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青年》到《创业史》，从“八十年代新一辈”到当下的“小资”“佛系”青年，青年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进程的“同时代人”。10月22日，由《十月》杂志社、中国作家网联合主办的“当代文学70年：文学与青年”主题讨论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一代代青年写作者在感受时代和表达自我中完成精神的成人礼，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文学贡献新的话语与行动能量。如何理解70年青年形象的变迁？谁在命名和定义青年？今天的青年写作者如何构建和重塑自我形象？他们是否为文学带来新鲜的、“破与立”意义上的变化与可能？论坛触及诸多关于文学与青年的话题。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发言的题目是“文学革命造就文学青年”。他谈到，近代以来最大的文学革命是100年以前的白话文运动，结束了古典文学时代，开启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新文学时代，造就了鲁迅、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等一批响当当的文学青年。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文学革命又产生了新的形态，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这批文学青年最先感知新中国青春朝气，写这种青春朝气也成为当代文学的底色。
1980年之后的先锋文学潮，拓宽了当代文学表现的空间。这场文学革命走出了莫言、余华、格非、马原、残雪等文学青年。80后可以说是新世纪的文学青年，他们更多沉浸在自我狂欢的青春文学中。网络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空间的打开、新的载体的出现，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开辟了一场文学革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回顾了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开始，一直到100年来中国文学青年形象的变迁。“文学反映我们的时代。如果文学可以塑造我们的现实，或者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就不仅仅只是时代或者现实的反映物，而会超越时代、超越具体个人的环境，成为艺术家的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表示，要谈论青年或者青年形象，应该回到一个历史原点的时刻。在他看来，有两个作品是值得考究的，一篇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篇是吴趼人《新石头记》，一个强调文化的断裂，一个强调文化的延续，提供了两种现代的关于青年和青年文化的思路。青年话语和整个现代国家的话语是捆绑在一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谈到，青年问题首先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作为现代社会最大的推动力，一直被赋予一个民族现代自觉和觉醒的期待。上世纪50年代《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体现了新中国的一种冲动，是一个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新人形象；80年代《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成为社会转型中“迷惘的一代”；进入新世纪，散落在不同体裁文学文本中的各类青年形象，历史主体责任感已经变得不清晰了。“希望在未来的写作当中，创作者能够进一步厘定青年在社会中的关系，创造出处在历史夹缝当中、但仍然是在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当中的青年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刚对当代青年作家的青年属性提出一些反思。他发现，当下文学圈里有的年轻人反而像老年人，充满世故和沧桑；而老年人则更像是年轻人，例如90多岁高龄的茅奖得主徐怀中老师和他的《牵风记》，作品充满蓬勃的青年气息。到底谁是青年？何为青年性？徐刚的结论是，“青年性”体现在作品具有的审美风格，以及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青年性”也意味着突破，要致力于像一个青年那样行动、思想，才能像一个青年那样做出一点点推动文化的革新的工作。
《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刘汀一直关注的话题是“小镇青年”，这个人群在文化状态、心理状态上不同于“城市青年”和“乡村青年”。这个庞大的群体活跃在各种自媒体上，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着我们对于当下青年形象和国家形象的认知。但在文学层面，“小镇青年”还没有特别有代表性的形象，已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小镇青年”与现实中这个人群的生活存在隔阂。他们的心理、形象、精神状态与消费过程都有待于我们去更好地书写与关注。（文化副刊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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