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常说：我提倡趣味主义哲学，要是绷着脸看人，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很多人知道他年轻时爱摔跤、游泳、打篮球、听音乐以及参加社会活动，其实还有几件事，了解者或许并不太多。
“设计”国旗
1949年10月1日，梁思礼还在横渡太平洋的回国轮船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他与众学子欢呼雀跃。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便找来红布与黄布做成旗帜。当众人不知五颗星如何摆放时，梁思礼主张中间放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射线方向各放一颗小黄五星。国旗做好，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
担任大学电台主持人
梁思礼在普渡大学读书期间，有段时间担任学校电台主持人，在播放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名曲时，偶尔也插播中国的风土人情、政治观点等等。“文革”开始后，大搞清查，有人怀疑他是美国特务，成立专案组，调查他当电台主持人时的言行。结果，审查出他当时还播出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专案组大失所望，只得解散。
干校养猪
“文革”后期，梁思礼去河南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生性乐观的他养起猪来也别有兴趣。他30年后讲解《全面质量管理》，举了个例子：“我在干校养猪，从配种、小猪接生、催肥喂养到杀猪吃肉，各个环节都是一丝不苟，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全过程控制，因而每头猪都达到标准出栏水平。”我们问他，屠宰猪的过程怎么控制？他回答：“我一般不在场，对自己亲自喂养的猪下不了手。吃肉时厨房单独给我开小灶，吃素食。”
摔伤后的幽默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第一座立交桥——复兴门立交桥重修后竣工验收。梁思礼听说这桥纵横交错，有主道和辅道之分，很感兴趣，偕夫人去观看。到了复兴门，他同夫人边走边聊，观望着新建的桥。突然，一个没有标识和护栏、敞开着口、约6米深的电缆井吞噬了他，情况紧急，梁夫人赶忙去建桥指挥部反映情况，无人理她。后来，还是两位民工爬进电缆井救出了梁思礼。
梁思礼的后脑勺磕了个大口子、三根肋骨断裂、背腰部严重挫伤。他住院了，有关部门告知院方梁思礼的身份，时任市领导到医院慰问，并对梁思礼提出的“以此为例，为百姓着想，整顿北京市马路公害”等意见一一接受。梁思礼仍不失幽默：“这桥刚刚举行完盛大验收通车仪式，可能没注意到这个敞开的井口，领导也不会走这辅道，让我老梁下基层替他们实践了。”
“消化材料”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南苑138宾馆，召开某型号出厂前的汇报会，梁思礼等多名老专家参加会议。研制单位主管人员送给他们的汇报材料摞起来得有40厘米高，结果未等主持人宣布开会，梁思礼就站了起来，说要先回房间“消化材料”，分两次把汇报材料抱走，其他专家也纷纷仿效。我是会议组织者，事后他批评我说：“会上我给你们面子，不直接讲你们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准备这么多材料，说明各研制单位认真。我们不认真阅读材料，形而上学地表态同意，不是走过场吗？”后来，我们改进了与型号产品有关的会议制度，起到良好效果。
“向你道歉！”
在部里，我一度和上海方面工作关系紧密，被认为是“上海帮”。上海地空导弹装备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五院分支。60年代后期，在苏联屯兵中蒙边界的背景下，为了加快备战，上海市革委会遵照周总理指示，在地空弹研制基础上充分利用上海工业基地的有利条件，在北京提供远程导弹图纸和派出技术人员前提下，也开展远程导弹（即“风暴一号”火箭）研制，几乎同时发射成功。
70年代中期，是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汪道涵主持上海工作后，向中央报告，上海市“自掏腰包”继续研制火箭发射卫星。当时，上海GDP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陈斌主任很感兴趣，让钱学森前去上海主持“7812”会议，审定了作为发射通信卫星的备份火箭——新长征三号。我回部如实向司领导汇报了会议情况，郑天翔部长、继任的张钧都是支持上海这一型号继续发展的。时任控制工程所长的梁思礼笑着说，管你叫“上海帮”，那我是道听途说，向你道歉！有利中国导弹装备和航天事业发展的，都应该支持，不能局限在小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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