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我国做一个调查，一家祖孙三代都会唱的歌有什么？我想《让我们荡起双桨》一定榜上有名。”在首博《园说》展北海公园老照片主题墙前，北京市思想品德特级教师王玲这样说。王玲曾经是一名小演员，在1955年上映的新中国第一部校园题材影片《祖国的花朵》中，她是五甲班那个唯一留短发的小女生。7月13日，当年《祖国的花朵》主创人员再次相聚，他们聊起过往，又唱一遍那首曾唱响在无数人心中的歌。他们历经大半生的风雨，乐观面对，放下天地间的烦恼，永远记取六十年前那激荡人心的北海公园的双桨。
刘蕙芳
歌曲领唱之后也走上了音乐人生
今年78岁的刘蕙芳当年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歌曲的领唱，她也参与了《祖国的花朵》的拍摄，在剧中抢亭子一节中饰演了一名小学生。
和刘蕙芳面对面，她的声音依然脆亮好听，不禁令人在脑海中回荡起悠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因为这一副好声音，刘蕙芳小学时就被老师推荐去了中国少年儿童广播合唱团，后来考取音乐学院，一生从事音乐工作。“我小学是在西单第一中心小学上的，现在叫宏庙小学。中国少年儿童广播合唱团招生，是老师带我去参加的，人家一听这小孩儿嗓子特别好，就要我了。后来我一直在合唱团训练，之后才有条件考上音乐学院学习声乐的。”
合唱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斜对面的广播电台排练，每个星期天，家住复兴门的刘蕙芳都要走路去，差不多40分钟的路程。“孩子特别小，后来团里就给每个人发点儿钱，让我们在他们食堂吃饭。那时家里条件一般，觉得团里的饭特别好吃。”刘蕙芳回忆，“有一年我们到北京饭店演出，没想到周总理来了，我们小孩儿都特别激动。回家我和家里大人说，大人都不相信，说你们小屁孩还能见到周总理？！”
刘蕙芳就是在合唱团被选去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在新街口电影乐团排练录音。“当时要求可严格了，因为各种技术不比现在，所以录了一上午。工作人员喊：‘小朋友再唱一遍。’我们就再唱一遍。又喊：‘小朋友，别着急，待会儿请你们吃好饭。’”这一场景深深印在了刘蕙芳的记忆中。
“影片里还有一首《种花》歌，第一句是‘我们在这大地上栽种鲜花’，也是刘炽老师写的，也非常好听。”刘蕙芳说着哼唱起来，歌声同样悠扬，和《让我们荡起双桨》有着相似的时代曲调。
《祖国的花朵》上映后，《让我们荡起双桨》也一下子传播开去。“当时刘炽老师给这首歌写了四二拍和四三拍两个版本，让我们选，我们都说：‘还是四二拍的好，四二拍的像划船。’然后就定了四二拍的。”
刘蕙芳自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到煤矿文工团工作，刘炽是她的团长、总监。“我现在回想歌声伴随了我的成长，后来我也在学校教过音乐，我希望咱们的学校要重视孩子们的音乐教育。”
赵维勤
中队长成长为科学家
《让我们荡起双桨》同样也对赵维勤影响至深，她当年在影片中饰演中队长梁惠明。她说《祖国的花朵》百看不厌，很大一个原因是喜欢听里面的音乐，每一个场景都有每一个场景不同的音乐，听着就被带到那个情景中去了。
“刘炽叔叔的音乐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的音乐旋律美，有激情，听的时候好像心都被揪住了似的。刘炽叔叔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英雄赞歌》也是让人难忘的歌曲。现在的小孩儿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都会唱的。”赵维勤回忆，“当年我们都叫刘炽叔叔、严恭伯伯（《祖国的花朵》导演），我们愿意跟他划小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一种爱，可以回忆当年，也可以述说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都有这么一种感悟。”
赵维勤被选中参演时在北京市第40中学读书，家住地安门，她每天上学放学来回两趟都要经过北海后门，所以对北海非常熟悉。她第一次见严恭导演也是在北海。“喝了会儿茶，划了会儿船，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定下让我演电影了，可能是老师推荐的吧。”赵维勤笑着说，“那时我上初二，在学校也是少先队干部。我比他们都大一点儿，个子也比他们高，但是后来我就不长个儿了。”
赵维勤高中就读101中学，她一直喜欢物理学，理工科学业出色，高中后考取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又到原子能所就读研究生，之后便留在所里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工作者。
赵维勤的性格和电影中所饰演的中队长梁惠明有几分相像，谦恭和蔼，永远面带微笑，大家排队合影，她也站到了队伍最边上。问起她与童年伙伴的交往情况，她微笑着说：“我后来离开那个圈子了，所以我跟他们没有太多个人的接触，但是只要有聚会，我都愿意来，见见面说说话。”她说距上一次见面有十来年了。她现在家住玉泉路，自己和家人还经常到北海来游览，尤其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因为孩子们会在公园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首歌确实影响深远，我到德国去，慕尼黑合唱团也唱，国际国内从老到小都知道。‘六一’的时候在北海雕塑公园，我赶上过两次，好多老头老太太在那儿唱，一唱就是三段，一字不差。一唱那些老头老太太就都年轻了，简直就要跳起来了。”赵维勤说着，眼睛也跟着闪出了亮光，她说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童年，一生有这样一个经历，满满的都是回忆。
赵维勤说着拿出几张纸，上面是她根据《祖国的花朵》影片记录的曲谱和歌词。她说电影里还有一首很好的儿童合唱歌曲，但是没有流传开来，“就在影片一开始，孩子们在中山公园的那一段。”赵维勤有听曲记谱的功夫，她说她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合唱团把它再唱出来。
张筠英
被老师劝学戏剧
张筠英是在演出候场时被选中的，那年她10岁，在培元小学读五年级。当时她参加学校文艺汇演，和同学们在礼堂席地而坐等着上节目，“这时候进来一个胖乎乎的叔叔，他到处转，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来干什么的。他转转就坐在我旁边了。他看看我问：‘你演什么呀？新疆舞啊！上了吗？’‘没有呐，一会儿上。’他又问：‘你待会儿跳舞的时候我给你照个照片可以吗？’我说可以。他说你这么放心啊？我说我知道你是哪儿的，你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他的衣襟上带着一个徽章，我看见了。他可能觉得我挺好玩的。”张筠英的回忆仿佛让人看到了礼堂现场。
后来张筠英在导演严恭的回忆文章中看到：这孩子有镜头感，她在我给她照相的时候对着镜头停顿了零点一秒。
张筠英回忆：“开始不是让我演杨永丽，是让我演中队长，因为在学校我也是两道杠，《祖国的花朵》就是本色出演嘛。”当时剧组集中新街口百花深处，孩子们都住集体宿舍。“过了几天，导演把我叫出去，说给你换个角色，有点儿骄娇二气的杨永丽让你演好吗？我说不好。他问为什么？我说坏孩子嘛谁爱演。”张筠英说着眉毛一挑，小小的“杨永丽”的神态立刻浮现了出来。
导演严恭随后亲自到张筠英的家里，给张妈妈做了一番工作，之后张妈妈便告诉张筠英，要听剧组叔叔阿姨的话，让你演什么是你的任务，和你的学习是一样的，没什么可挑的。
张筠英还回忆：“拍戏的时候导演本来想当天晚上把第二天的戏排一排，可排了两场后他说效果不好，因为排过后孩子们老想着导演的要求，反而受限制，后来就不排了，全是现场发挥。”
“演江林的李锡祥，本身就淘气，一会儿拿我块橡皮，一会儿拿我根铅笔，我就说他：‘别闹了，再闹我就揍你！’”还是杨永丽的倔模样。
张筠英从小多才多艺，在少年宫是舞蹈组的，同时也学乐器。考大学的时候，戏剧学院的老师翻花名册看见了她的名字，就问，这孩子不是《祖国的花朵》里的小演员吗？她报戏剧专业了没有？张筠英当时报考的也是科技大学，想学生物物理，她也是理工科比较好。但是老师找来劝，让她一定要学戏剧，于是，张筠英走上了戏剧之路。
王玲
当老师后也带孩子们来北海
王玲是在天桥剧场参加北京市第一届中小学文艺汇演时被选中的。
天桥剧场是北京市第一座现代化剧场，当时很多部门都向市里申请想在那里进行第一场演出，后来是彭真市长拍板，第一场演出让给少年儿童。《祖国的花朵》的两位导演知道了，便来挑选小演员，王玲初选过关。
王玲当时家住东城区亮果厂，导演也是亲自到她家里征求意见，“先问我妈妈同不同意，又问我去演电影高不高兴啊？当然高兴了！后来我们10个男孩10个女孩一共20个孩子就集中在一起了。”
王玲也说，大家都是本色出演，因为剧本很贴近学校生活，“据说作者在小学里体验生活了半年，写出了这样一个切合我们实际的剧本，最初叫《祖国的明天》。其实就是不拍电影，学校也经常在北海公园组织活动，那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当时学校里都在争取红领巾班，那时候不是全员入队，要看表现，要互相帮助，班里的同学都合格入队了，这个班才是红领巾班。红领巾班有资格和国外的卓娅班什么的交流，是很光荣的事情。”
王玲长大后在实验二小当教师，教了十年小学语文，后来到北京教科院教研中心做思想品德的教材编写，1991年被评为北京市思想品德特级教师，当年只有两位。
王玲是很爱北海的一个人，每年都到北海公园拍照片，与北海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结。“从北海1978年3月1日重新开放后，我每年至少来一次北海。说实话，我们在北海都有自己的童年故事，那是忘不了的。”
王玲回忆，一进北海东门有一个儿童体育场，转椅、滑梯、秋千非常吸引孩子们。“特别是体育场里有一个转伞，电影里也有，我们都特别爱玩。还有儿童水电站、少年科技馆，在少年科技馆进行了很多报告，前苏联的卓娅母亲来中国，就在少年科技馆讲英雄成长的道路。濠濮间那里有一处军事天地，那是一个天然的、孩子们做军事游戏的场所。我上学时老师带我们，我当老师以后又带学生们，在那里抓特务啊，挖地雷呀，夺红旗啊，进行了好多活动。”
王玲的初高中毕业照都是在北海照的，退休以后第一次聚会也是在北海，这些都是王玲抹不去的记忆。王玲带来一张老照片，她拿给我们看，照片上年轻的刘炽和几个孩子坐在一条手划船上，刘炽手拿一管小笛正在吹奏，王玲坐在船中央。“这是刘炽叔叔在创作《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反复地将两个版本的歌曲吹给我们听呢。”
广东孩子问
真有这样的公园吗？
王玲有时候在家里开玩笑，说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他们是全中国第一拨儿学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人，“一转眼，60年了！”王玲觉得现在北海和《让我们荡起双桨》成了同义词，到了北海就想唱这首歌，唱着这首歌就想起北海，这个等号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也是北海公园一个特殊的文化底蕴。
2004年《祖国的花朵》老朋友在北海聚会，王玲和赵维勤在一起，她清晰地记得去吃饭时碰见六七位老人，他们是进后门来游园的。“看见赵维勤，有个人就说你是《祖国的花朵》里的中队长，赵维勤像现在一样微笑着很谦虚地点点头。”另外一位女士说我敢保证现65岁往上的没有不会唱这首歌的，然后她就起头，大家伙就唱，“我们两个在中间当然也就跟着唱，三段歌词一字不差。”这是真实的生活，是巧合巧遇的热情。
王玲还讲述了几件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有关的感人事。
北海老园长吴庚新曾经在园中碰上几位外地游客，他们看园长的样子像工作人员，就问他公园里有没有导览，他们说以前没钱也没时间，现在退休了，结伴来北京，第一站就到北海，想看看《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写的是天方夜谭，还是真有白塔绿水红墙？园长派了工作人员给这几位游客做导览，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和好奇。
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有一位孤寡老人，临终前说有一个愿望：到北海再听一次《让我们荡起双桨》。北海管理处也满足了她的要求，在北海前门的那棵大柳树下，用高音喇叭播放，老人坐在轮椅上听。周围的游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一边打拍子一边唱。一首歌唱完，老太太说，今生死而无憾了。
还有一次王玲到广东一个学校参观，学校正在进行歌咏比赛，有一个班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也邀请王玲一块唱。之后学校一个小记者团采访，问真有这样的公园吗？是不是在摄影棚里画的？白塔是真的还是搭的？为什么墙是红的？王玲说这样吧，我欢迎你们到北京，你们什么时候来给我打电话，我陪你们去看绿树红墙，去看北海公园里的白塔。他们特别高兴。
“所以，北海和这首歌结缘了，我和北海、和这首歌也结缘了。我们小时候唱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我觉得它将陪伴我们一生。”王玲认真地说。
刘炽
与孩子的感情，贯穿他的一生
《让我们荡起双桨》曲作者刘炽的子女一直致力于整理搜集父亲的曲谱手稿，现在整理出来的刘炽作品目录就写满了好几页纸。其子刘欣欣记得这首歌是刘炽和乔羽的第一次合作，乔羽接这个任务时年仅26岁，刘炽33岁。
刘炽不只是歌曲作者，他的大型音乐作品也很多，还有很多其他儿童音乐作品。“我父亲一生到底写了多少作品，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写完就忘了。他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写儿童歌曲，在延安鲁艺写的儿歌《小老鼠上灯台》现在还在当地传唱。”刘欣欣当场唱了两段《小老鼠上灯台》，稍有别于我们所熟知的京城儿歌内容，但曲调生动，歌词上口，富有时代特征。
“他写的木偶剧《巧媳妇》，乐队需要80人，演唱者也要五六十人，规模太大，领导当时不同意，但刘炽很执著，说，你让我写就要这么多人。后来到国外演出，特别成功。艺术局说刘炽真是厉害，没有他的坚持我们取得不了这么大的成功。”刘炽之子刘欣欣介绍，“当时中国木偶剧团刚刚建立，团里从办公经费中挤出40元给他做稿费。刘炽不要，说我知道你们的情况，给孩子写东西我一分钱都不要。到现在中国木偶剧团老一代人还记得这个事。”
刘炽创作《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故事流传很广，谈及此刘欣欣笑着说：“我父亲特别怕水，但是在北海他被孩子们热情地‘拉下水’了。我们知道他怕水的情况，所以也就更明白如果没有孩子的力量感染他，恐怕是做不到的。”
乔羽很佩服刘炽，他曾经有一句话：写东西快不算本事，写得又快又好才行，刘炽就是又快又好。“《让我们荡起双桨》半个小时就写好了，几乎是一挥而就，这也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但是写《上甘岭》电影主题歌时就不是，他和乔羽俩人都十几天写不出来。”刘欣欣说。
刘欣欣谈起刘炽写《上甘岭》片头曲时，他想在影片一开始就通过音乐把观众带到上甘岭的凝重气氛中。那一段片头曲原是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那是老师辈的音乐家。贺绿汀不同意刘炽改自己的东西，两个人的“官司”打到了国家艺术局。刘炽的道理是，我做这个音乐是要把上甘岭这段历史给子孙后代留下来。晚年，刘炽见到贺绿汀的一张照片，深深地鞠躬，说：“不好意思，我当年改了您的片头曲，我是为了《上甘岭》这部电影。”以此表达了对贺绿汀先生的敬意。
刘欣欣自己也是学音乐出身，他回忆自己当年陪老师杨鸿年先生出去演出，很多华侨请求能不能演奏《让我们荡起双桨》？杨老师非常吃惊，当天晚上没太睡觉，他给国内打电话找谱子，又自己配了钢琴伴奏，第二次演出时就演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记得当时老华侨们都站立起身，合着拍子，含着泪，唱了两遍。这件事对我的老师杨先生震撼极大，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一首儿童歌曲在海外华人心中已经到了一个神圣的地位。后来杨先生的演唱会返场都会唱这首歌，他也会给大家讲他经历的这件事。”
“父亲晚年一直说一句话：‘我把音乐还给了人民。’他和人民和孩子的感情很深，这种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刘欣欣感慨而道。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水面浮现出一张张花朵般的脸庞，那一首流过时代的歌曲，在清亮的童声中回旋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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