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十时，洋鬼登上一艘火船，行至泥城，他们用火箭和大炮进攻泥城，焚毁数十艘货船……
——1841年6月15日，《广州纪事报》
01
到了2月初，英军致力在香港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此时，复仇女神号大部分时间都在运送人员往来于澳门与香港之间。然而，义律知道，要确保《穿鼻草约》的其他条款得到执行，尤其是赔款部分，有必要与中方签订一则更加正式的条约。为了尽快达成所愿，2月11日和12日，义律再次在威远北面的珠江上会见了琦善，并设立22日为合约批准生效的最后期限。但是，当霍尔14日溯流而上，前去打探消息时，他看到虎门炮台正在修缮，于是急匆匆赶回澳门。
听到霍尔的汇报，义律意识到有必要再次显示军威。这一次，伯麦决定动用可供他调遣的绝大多数船只。2月19日， 一支势不可挡的舰队沿河而上，开赴虎门。 这支舰队包括3艘三级舰、1艘五级舰、4艘六级舰、1艘单桅帆船、1艘测量船，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蒸汽船复仇女神号、马达加斯加号和皇后号，1艘运兵船和4艘运输船。第二天，英军收到消息，中方拒绝接受条约。
▲蒸汽船复仇女神号
23日，复仇女神号和4艘船载小艇摧毁了下横档岛正在修建的一处炮台，战斗再次打响。25日，霍尔的复仇女神号载上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的130名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前往下横档岛修建一个炮台，到时可以轰炸半英里以外位于上横档岛的清军炮台。
为了让这批士兵登陆，霍尔选择了一处泥滩，从船尾处抛锚，好使船只容易起航。船只牢牢地停在泥滩上，船首在泥滩上高高翘起，船尾甲板处几乎被水淹没。士兵们经由新的预制舷梯平安登陆。一夜之间，炮台就修好了，装配了两颗榴弹炮。黎明时分，英军炮轰北面的清军炮台， 他们使用的弹炮和火箭炮对清军而言都是新式的。双方交战五个小时，英军无一人员伤亡。
那一天晴丽无风。过了几个小时，装炮74门的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在皇后号和一些火箭船的陪伴下，来到威远炮台前，停泊在清军炮弹的射程之外。与此同时，在另外7艘海军战船的陪同下，旗舰威里士厘号停泊在上横档对岸。10点过后，英军舰队就开始猛烈进攻。我们只能遥想这样一幅模糊的画面：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火炮队发射数百发大炮，朝炮台上一群缺乏训练、毫无还手之力的士兵轰击，寂静的天空响起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爆炸声，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霍尔在复仇女神号上冷静观战，“此时此刻，双方的交战气势蔚为壮观”。下午1点，轰炸进行到顶峰，复仇女神号和马达加斯加号搭载部队前往上横档岛，在那里，英军开始大肆屠杀。正如随行的船长爱德华·贝尔彻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可怜的中国士兵都缩到了战壕里，连连求饶。我多么希望他们的求饶得到了应允。” 下午4时许，战斗结束，珠江两岸的所有炮台都被英军攻占，火炮或是被填塞，或是被移除，房屋尽毁。黄昏时分，英军回到各自的船上。
那一天，至少500名清军将士阵亡。“在这些人中，最有名望、最令人痛惜的是可怜的海军将领关天培，他的死令人无比同情……他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一个楷模……”第二天，当关天培的家人找到他的尸首后，伯兰汉号将清朝国旗升至桅杆一半，并鸣响了一发志哀礼炮。
比起清军的惨重伤亡，英军仅有8人受伤，1人战死。1300多名中国士兵沦为俘虏，但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很快被运到内地释放了。英军还斩获了大量武器：460门加农炮，其中包括4枚葡萄牙1627年产大号黄铜炮。中国当时的制炮技术可见一斑。
为了趁热打铁，伯麦立刻派遣“轻巧小分队”（lightsquadron）——7艘小船溯江而上，前往广州城。这支分队由复仇女神号率队，义律指挥。27日，刚过正午，复仇女神号在黄埔南发现了一件非常值得夺取的猎物，那就是道格拉斯船长的剑桥号。
1839年9月，随着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抵达中国，剑桥号变得多余，这让道格拉斯船长非常失望。11月，船长将它卖给美国德拉诺公司。1840年年初，德拉诺清除剑桥号上的武器后，将船卖给了林则徐。林则徐认为，这艘船可作训练之用，也可供中国的造船师仿效。
此刻，看到剑桥号停泊在一处四周有清军战船的炮台附近，霍尔立刻下令开火，清军随即积极反击。复仇女神号被击中了好几次，一枚子弹差点穿破蒸汽室（倘若真被击破，后果不堪设想）。下午3点30分，义律和霍尔率领一支登陆部队上岸。一名英勇的中国军官朝霍尔连发四箭，霍尔都成功地闪避了。“倘若是步枪弹，他根本无法逃脱。”
▲对剑桥号唯一的记录：漫画《在攻打广州炮台战役中剑桥号被炸毁》，收录于1843在伦敦出版的《环球旅行》一书
不到半个小时，炮台被攻占，剑桥号随即落到了英军手中。当英军从一侧上船时，船员们全都从另一侧撤退。由于这艘船的状况非常糟糕，英军决定将其焚毁。他们仔细搜寻是否还有人在船上，然后一把火将船点燃。黄昏后，大火烧到了船上的炸药库，剑桥号爆炸，火光冲天。据说，爆炸声在广州都能听见。
3月2日（星期二），“轻巧小分队”在黄埔北抛锚，离广州城仅有12英里，造成城内居民极大恐慌。巡抚请求义律休战三天，得到应允。那一天，在珠江下游也发生了许多事：一支先前派往澳门的小分队从舟山赶来，马德拉斯皇家巡洋舰号（装炮18门）搭载郭富将军（SirHughGough，1779—1869）前来统管陆军事务。
郭富时年61岁，身材精瘦结实，精力充沛。多年来，他处于半退休状态，只领取半薪。1837年，他被派往印度担任马德拉斯军队的副指挥。郭富极具个人魅力，英勇善战，深受部下喜爱。他不是一个战术家，更喜欢正面进攻，而非采取各种战略战术。如今，与义律和伯麦在一起，郭富立刻着手评估当前的战局。三人搭乘复仇女神号前去视察停泊在黄埔北的小分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分队里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 三人在黄埔拟定一项计划——看吃水浅的复仇女神号能否找到一条直接通往广州的全新河道。
此时，伯麦和许多人一样非常清楚，这艘铁壳船不是一般的牢固，与木船相比，它不易受损。此外，防水舱可以使它承担更多风险。3月13日（星期六）凌晨3点，复仇女神号拖曳着两艘小船，悄悄离开澳门的锚地。船上载有义律、皇家萨马朗号的船长詹姆士·斯科特（JamesScott，时任萨马朗号的高级军官）、一位当地的引水员、两位英国翻译官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2和罗伯聃（Thom）。
接下来的两天半，复仇女神号不负众望，在敌占区充满危险的浅河水道，找到一条通往珠江的航道，同时还摧毁3处军屯驻地，打垮6个炮台，击毁9艘清军战船，毁坏115门大炮。正如伯麦后来告诉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那样，这艘船表明，“只要我们认为合适，大英帝国的旗帜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这些内陆水域升起”。
02
3月18日上午，英军攻打广州城，摧毁7座炮台，把当地许多船只打得七零八落，没有遭遇到强烈抵抗。下午1点半，霍尔船长和翻译官马儒翰在英国商馆登陆，这里于1839年5月被弃。霍尔立刻从楼上窗户处升起一面英国国旗，鼓舞士气。“英国商馆恢宏的大厅内，窗间镜、画作、大理石地板、枝形吊灯等装饰物都被毁坏了，曾用作礼拜堂的大厅也被毁了。”如今，英军收复了英国商馆，大家以为义律一定会向中国人施压，特别是在赔款问题上。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很快答应根据旧的条约开放贸易。这一点让郭富和伯麦非常恼火，也让绝大多数士兵气愤。
我们很难揣测查理·义律的动机。与为大英帝国效力的许多人不同，他并没有留下为自己辩护的自传，也没有留下任何日记。他是一个注重私密的人，很少向同伴吐露心事。1841年上半年，霍尔即使常常陪伴义律左右，也不知道义律的真实想法。尽管没有得到商人们的钦佩，义律作为驻华商务总监的身份当之无愧，他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中英贸易恢复。就这点来说，他做得很成功。月底之前，当季的新茶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而第一箱鸦片也开始安全地运送至怡和洋行的流动仓库——伍德将军号（GeneralWoor）。到了4月中旬，贸易完全恢复正常。
3月31日（星期三），皇后号搭载伯麦前往加尔各答，同行的还有马达加斯加号。伯麦希望与奥克兰勋爵私下会谈，但由于身体欠佳，伯麦离开的时间比预期的长，直到6月18日才再次搭乘皇后号回到中国。在他离开期间，伯兰汉号的船长弗莱明·辛好士（HumphreyLeFlemingSenhouse，1781—1841）担负起指挥海军的职责。由于三级舰麦尔威厘号因紧急修理而赶回英国，英军的战斗力被削弱。
4月，贸易逐渐繁忙起来，但外交活动却陷入了死寂。尽管又有两名钦差大臣14日赶到了广州，但是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到了月底，很显然，中国军队正在重整军备，重修军事基地。因此，5月10日，义律再次搭乘复仇女神号前往广州，这一次有他妻子陪伴。但是第二天的谈判毫无结果，义律火速赶回伯兰汉号，与郭富和辛好士商讨再次进攻广州，后面两位却不乐意。正如霍尔所言：“最终，就连义律上校自己也开始看清真相，尽管他不愿承认，真相开始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
此时，英军将领逐渐明白， 若将战事局限在广州，就不会赢得胜利。不管中国人吃了什么败仗，传到千里之外远居京城的皇帝耳中，就成了胜仗或者平局； 而若没有皇帝的同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最终决定下来。因此，战斗必须在京城附近打响才会奏效。但由于赔偿款还没有到手，再次挥师北上的计划暂时搁浅。经过五天的匆忙准备，舰队再次开赴珠江，只留下都鲁壹号守卫香港。
5月20日（星期四）晚，复仇女神号搭载义律抵达广州。义律发现，广州城纷纷攘攘，市民涌出，士兵涌入。21日上午，义律下令所有外国人一律在日落之前离开商馆。那天下午，伯兰汉号由亚特兰大号拖曳（为了托载方便，蒸汽船总是和货物绑在一起），在广州城南6英里处抛锚，这是目前为止离广州城这么近的最大的一艘英舰。此时，气氛异常紧张。霍尔下令烧起锅炉，他自己睡在舰桥上。到了晚上11点左右，停泊在上游的摩底士底号（装炮18门）发现清军的火船做好了准备，于是鸣响警报。霍尔骄傲地发现，复仇女神号在九分钟之内就能起锚，舵手能够稳稳地控制住船，而一艘同样大小的帆船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
火船是中国军方尤为青睐的一种武器，通常由两三艘小船绑在一起组成，船里面载满可燃物，攻入敌方，希望能撞到敌船船头，将其点燃。结果只有几艘火船被点燃，一些火船被英军轮船的船载小艇赶走了，另一些火船上岸后将郊野的房屋点燃了，引得英军前来观赏这“壮丽的一幕”。
与此同时，在漆黑的夜色中，复仇女神号正在攻打沙面炮台。不巧的是，船首炮堵住了，船舵也淤塞了，因此，船尾炮没法发射。霍尔下令发射康格里夫火箭炮。但是第一发放进炮管且点燃的火箭炮并没有发射出去。霍尔把手伸进炮管，成功地把它拿了出来，但是他的手却被严重烧伤。倘若这发火箭炮没有取出，而是在炮管里爆炸的话，无疑会炸死舰桥上许多人，包括义律上校在内。此刻，船长下令海军陆战队士兵猛攻炮眼，在漆黑的夜里，清军的火绳枪一闪一闪，使得炮眼很好辨认。很快，炮台就被打哑了，复仇女神号也得以重整秩序。黎明时分，复仇女神号的烟囱和明轮罩上满是炮弹孔。
▲复仇女神号击毁中国战船
第二日上午，霍尔在舱室休息，皇家加略普号（装炮26门）的船长托马斯·赫伯特临时指挥复仇女神号。5月29日的《广州纪事报》如此报道：
“同时，许多清军战船从花地1对面的小溪驶来，蒸汽船复仇女神号前去迎战。但是这些战船却不愿面对如此难对付的对手，退回小溪，于是蒸汽船回到沙面增援。很快，清军战船发现了这一情况，再次出动。然而，这一次蒸汽船不再满足于把这些战船赶跑，而是追随它们到了小溪。那里战况如何，我方情报员由于视线被遮挡无法看清，但是隔不久响起的隆隆炮声和空中升起的滚滚浓烟清楚地说明摧毁的工作正在进行。不到三小时，40多艘战船着火爆炸，此景让清军将领奕山无法高兴起来。
复仇女神号凯旋，后面跟着先驱号（Herald）以及蒸汽船自己的几艘小船，好一派热烈欢庆又滑稽可笑的场景。蒸汽船上挂满了从清军战船上缴获的旗帜，船员们全都穿上了帅气的清军服装，戴上了他们的帽子。有一艘船上的船员，为了让他们的新装显得更加好看，每个人的帽子后面都垂下一条长辫子。我们希望这是从活着的清军士兵身上缴获的战利品，他们丢了辫子，保住了性命。此次行动清军士兵伤亡并不大，他们在船只爆炸前有足够的时间逃生。蒸汽船上有一人受伤，我们深感痛惜，那就是英勇的指挥长霍尔船长。”
我们难以得知当时中方对于这场战争的任何看法，但是6月15日，《广州纪事报》却提供了22日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该版本来自广东的一份公文的翻译：“第二日十时，洋鬼登上一艘火船，行至泥城，他们用火箭和大炮进攻泥城，焚毁数十艘货船……第三日，洋鬼在花地河截获几艘运兵船。接着，他们向沙面炮台和荷兰炮台1以及沿河一带发起攻击。敌军使用火箭，焚毁岸上居民数百栋民房、商铺、棚屋……大火持续了两天之久。”
03
到了5月24日（星期一）中午，英军最终准备向广州发起进攻，此时他们大约有3500人。他们鸣响了21发礼炮，庆祝维多利亚女王22岁的生日，随后，开始登陆。外科医生克里看到，运兵船响尾蛇号停泊在离城4英里远的地方。士兵们纷纷离船，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挎包，里面装了两天的干粮和弹药。登陆部队分为两支：第一支有三四百人，他们的任务是夺回商馆，他们的小船由亚特兰大号拖曳；第二支是主力部队，由复仇女神号拖行。
复仇女神号上搭载着郭富、辛好士、义律以及英军第49军团的300名士兵，后面还跟着大概70艘小船，载着1700名士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武装水兵、印度兵、坑道工兵和地雷兵、炮兵、仓库管理员和随军人员——这是一幅蔚为壮观的画面。到了黄昏，约2400名士兵安全上岸。一夜之间，他们的武器弹药也运送到了岸上，仅弹药就包括4门12磅的榴弹炮、4门9磅的野战炮、2门6磅的野战炮、3门5.5英寸的迫击炮、152门32磅的火箭炮。所有准备工作都在一个漆黑闷热的夜里完成，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这将是英军在中国的第一场陆地战争。
当时，英军在印度的部队由形形色色的士兵组成。东印度公司有一些欧洲兵团，占20%的军力，也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土著兵团，这些土著印度兵包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所有的兵团都由英国军官管理。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印度士官也没法对最年轻、最无知的英军少尉发号施令。在孟加拉军团，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印度兵是高种姓印度教徒，而在马德拉斯和孟买兵团，情况并非如此。种姓制度对服兵役有所干扰。印度兵会拒绝某些任务，比如说挖壕沟，他们也厌恶在水上行军。东印度公司也雇用英国军队中的正规军团——女王军团，这些军团中的士兵可能已在印度服役20多年，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
英军士兵，不管是女王的军队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主要来自凯尔特周边、爱尔兰、苏格兰，以及社会底层——威灵顿公爵毫不客气地称他们为“社会渣滓”。与之相反，军官们主要来自统治阶层、贵族、有地的乡绅和富裕的中产阶级。这种结构因鬻官制度而延续下来。一个初级军衔至少需要花费45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5万英镑），而军队中的低薪和维持门面的花费使得军官需要有自己额外的收入；显然，穷人是不受欢迎的。正如马德拉斯炮兵团的上尉威廉·劳里（WilliamLaurie）所言：“东印度公司的军官和士兵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者没有希望跨越到一个更高的等级。”
军团制度（理论上来说，一个军团包括8个连队，每个连队有100位士兵）是英军成功的基础。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英国陆军经常能够以少胜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团制度的良好管理、纪律性和凝聚力。女王军团的士兵不会为国家战死，却会为了军团的荣誉而捐躯。印度兵同样对军团充满热爱，而对大英帝国或东印度公司的热爱却很难培养。当然，在贫穷的地方，不论是爱尔兰还是印度，士兵都会为给他们发饷的人作战（印度兵每月薪资为7卢比[70便士]），更乐意为那些带领他们赢得胜利或者去抢掠的人效力。
当时，上战场的英国步兵全副武装，每人背负70磅的重担，不管是在英国的寒冬还是在热带的酷暑，都是统一装束。血气方刚的年轻步兵少尉加内特·沃尔斯利（1833—1913）写道：“皇家军队在印度的着装和在国内的一样，他们在这件事上有一种愚蠢的骄傲……在这样的纬度，难道还有比钢铁盔甲更荒谬的着装吗？”难怪在东方作战时，中暑倒下的士兵比吃枪子的人数要多。士兵的主要武器是棕贝斯滑膛燧发步枪1，这种武器在英军中使用了100多年，枪头配着重达12磅的刺刀，结构简单，经久耐用。军官们的着装更是怪怪的，同样不适合上战场——他们要佩带一把剑和一把单发手枪。
面对一支超过4.5万人的英军入侵部队，中国当时的陆军兵力如何呢？
清政府没有一支单独的军队，而是有三种军队，只有一种是英军真心佩服的，这就是 八旗兵 。自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在各大城市，旗人大部分都生活在自己的聚居区，有着独特的“习惯、生活方式和特权”。旗人中世袭的士兵组成了八旗兵，他们高大威猛、骁勇善战，但总人数不到25万。他们的任务是维护一个约有4亿人口的帝国的稳定。
其次是 绿营兵 ，由各省总督从当地汉族人中招募，实际上只是一支杂牌军。最后是 民兵 。正如印度兵不为大英帝国作战一样，绿营兵和民兵也不为清朝皇帝作战，他们为族长和地方首领作战。这些团体之间存在着某种敌意，汉族人因着他们先前的统治者的缘故，对清朝统治者心怀怨恨。但他们都面临同样的处境——当时大清帝国摇摇欲坠，日渐贫困，士兵们经常领不到军饷，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装备。
中国兵尤以弓箭为傲，尽管他们也携带刀剑和长矛上战场。约十分之一的士兵配备火绳枪——这是一种滑膛枪，射程不超过200码，不使用填塞材料，火药靠缓慢燃烧的火绳来点燃。当时，这种武器早就被英军淘汰100多年了。英军使用的是燧发枪，火药由燧石撞击钢轮引燃。自1839年以来，撞击式毛瑟枪就已经在西方普及，然而在东方却没有流行开来。最重要的是，英军部队的枪尖上都有刺刀。在欧洲战场，刺刀几乎不再使用，但在印度，刺刀仍然很常见。英军在中国进行的许多杀戮都是用刺刀完成的，而印度兵则更爱用他们随身携带的刀剑来杀人。
中国兵没有野战炮，有时也使用抬枪，这种重型武器要置于三角支架上，需两到三人操作，发射重达1磅的弹药。中国兵戴铁质或黄铜质头盔，有时还用锁子甲，手持画有猛兽的藤条盾牌。这些士兵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他们显然希望自身这套看似凶猛的装束、空中翻滚和敲锣打鼓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敌军的毛瑟枪和榴弹炮。
5月25日上午9点，英军先遣部队抵达广州城墙边。这座大城的城墙之高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霍尔而言，“在他环游世界的旅行中，见过的最为壮观的两样事物就是尼亚加拉瀑布和广州城”。
到了正午，第一批重型火炮在倾盆大雨中运送至城边，但郭富估计，需要至少一天时间谋划攻城，因此他计划27日（星期四）早上7点发起进攻。然而，他和辛好士都被蒙在鼓里——义律再次和钦差大臣进行谈判，这次是在加略普号上。星期四早上，郭富和辛好士收到停战的命令。俩人都气急败坏，郭富大骂义律，称他“反复无常”。当停战的消息在广州城传开时，绿营兵纷纷开始离城回乡。29日（星期六），又是闷热潮湿的一天，一些绿营兵再次聚集，抗击英军，因为他们听闻，这些入侵者“开棺暴骨”，黑人（印度）士兵强奸妇女。
在潮乎乎的天气中，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的一个连——60名印度兵和3名英国军官迷路了。他们因燧发枪在大雨中失去了功效，被绿营军团团围住。英方立刻派遣海军陆战队两个连去寻找他们，这些装备有新式防雨布伦瑞克撞击式毛瑟枪的士兵很快将被困英军营救出来，但已有1名列兵被杀，15人受伤。这些小冲突对英军而言无足轻重，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急件中提及。
6月1日，义律下令英军从广州退至香港。英军在中国的首次陆战中，伤亡情况如下：2名军官和14名士兵战死，112人受伤。清军伤亡情况为：1500人阵亡，4500人受伤，这个数目有些夸张。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义律接受了中国人迫切希望的停战要求，此举挽救了双方许多人的性命。后来，义律提到，他觉得郭富可能不满仅仅夺取炮台的计划，军队可能会进城——一座城墙内外均有50万人的大城。英国士兵难以管控，而且这样的进攻会导致烧伤抢掠，如此一来，富商大户会纷纷逃亡，留下一群乌合之众洗劫城市，到时留给英军的只是一片洗劫一空的废墟。
英军害怕当地的暴民趁火打劫，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可以抢掠被攻占的城市。 抢掠（looting）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lut”。军方并不赞成抢夺私有财产。但抢夺战利品，也就是掠夺政府的财产，被视作合法行为。上至军官，下至普通士兵，都可以从中获利。新加坡甚至还成立了战利品法庭。有时候，战利品的数额相当惊人：1843年信德之战后，总督查尔斯·詹姆斯·纳皮尔（人称“疯狂的查理”）获得6.8万英镑（约值今天的400万英镑）的奖励，占所有战利品的八分之一。
蒸汽船彗星号的诺德中校获得了8000英镑，约是他年薪的15倍。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交战没有对入侵者造成什么重大损失，那么蚊虫和污水则持续给他们带来糟糕的影响。待舰队在香港重新聚集时，不下1100人病倒了，主要是染上了疟疾和痢疾。伤者大批大批地死去，随军医生和助手只得在极其糟糕、难以想象的条件下进行手术。病患和伤者挤满了每处空地，医生就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下动手术，没有麻药，只有一点鸦片酊和一点烈酒，清洁工作也马马虎虎。当然，绝大多数截肢者很快就死了，通常不是死于休克或失血，而是死于坏疽。
在这场瘟疫中，英军最大的牺牲是辛好士爵士的病故。6月13日，60岁的弗莱明·辛好士不堪痢疾折磨，在旗舰伯兰汉号上逝世。17日，复仇女神号载着辛好士的遗体前往澳门，在那里他被隆重安葬。同一天，与响尾蛇号半数船员一样染上疟疾的外科医生克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船长威廉·布罗迪死于疟疾。巧合的是，辛好士下葬一天后，乘坐蒸汽船女皇号从加尔各答出发的伯麦刚好抵达香港，他立刻重新接管海军事务。
无论义律的同僚如何评价他的行为——军中有些人，比如奥特隆尼上尉支持他——义律的的确确为英国作出了贡献。尽管没有提到鸦片，没有提到香港，没有提到与广州通商，更不用说提及开放其他港口，但中方同意在6天而非6年内付清600万银圆赔款，并赔偿英国商馆的损失。
义律明白，他在伦敦和加尔各答的上司尤其关心远方战场上的损耗——也许每月要3万英镑。6月初，当皇家康韦号（Conway，装炮28门）和加略普号从香港出发时，义律一定满怀欣慰地注视着这两艘船离去—— 前者载着价值250万银圆的65吨白银驶往伦敦，后者载着300万银圆驶往加尔各答。 然而，广州的老百姓却对这笔赎城费有不一样的看法，尽管赎金出自商行，而非他们手中。
由于与英人协商的多为满族人，有谣传称，广州人就快把侵略者击退了，却被满族官员出卖了。后来，这样的谣传有效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敌情绪，在1850年至1864年那场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时常弥漫着这样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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