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第一次访问柏林，住处被安排在哈费尔河边，靠近湖区的地方。晨起散步，没走多远，居然就是有名的格里尼科桥。这座规模并不起眼的铁桥，20世纪初建成，曾在盟军空袭中损伤。战后修复后，却对城市交通没有很多贡献。它的位置恰好处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柏林交界处，结果被赋予一项特别的功能，就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交换被俘的间谍。熟悉冷战时代西方反特作品的人，都该记得那个地方。
上世纪70年代，北京内部放映过一部法国谍战片，叫《蛇》，当时好些男孩儿用东北话把片名说成“长虫”。很多人最早见知道亨利·方达、尤伯连纳、菲利普·诺瓦雷这些明星，就是因为该片。当时苏联还是我们的头号敌国，被冠之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等雅号，与之对抗也就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即使执行者是欧美势力。很多西方场景也就这样进入国人的视野，虽然少不了各种检查控制。很多故事结尾的地方，就是美苏双方在格里尼科桥上交换间谍。片中诈称叛逃西方，但被最终识破的俄国特务被直升机送到这里，换回一个驾驶侦察机渗透到苏联领空，却被击落俘获的美国飞行员。由于影片声称情节以真实事件为蓝本，那么这位飞行员只能是1960年，轰动一时的U-2事件的主角加里·鲍维尔。
然而我们知道，当年用来交换鲍维尔的敌方特务，并非是从原苏联跑出来的。那个人叫鲁道夫·阿贝尔， 生于英国，又在苏联接受特工训练。此人曾用多种化名证件，穿越欧洲各国，最后跑到纽约潜伏下来，还靠自己的绘画天赋，混入当地一帮艺术家的圈子。他选在布鲁克林高地租住，东河对面就是下曼哈顿金融区的摩天楼群，如今那一带的房价已非寻常百姓所能问津。阿贝尔激活了一个长期潜伏的苏联间谍网，把窃取到的美国核子技术，设法送回莫斯科。这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哪怕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会崩溃，也得休整。阿贝尔回苏联充电期间，便由他的助手临时负责美国这边的工作。接着便出现了类似影片中的一幕。
这位间谍助手派驻纽约期间，显然被资产阶级那一套腐蚀得够呛，染上一身恶习，特别是酗酒。趁着领导回国，他把对敌斗争的重大使命丢在脑后，活动经费用来买醉招妓，甚至侵吞被俘同志的抚恤金。当然这种名堂的可持续性是有限的，领导的眼睛更是雪亮。接到返回莫斯科述职的指令，他感到不是好兆头，也不想把自己这一辈子了结在在克格勃的刑讯室里。他一面拖延行期，一面寻思对策。途径巴黎时，他下了决心，混进美国驻法使馆寻求避难。尽管苏联方面预留了损管措施，但经过几轮周折，一个谍报网终于告破，阿贝尔也落入联邦调查局之手。这一叛逃事件，给《蛇》的编创人员提供了最初的灵感，而由此引发的后果，则成为眼下热映中的新片《间谍之桥》的引桥。
用超豪华形容这部电影的卡司，应当不成问题。导演斯皮尔伯格和男主角汤姆·汉克斯这对老搭档，如果尚存争议，再加上科恩兄弟出任编剧，整个配方的票房说服力，还将扩展到传统上的小众人士。于是，整个影片不再强调谍战类型的惊悚成分，而是在剧情当中增加了大量法庭剧元素。法庭上的被告自然是落网俄谍阿贝尔。做为曾经宣誓效忠的美国归化公民，他已经成为叛国者。即便如此，他也有权在后面的审判中，依法得到辩护，否则苏联的宣传机器便会大做文章。而他的指定辩护人，正是汉克斯饰演的詹姆斯·多诺万，一个专营保险理赔的律师。从这个人选不难看出，背后的大人物对于审判犬儒态度。然而此人最擅长的，就是劣势逆袭。
多诺万尽到了一个律师的职守，虽然这份本非分内业务的工作，把他的生活拖入深重的麻烦。你为叛国者辩护，你就是叛徒。这一点，说明了“五毛主义”的普世性。他在法庭上指出，联邦调查局抓捕阿贝尔时，并未持有效逮捕证。他通过私下协商，提醒政府方面留阿贝尔一命，可以用来交换落入敌手的己方间谍。他的话音未落，鲍维尔驾驶的U-2侦察机就在苏联上空被导弹击落，并在弹射逃生后落地被俘。苏联方面通过非正式渠道，指定多诺万担任交换俘虏的谈判代表。这个资深律师再次来到德国，当年他做为杰克逊法官的助手，参与纽伦堡战后审判的地方。只是这一次他要面对的，是“铁幕”的东面一侧。
此后的戏码，把我们带回施工中的柏林墙，以及克格勃、施塔希的权力迷宫，经过各种人道理想和现实政治间的反复冲折，直到当事人走上哈贝尔河上的间谍桥。虽然不是斯皮尔伯格和科恩兄弟的“扇子”，但笔者相信该片代表近年美国电影的最高成就。斯皮尔伯格这个敏感于时代精神的电影人，制作出这样一部饱浸“冷战”味料的新作，难免引起观者的联翩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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