞的《夜魔侠》（Daredevil），情节都是如此。马克·达涅雷夫斯基（Mark Z. Danielewski）的《落叶之屋》（The House of Leaves，2000年）或许是最近最具影响力的恐怖小说。这本小说主要描写的就是纳维森家族小房子里某条看似不可能存在的走廊：那里确实空无一物，却着实让人颤栗。
讲到这里，一个有趣的问题不禁浮现在脑海：走廊为何会与恐惧相连？这种联系又是自何时起出现的？或者说，如果说这种情绪不是恐惧（毕竟并非每条走廊都会出现幽灵般的双胞胎、结队而来袭击的忍者或僵尸），那是焦虑、慌张或畏惧等不安情绪的基调吗？1968年，一群社区设计师和建筑师宣称，“一侧有多个房间的长走廊其实毫无作用。人们不喜欢这种设计，因为它代表了官僚主义，且单调无味”。他们这一想法的前提是“长长的走廊是现代建筑所有弊端的来源”。这是一个转折点吗？人们会觉得公共建筑或社会住房中的大型走廊设计具有破坏性吗？是制式走廊纵深的单点视角下，自我进行的卡夫卡式的毁灭吗？大约在同一时间，现代官僚主义带有压迫性的工具合理性借由让-卢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未来科幻作品《阿尔法城》（Alphaville）得以体现。
建筑师约书亚·卡梅洛夫（Joshua Cameroff）和王格诚（Ker-Shing Ong）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现代建筑中结构与基础设施、开放式可见设计与封闭式不可见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建筑，如现代物体一样，包含了数不清的孔洞。管道风、移动废物和迷人的灯光——一切都嵌在家庭和办公室的墙壁中。设计人员和建筑人员对这些隐蔽的空间了如指掌，知道它们如何否定了固有的资产阶级外观。简而言之，这种设计建筑一团糟。为了使这种逐渐消失的行为继续，现代隔断被认为是复杂的膜组件，围绕空地组织。重申一下，这是最近才出现的。前现代建筑的墙壁中根本没有不合时宜的内部装饰。
他们暗示的答案可能是，表面上看，走廊似乎是在现代设计中消失了，但它作为一种被压迫的事物卷土重来，不可避免地与恐惧相联系。无论如何，即使是通体白到耀眼的建筑物，排污管道、建筑背后的服务通道和消防通道也必不可少。
人们对走廊不同寻常的情感，这背后隐藏着更悠久、更复杂的世系表谱。本书旨在追溯这段历史，从走廊在西方建筑中的首次出现到其特别的“来世”——既是被人忽视的基础设施，也是被过度引申的隐喻。其实，这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历史，而是文化历史，毕竟为了捕捉走廊不断变换的呼应关系，我们的资料来源跨越了建筑环境、空间理论、公共政策、小说、绘画及各类电影等各个方面。
走廊随着启蒙运动而出现，作为合理的新提议，用于区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我想表达的是，走廊的发展和变化本身就是对现代发展轨迹非同一般的记述。少数可用的史料通常将走廊作为阶级区分和社会分化的工具：在地域上，这一点在北欧新教徒资产阶级居住地体现比较突出；在时间上，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时表现得尤为明显。1824年，杰弗里·怀亚维尔（Jeffry Wyatville）为乔治四世重建了温莎堡，这是上述观点的典型案例：新的分区以168米长的大走廊为主线，区分了各大礼堂、客房及私人家庭区域。此外，《绅士之家》（The Gentleman’s House）一书可堪担当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庄园建筑的试金石，其作者罗伯特·科尔（Robert Kerr）对走廊非常着迷。他将走廊看作一种工具，保证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私密性，将主仆各自的空间分隔开来。他忍不住要回归走廊，因为那是狭窄逼仄的通道空间，等级分化由此得以确定，但也随时可能坍塌。
然而，还有一点也值得铭记：新式走廊这一概念刚刚出现时，充满了理性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实际上，由于人们认为走廊是极具变革性的空间，所以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很多关于公共空间乌托邦式的设想中，走廊都不可或缺：最初是1807年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的空想共产村庄，人们可以沿长廊居住，享受无尽的美满幸福，还在1807年使恣意的男欢女爱成为可能；接着是1945年之后英国的社会主义城镇规划者沿着公共走廊建造的建筑物——这些人相信监狱改革者、疗养院建造者和苏维埃集体主义者曾经的信仰，认为这种结构能够重新定义自我。20世纪60年代之后，虽然空想主义前景的消沉使走廊黯淡失色，但仍旧确保了走廊存在于文化想象之中：这种空间不是带有官僚主义单调的统一性，就是带有哥特式的不安与恐惧。
简明扼要地讲，这就是我想呈现的故事。对这段历史的回顾让我第一次真正看到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为人忽视的种种——我们花费大部分时间从中通过的基础设施。我希望次数能将自己重新观察的一切呈献给读者，让读者能对这些看似已然消亡的过渡空间有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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