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是指家长给孩子“打鸡血”，不断鼓（qiang）励（po）孩子努力学习、取得优异成绩的意思。鸡娃、牛娃、素鸡等“海淀妈妈”的育儿黑话再次引发了全社会的焦虑，因为在当代社会单一的选拔体系下，父母们已无法回避密集型教养带来的内卷。
可能你会回想自己散漫而快乐的童年，和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对当代家长的“过度教养”不屑一顾。但是追根溯源，是什么造成了教育向父母的高参与、高投入、高控制发展？《育儿经济学》一书给出的答案是——教育回报率的升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学历具有了更高的工资溢价，技术的变革降低了就业市场对于受教育程度低劳动者的需求，普惠的福利制度被高收入者所排斥。当原本自由放任的“嬉皮士”家长也加入了“鸡娃”大军，教育还有其他的想象空间吗？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1969年出版的畅销经典育儿指南《孩子，把你的手给我》的主人公，列那德这样绝望地哀嚎。尽管列那德抱怨不已，当今父母对于控制孩子的痴迷程度要比那个年代严重得多。
今天，“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向密集型教养方式转变的趋势不仅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选择的活动，甚至孩子的交友与恋爱。
“虎妈”与过度管教
密集型教养方式与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放任型教养方式截然不同。大多数今天的“直升机父母”都成长于那个宽松的年代。是什么使得20世纪70年代的独立青少年变成了痴迷于孩子个人成功的父母？
具备这种经历的人也有不同的回忆。温迪·威斯纳，一位为网站“惊叫妈咪”撰写文章的作家，回忆起她作为一个嬉皮士家庭的女儿的快乐童年，“在马莎葡萄园半裸着赤脚跑来跑去，然后在四处旅行中打发剩余的时光”，因为她的父母“总是肩负找寻自己、改变世界、不断探索的使命”。尽管她对于自己享受这样的童年感到幸运，自从她成为了母亲，她就“拥抱了一种某种程度上说更为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但同时又保留了一点点反对教化、顺其自然的态度”。
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这样总结这种变化：“这些人会接受你交给他们的任何东西。现在他们时刻监视他们的孩子，让他们进入足球训练营、大学预科课程，为孩子进入顶级大学操碎了心。他们在‘天然食品’超市（Whole Foods）购物。这种变化令人惊叹。”
父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孩子的生活。强硬父母的一个极端版本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美籍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她的畅销书《虎妈战歌》（The Battle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为传统严苛的东亚教养方式做出了精彩（和幽默）的辩护，她指出这一方式旨在培养自信勤奋、追求卓越的孩子。
“虎妈”蔡美儿和她的两个女儿
蔡美儿坚信应该督促而非宠溺孩子：“西方父母非常担心孩子的自尊心。但作为父母，你为孩子的自尊心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放弃。相反，没有比发现你做到了你本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好的建立自信的方式。”不是“通过提供正向的援助和抚育环境……最好的保护孩子的方式是为将来做好准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用技能、工作习惯和自信心来武装他们”。
蔡美儿是专断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典范吗？她的信条涉及了两者的要素。一方面，蔡美儿认为，建立孩子的自信心需要迫使他们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专断型教养方式的要素。她说：“中国父母知道，在你擅长某件事之前，没有什么是有趣的。要善于完成你必须完成的任何事情。而且孩子自己永远不想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凌驾于他们自身的偏好至关重要。这通常要求父母表现得很强硬，因为孩子会抵抗；万事开头难，西方父母往往刚开始就放弃了。”另一方面，蔡美儿也像权威型父母一样，相信孩子必须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自我激励。
尽管人们总是把蔡美儿的教养方式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密集型教养方式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变得越来越流行，尽管其特征不尽相同。一些父母的关注和建议几乎让孩子窒息，但更具有保护性而非强制性。
《弱者之族：入侵式家庭教育的高昂代价》
法布里齐奥认识一位意大利母亲，她25岁的儿子正在服兵役，她在一个村庄里租了一套公寓，这样她就可以为儿子准备温暖的晚餐，以缓解他艰苦训练的疲劳。如果所有的意大利母亲都这样保护孩子，政府可能不得不为前线的随行母亲安排特殊营地。心理学家哈拉·埃斯特罗夫·马拉诺（Hara Estroff Marano）将这种育儿方式称为“过度育儿”。在名为《弱者之族：入侵式家庭教育的高昂代价》的书中，她指责过度育儿将使美国年轻人失去独立性。事实上，她声称父母的干预已逐渐扩大到成人范围，并且父母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他们孩子的教育中，甚至远远超出了高中和本科阶段。例如，越来越多的父母介入孩子的博士阶段的录取流程，访问校园并打电话要求与招生官会面。马拉诺恐惧的是，这种干预现在已经进入商学院和法学院这些一贯重视申请人的自我激励和自立能力的学院。
马拉诺只是过度育儿热潮的众多批评者之一。英国记者泰妮丝·凯里是一本关于如何“驯服”“虎爸、虎妈”的畅销书的作者，她指责过度育儿扼杀了创造力和独立能力，而且很有可能会抚养出一代缺乏个性或想象力的千篇一律的人，所有人的目标是去相同的大学，并获得相同的工作。
作为放任型教养方式而非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倡导者，凯里建议父母应该放宽对于成功的定义。在她看来，父母应该帮助他们的孩子成为快乐、有活力的人，而不是一味强迫他们努力工作。斯坦福大学前本科生教务主任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的一本新书呼应了马拉诺和凯里的批评，她指责父母帮孩子做作业，为孩子请昂贵的家庭教师，甚至插手孩子找工作或申请博士，最后培养出的将会是被动、依赖和缺乏想象力的孩子。她呼吁这些父母摆脱“过度育儿陷阱”。
那些在孩子身上花更多时间的父母们
为了衡量育儿在近几十年是否真的变得更加密集，第一步自然是查看人们如何分配时间的调查记录。越来越多国家的统计机构收集关于人们对每天24小时的规划信息。例如，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一个名为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的项目中收集了美国人如何使用时间的数据。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项目。这些数据证实，近几十年来，父母在育儿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成年人与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的“质量”——一起看电视与真正投入孩子的活动中不同。这个维度很难量化，但平均而言，如今的父母比几十年前受教育程度更高，这可能与亲子互动的质量有关。父母也可以使用更便宜、更有效的教学工具。事实上，开发益智玩具、网站、应用程序和电子设备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教学工具旨在“刺激”孩子并帮助他们发展。
然而，这些变化的净效应很难评估，因为技术肯定也容易被误用。朱迪丝·伯恩斯撰写的BBC教育新闻报道指出，父母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会扰乱家庭生活。她引用了一项调查结果，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要求他们的父母停止不断刷手机的行为。这令人质疑儿童与成人互动的质量是否真的比过去要高。
《摩登家庭》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是，在美国和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更多。1975年在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每周在育儿上多花1个小时。对于父亲来说，教育带来的育儿时间的差距是半小时。在21世纪的前10年，教育带来的父亲和母亲的育儿时间差距均达到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变化甚至更大。在20世纪70年代，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父母大约花相同的时间照顾孩子。今天，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超过3小时。
这些调查记录也告诉我们亲子活动都做些什么。在1976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2个小时（母亲76分钟、父亲43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17分钟（母亲10分钟、父亲7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在2012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6.5个小时（母亲204分钟、父亲184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一个半小时多（母亲65分钟、父亲31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总体来看，美国父母在这些活动上花的时间是原来的3.5倍，从每周小于2.5小时增加到每周8小时以上。
密集型育儿的影响反映在孩子的体验中。在美国，步行或骑车上学的孩子从1969年的41%下降到了2001年的13%。6—8岁的美国儿童，1981年至1997年间，自由游戏时间减少了25%，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则增加了一倍多。这一现象很有趣，因为人们可能怀疑父母只是学会了与孩子一起享乐和游戏。他们也可能这样做（特别是对于父母比孩子更喜欢的益智性更强的游戏），但新的密集型育儿的大部分内容是为了让孩子尽早取得学业成就。
总结来说，证据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毫无疑问，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是为什么？是今天的父母更加聪明、更有思想，或许甚至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更有爱心吗？亲子互动时间的增加是否会培养出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并且积极主动的成年人？又或者，如马拉诺、凯里和利思科特海姆斯这些批评者所言，这只不过是一阵非理性狂潮，最后培养出的会是一代缺乏独立性和想象力的“妈宝男”和“娇娇女”呢？是什么让父母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行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童年时的个人经历。
回到我们的童年
在我们的童年，我们被要求出席每次家庭聚餐，但是剩余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几乎不受到监管。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街道上到处是闲逛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街道上玩耍不花任何费用，不同阶层和背景的孩子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低水平的住宅隔离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
法布里齐奥五岁的时候从农村搬到了博洛尼亚市（Bologna）。博洛尼亚被称为“红色之都”，这是指代那里“屋顶瓦片”颜色和左翼政治传统的双关语（博洛尼亚从意大利共产党中选出市长，从1945年国家解放到1991年该党解散之间没有中断过）。法布里齐奥家在一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混居的郊区社区。孩子和父母都不重视社会隔离。就算有的话，当时流行的社会规范鼓励白领隐藏自己的阶级背景，并表达与蓝领工人的共同阶级认同感。任何对经济成就或教育成就感到自豪的表现都是不受欢迎的。
几乎完全由公共资助的教育系统强有力地促进了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观。小学生被要求撰写有关越南战争的文章或参加有关捍卫世界和平的讲座。法布里齐奥的父母是不参加教堂活动的天主教徒，他们在全国选举中把票投给了联合政府中温和的中间党，但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给左翼政党。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保守地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家庭的价值观充满了当时的平等主义文化。法布里齐奥的父亲曾经被选入当地学校理事会，作为一个严肃的白领工人，他支持了防止富裕家庭将孩子送到市中心的精英学校来形成隔离的措施。
《我的天才女友》
在学校，常规课程主要在上午进行，尽管父母可以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是为父母双方都工作的弱势家庭（当时很少见，因为女性劳动参与率很低）提供的免费社会服务。然而，为了与社会融合，更富裕的父母的子女也在强烈的同伴压力驱使下参加了这些课外活动。少数不参加的父母会受到教师和学校校长的批评和质疑。法布里齐奥的家人不得不遵守社会规范。
除了学校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对到处乱跑的孩子的一种放松化的监督）外，课外活动很少见。有些孩子参与了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男孩主要是踢足球，女孩跳舞或打排球），但这是特例，不是常规。学校本身的教育并不是很具挑战性。直到八年级，留级都是罕见的，而且通常是与父母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选择留级。在某些时候，数字成绩单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旨在淡化学业成绩差异的文字评估，成绩差异被视为学校未能弥补收入和机会不平等背景的失败信号。“孩子们天生的能力可能有差异”的观念是被禁止的。
主流文化对勤奋好学的孩子并不鼓励：在学业上的成功并没有让他们在同龄人中更受欢迎。法布里齐奥记得他对他的学业成就总是三缄其口。当老师公开称赞他时，他感到更多的是尴尬和对同伴反应的担心，而非自豪。他的父母自然对他的好成绩很满意，但认为没有理由进一步督促已经表现良好的孩子。这不是疏忽的表现。由于他在学业上表现很好，他的父母认为更重要的是鼓励他出去，与同龄人交往，并学会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与其他人互动。虽然父母在吸毒或其他危险活动出现时会保持警惕，但他们对孩子选择与谁成为朋友并不太关心。
父母和老师认为学校是培养独立人格，而不是促进未来的经济成功的工具。当法布里齐奥的父母搬到博洛尼亚时，并未专门考查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多数父母会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学校，他们从未想过区分好学校和坏学校。法布里齐奥的父母认为生活在混合型社区是一种幸运。偶尔的争斗会让孩子变得更强，带给他应对未来的困难和冲突的经验。当与其他孩子出现争端时，他们会鼓励孩子自己解决，除非事情变得非常糟糕才让老师或大人调和。当时的社会规则是“永远不要咄咄逼人，但受到攻击时，要保持坚定并反击！”
密集型教养崛起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激增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导致的。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1.5上升到了2。此外，研究生教育的回报率也急剧上升。英国经济学家乔安妮·林德利和史蒂夫·梅钦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劳动者相对于只有大学本科学位的劳动者而言，工资溢价增加了。
在70年代早期，这两个群体的平均工资大致相当；而在2009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获得的收入比本科毕业生多1/3（比高中毕业生多出136%）。这些数字还有可能低估了研究生学位的价值，因为许多获得这些学位的人最后选择了学术研究或担任教职，这些工作的收入一般不高（除了在几所精英学校），但是有许多明显的非货币福利（比如声望、研究自由和工作保障）。今天，研究生教育的回报非常高，高等教育的吸引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年来持有研究生学位的人的比例一直在增长。
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教育水平相同的人群中工资不平等的增加。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各个学科越来越大的薪酬差异（例如，相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毕业生，获得科学和工程学位的毕业生工资显著增加），以及不同大学的毕业生的薪酬差异来解释。所有这些不平等的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它们增加了教育的重要性。
为什么不平等上升了呢？人们通常把它归咎于同一时期的政治动荡，这导致了再分配经济政策的减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治变革不是首要原因。对于不平等加剧趋势的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技术变革。
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条件，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并增加了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需求。同一时期的政治和制度变革降低了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来减轻技术变革影响的能力，从而起到了加剧不平等的作用。一些研究甚至认为技术变革可能是政治和制度变革的原因。比如，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菲利普·阿洪和詹卢卡·维奥兰特断言，教育溢价的上升会导致高技能劳动者脱离工会，致使工会逐步衰落。
另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法布里齐奥和他的合作者约翰·哈斯勒、何塞·罗德里格斯·莫拉和凯蒂尔·斯多尔斯莱登，构建并检验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工资不平等的增加是80年代发生的政治变革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
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的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人（包括高收入劳动者）认为国家福利计划极具吸引力。这些计划提供了保障措施，在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参与这些计划并不昂贵。在20世纪80年代，更富裕的那部分人打破了这一社会契约，并决定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个人成就中，同时认为社会保障不那么重要。在投票时，他们支持承诺降低税收和废除社会转移支付的右翼政府。那些收入更低的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与会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抗争。
文化和人们渴望效仿的榜样也反映了这些变化。20世纪70年代的平等主义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在80年代因个人主义的崛起而黯然失色。两个著名的缩写词总结了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嬉皮士（hippie）和雅皮士（yuppie）。嬉皮士是一场激进的反权威、以青年为导向的政治运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但迅速风靡世界。雅皮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造的一个术语，是“年轻的城市白领”（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指的是年轻、受过良好教育、高薪、执迷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成功的物质陷阱的白领。
我们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增加除了促使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改变了父母的行为。特别是，父母越来越相信他们孩子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在一个利益攸关的世界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失。中产阶级的父母开始推动他们的孩子采取成人风格、成功导向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直升机育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本文节选自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原作名: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作者：[美] 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 / [美]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
译者：吴娴 / 鲁敏儿 / 王永钦（校对）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年: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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