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恨海棠无香，她恨鲥鱼多刺，她恨红楼未完。谁能想到，彼时年仅23岁的张爱玲竟能“写满”了一个女子的恨与爱。作家王安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一定写不出这样的曹七巧，只有张爱玲敢写得那么狠。”
王安忆把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改编成话剧是7年前，当时许鞍华向王安忆提出，能否改编《金锁记》，王安忆一口答应下来了，她觉得改编戏剧剧本是一个挑战。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但是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读她的小说，会有一种暗流汹涌的感觉。王安忆说，写小说只要抓住“时间”，但写戏剧还要感知“空间”。写影视剧，有些语言和环境的复杂性、细致性都可以通过艺术手段来营造，但舞台上却必须实实在在地演，没有可借用的东西。
在《长恨歌》中成功塑造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王安忆，在做《金锁记》编剧时却陷入了苦恼。在她看来，“怨妇的形象总是相似的，除了曹七巧”。王安忆说，真是无法将曹七巧类比成文学史上任何一个经典形象，她认为曹七巧“不像王熙凤，不像卡门，也不是查泰来夫人，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像什么”。
“具体地说，创作剧本就是要写好每一句话、每一个人”。谈起三易其稿，王安忆笑称这是一段从“文”到“戏”的过程。第一次写完后，她曾送去给导演黄蜀芹看，没想到黄蜀芹评价挺不留情面的，直接说：“这写得不像戏！”王安忆说当时真的深感挫败，只能从头再来，就这样来来回回磨了三次。
而导演许鞍华似乎从未担心过剧本的问题，在与王安忆通了一个电话后，许鞍华再没有“打扰”过王安忆的创作进程。对于这位金像奖导演来说，2009年的话剧《金锁记》创作是许鞍华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戏剧。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选择《金锁记》，它有什么现实意义？”对此，王安忆说自己并不是为了观照现实而选择改编这部作品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在想象曹七巧的处境。“生活在一个没有光明的世界里的女人，是不是感到万分绝望？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人，怎么能用希望来勾引她？《金锁记》很残忍。”
岁月从曹七巧的可以直推腋下的手镯里徐徐地溜走了。“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张爱玲写的这段，成为话剧《金锁记》的最后一幕，也是让王安忆印象最深的。曹七巧无力地倒在床上，她吃力地举起手臂看着自己青春洁白的岁月被腐蚀地只剩一具躯壳。
曹七巧坠入命运的深渊，使得《金锁记》这出悲剧让很多人感到灰暗与绝望。王安忆的处理是，在保留原著中曹七巧一生故事主线的基础上，对七巧的儿女长白、长安之间做出了重要取舍：将长白的戏份全部删掉，将剧情集中于曹七巧母女身上。“舍”长白，是因为后续的故事太过阴暗，“留”长安，是因为曹七巧的复仇需要一个对象——同为女性之身的女儿，她将自己的仇恨转嫁到女儿的身上。王安忆认为，改编的过程，其实是对张爱玲理解的过程。
王安忆坦言相比于十年前，如今“张粉”的数量已经成长起来，或许日后根据她的经典作品改编的舞台剧、电视、电影或其他艺术方式也会越来越多。
说到改编《金锁记》的核心与要旨，王安忆总结了一些心得：“我认为，一则要找到真正合适改编的剧本；二来，在进行再创作时，编剧也绝不能失去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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